***不應輕言。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要對6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征稅,一度被視為中國加入WTO以來面臨的最危急情況,但雙方快速轉入談判模式,激烈的沖突爆發被暫緩了。
這并不意味著陰云已然過去。雖然特朗普行為被視為莽撞,但其貿易措施中追求的中國改變對知識產權的做法、限制中國在美收購關鍵技術、中國進一步開放等問題,在美國存在共識。一股對華政策轉向之風已經刮起。中國以國家之力推動戰略產業發展被視為不公平競爭的手段,對這種模式的擔憂非特朗普一時興起,也不僅限于美國。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本國經濟政策產生的全球外溢效應已無法忽視。正如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所說,對貿易糾紛也好,處理貿易逆差也好,最好的辦法就是中國表現出更加開放的態度。
明尼蘇達州35歲的大豆農夫皮耶費雪(Michael Petefish)試著把希望放在2019年。不僅因為2018年市場需求不如去年、成本些微上升,更因為出口出現了新變數。
在***的陰云下,美國的大豆農夫成為潛在的受害者。“現在情況非常不明朗,能自我保護的措施很有限。”皮耶費雪對記者說。
美國大豆行業組織近來在華盛頓奔走,除了向特朗普政府發出呼聲,也與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行會談。不過目前白宮仍然沒有回應他們的訴求,這讓他們有些失望。
兩國間的貿易沖突有了暫緩跡象或許能讓他們感到些許欣慰。當地時間3月28日,立場最為強硬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表示,美國根據301調查結果對華加征關稅產品清單的公示天數將從30天延長至60天,這意味著,6月份之前不會對中國相關產品增收關稅。他在采訪中還表示,中美有希望通過談判避免關稅大戰。
盡管4月1日凌晨中國商務部宣布從2018年4月2日起對自美進口的128項產品加征15%或25%的關稅,其中,對水果及制品等120項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為15%,對豬肉及制品等8項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為25%,但此項措施仍是針對早前美國對進口鋼和鋁征稅的232措施,而未直接回擊美國對中國的301調查,反制措施仍然克制。
這樣的情形沒有讓商界人士完全放下心來。按照美國前貿易代表辦公室中國事務助理雷明(Claire Reade)的說法,美國正在成為一個既新又具破壞性的貿易國度,不熟悉的武器和新想法決定美國面對的是一場與中國的艱難談判、一個短暫的***或者一場嚴重的***,甚至是美國政策的新定位。“能確定的很少,結果取決于中美對彼此的了解以及它們的目標有多實際。”雷明說。
美國大豆協會還會不斷向政府施壓。協會主席海思多費爾(John Heisdorffer)對記者表示,“我們仍然希望和總統坐下來談,和他討論怎么擴大而非限制貿易。”海思多費爾來自愛荷華州,大豆占他農場銷售額的將近50%。除了大豆外,美國豬肉出口企業和水果種植戶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特朗普于3月22日在白宮宣布將對中國產品征收關稅的同時,其政府在前后數日內對中國采取了另外兩個強硬措施:在南海執行美國的***航行權和***高級官員訪問***并與***地區領導人同臺。
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具體目標究竟是什么?背后是否有對華政策的整體考量,這些都讓外界猜疑。
雖然對特朗普行為的批評頗多,但要承認的是,在美國,一股對華政策轉向之風已經刮起,在要求中國改變對知識產權的做法、限制中國在美收購關鍵技術、要求進一步開放等問題上存在相當多共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認為,如果中國在這種情況下意氣用事,打亂了國內改革步驟,是得不償失的;同時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應有更加開放的姿態,讓其他國家來獲得你經濟發展的好處,由此確立自己的地位。
特朗普的目標是什么
不按常理出牌、破壞全球貿易規則是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兩大特點。自上臺以來,特朗普以縮減貿易逆差為名,重新談判美國簽署的各項貿易協定,接著采取單邊制裁手段,宣布對特定進口產品,包括鋼鐵和鋁,征收關稅;3月22日進一步公布301調查報告,宣布對中國600億美元產品征收25%關稅。
根據貿易代表辦公室信息,美國對中國產品征收的關稅將集中于先進技術產品,包括自動化機械工具、太空設備、航空、海洋、高科技運輸、新能源汽車和設備、農業設備等。
特朗普政府官員稱,對相關產品征收的關稅幅度將會讓中國企業失去出口的動機。
這種威嚇策略,在一些對手身上產生了威懾效果。特朗普政府先于2月16日引用232條款,以進口鋼鐵和鋁影響國家安全為由,宣布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緊接著就利用暫時豁免的優惠,重啟與歐盟、墨西哥、韓國、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等經濟體的貿易談判,甚至要求他們在對華***中統一戰線,其他未被豁免的國家也急著與美國談判。
不過到與中國直接發生***時,外界對特朗普的戰略和戰術能否整合感到疑惑。美國國會研究(國會的智庫)亞洲貿易和金融專家莫瑞森(Wayne Morrison)對記者說:“特朗普到底要什么?到底是(處理)301調查提出的知識產權問題還是貿易逆差?這需要厘清。如果是知識產權,那雙方應該將此作為首要議題,立即召開聚焦在這個議題的經濟對話;談判取得進展時,威脅要采取的制裁或許就可以被延遲、甚至取消。”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3月27日表示,特朗普的目標既是降低貿易赤字也是關于知識產權,畢竟雙邊貿易逆差不斷增長,特朗普希望看到數字往另一方向發展,例如中國通過開放藥品和醫療器材市場來降低美國的貿易逆差。
如特朗普的目標是降低逆差,相對容易達成,中國可以購買更多大豆、牛肉、天然氣和波音飛機,“但他的底線到底是什么并不明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費和中國研究項目副主任甘思德表示。
特朗普在宣布301調查結果的發言中稱,“這是很多調查中的第一個”。對此工業和信息化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員徐程錦對記者預判,美國接下來還可能對產能過剩問題,以及中國的互聯網政策采取措施,美國此次特別說明301調查不包括中國互聯網政策對于美國造成的損失,中美在數據本地存儲、跨境數據傳輸限制等問題上有很大矛盾。
“這不是貿易逆差問題,這是產業競爭問題”
在經濟學家和商界的眼中,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根本不應該是問題,而是全球產業鏈和雙方錯綜復雜的經濟聯系的必然產物。
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3752億美元,美國自中國進口的產品主要為通信產品、電腦設備、服飾、半導體和其他零件;美國出口至中國的前五大產品為航空產品和零件、榨油糧食、汽機車零件、半導體和相關電子產品、石油和天然氣。
美國國會研究的亞洲貿易和金融專家莫瑞森于3月提交的報告指出,在全球制造供應鏈下中美產品幾乎都達到“中國產品中有美國零件,美國產品中有中國零件的地步”。以蘋果電腦為例,其將制造外包給200多家企業,在全球900多個工廠制造,中國就占358家、日本137家、美國64家。英特爾供應蘋果的10家芯片工廠中,3家在美國、2家在中國。
而***逆差的主要原因來自泛太平洋圈,包括日本、***地區和***地區制造業產業鏈向中國移動。美國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1990年美國自泛太平洋地區進口零件比例為47.1%,2017年該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是中國制造在其中的比例:1990年中國制造比例為7.6%,2017年已增加到55.4%;同時期,日本在出口美國零部件的比例大幅下滑,1990年所占比例為23.8%,到2017年只占7%。
除了緊密的產業鏈聯系,美國還長期保持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中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1月-5月,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達230億美元,同比增長17%。2016年全年對美服務貿易逆差為381億美元。
而在中國看來,美國貿易代表提出將要征稅的產業,也無助于逆差的減少。
商務部研究院對外貿易研究所所長粱明從美國透露出將要對600億美元的產品征稅起,就開始研究哪些產業將受到沖擊。“公布出來的九大類產業,跟他的初衷不一致,其實把他內心真正的(擔憂)給公布出來了,核心不是逆差,他打的是你的未來。”粱明對記者表示。
***逆差較大的商品如手機(437億美元)、電腦(368億美元),以及玩具(122億美元)、家具、鞋靴等日用消費品均不在清單內。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充分考慮到了產業鏈的影響,以及***對美國人民生活水平的影響。
粱明根據海關數據對清單進行全口徑統計發現,美國列出的九大類產業很難達到600億美元的水平:所有高性能醫療器械加在一起13億美元,生物醫藥13億美元,農機裝備4.2億美元,工業機器人也是同樣的情況,就算包含所有具有***功能的機械器具,也只有8億美元。此外,航空、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都是美國享有順差的產業類別。
在184頁的301調查報告中,deficit(赤字)這個詞只出現了一次,而且是在特朗普提及貿易政策的大背景時出現的。
“這不是一個貿易逆差問題,這是產業競爭問題。”徐程錦認為。
美國對“中國制造2025”一直頗有微詞,包括特朗普本人和商務部長羅斯在很多場合也曾表示,他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在高新技術產業上被中國反超。301調查報告中也列出這樣的數字:在高端技術制造業方面,美國在全球所占份額為29%,中國緊隨其后占27%。
知識產權保護爭議
相比于美國各界在貿易赤字方面的不同解讀,華盛頓對中方在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上的不滿是少有的共識。
曾擔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的資深貿易專家、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布蘭斯泰特(Lee Branstetter)對記者指出,在美國產官學界眼中,中國的目標就是要以國內企業取代歐美日,用市場準入作為籌碼加速取得技術。“我認為華盛頓非常堅決地想解決這個問題,歐美的挫折感已經達到新高點。”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在宣布301調查結果時強調,高科技是美國經濟發展的主心骨。301調查歸結中國在知識產權方面存在四項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美國企業在投資中國時,為取得相關執照被要求轉讓技術;部分美國企業對華投資時,先受到投資限制,接著被要求向中國同行轉讓技術;美國先進技術和擁有大量知識產權的企業近來受到系統性并購;中國對知識產權的盜竊行為。調查報告還稱,中方的各項侵權讓美國平均一年損失500億美元。
由于中國制造技術的追趕,特別是在“中國制造2025”推出之后,美國從商界、學界到政府對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感到憂心,同時認為美國在與對華貿易政策互動方面被動,美國企業向***反映遇到的難題并未得到具體回應。
代理美國多家企業參與301調查聽證的律師斯圖爾特(Terence Stewart)說,美國在各種場合與論壇都試圖提出知識產權問題,但未得到太多回應。美國商會最新的調查顯示,商會主流意見希望美國政府能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互惠待遇強力發聲。
盡管美國各方有著共同的目標,但特朗普采取征收關稅的做法,讓不少企業擔憂問題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反而會引發更大傷害。
美國貿易全國委員會發文指出,商會認同特朗普政府,中國的技術轉讓現狀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確實需要得到重視,但美國企業希望看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而不只是最后可能造成更大傷害的單方提高關稅制裁。
部分學者認為,在出現進展前,特朗普政府會持續施壓。“但我不確定北京是否有此意愿,甚至不確定這對中方是能談判的。”布蘭斯泰特說。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中美顯然有著不同的解讀。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對此回應稱,“如果美國覺得技術是自己一家的,這種態度是歧視他國,是無知的表現。”
去年10月10日,中國國際商會、美國中國總商會、機電商會等赴美參加了301調查聽證會,中國國際商會代表中國工商界向美方提供了700多頁的評論和證據材料。
中國國際商會副會長陳洲在聽證會上表示,中美兩國工商界都感受到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和營商環境的明顯改善。在美方關注的技術轉讓領域,均由中外企業進行平等協商、自主決定、有償交易。在轉讓技術基礎上的新研發技術歸屬,也完全由企業間的商業談判所決定。中國企業到美國開展投資和收購,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大背景下的企業自主選擇,完全遵循商業考慮和市場化原則,收購交易符合美國法律。此外,中美同為網絡攻擊的受害者,雙方應當加強合作,攜手打擊網絡犯罪和通過網絡竊取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的行為。
中國承認以往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做得有所欠缺,但近年來已經在執法方面有了巨大改善。據統計,外國公司在中國提起的專利侵權案訴訟,勝訴率已經達到80%。國家規定的賠償額度從以前的1萬到100萬元,提高到10萬到500萬元,中國還成立了三家知識產權法院。
在剛剛通過的***機構改革方案中,重新組建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將與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職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決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周期長、成本高、賠償低的問題。
2001年加入WTO前后,為符合國際通行規則,中國對《知識產權法》、《專利法》等知識產權相關法規進行過系統修訂。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頒布實施并被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此后,全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基于打擊侵權假冒的***、執法、司法行動已有極大提高。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3月21日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已成為《專利合作條約》框架下國際專利申請的第二大來源國,僅排在美國之后。該組織總干事弗朗西斯·高銳稱:“中國對國際專利體系的使用大幅增加。”
投資受限:針對“中國制造2025”
中國在過去三年對美國高科技領域展現出強烈的投資意愿。自2013年至2016年,中國平均每年在美國高科技及創新產業的投資約為90億美元。
特朗普指示美國財政部在60天內明確如何建立一個機制,幫助限制中國在美國關鍵領域的投資。
曾經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工作并處理過上百例審查,現在為Wilson Sonsini Goodrich &Rosati律所合伙人的赫芬茲(Stephen Heifetz)告訴記者,特朗普要求財政部出臺的新措施可能比Cfius范圍要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工具,可能會用經濟制裁作為工具來限制中國投資。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報道稱,美國考慮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遏制中國在美收購敏感技術。1977年出臺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允許總統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依此對威脅國家安全的交易叫停。
徐程錦也認為,在接下來一段時間,中國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投資會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美國對中國技術優勢帶來威脅的擔憂在否決博通收購高通的案例中更加凸顯。特朗普在3月12日頒布的總統令中禁止博通公司以任何形式收購高通公司。總統令的依據來自Cfius的一封意見函,其稱“博通缺乏對5G技術的研發,這可能會使華為在5G世界當中占據主導地位,進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國會還在推動對Cfius進行改革,改革若通過將極大擴充Cfius的權力,進一步提高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面臨新的壁壘。去年11月8日,國會參眾兩院的議員分別提交了一項名為《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2017)》的法案,尋求拓寬Cfius的審查范圍,改變審查程序和范圍。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共和黨眾議員羅伯特·皮坦吉爾(Rep. Robert Pittenger)聲稱,法案用意之一就是針對“中國制造2025”,“我們要確保美國科技保持領先,不要讓外國政府通過任何渠道取得這些技術”。
為了推動上述改革成為法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進行了兩場聽證會。記錄顯示,幾乎每位議員的言論都指向中國。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技術政策專家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是參議院聽證會的發言人之一。他指出,美國視中國為一個戰略對手,在尋找途徑繞過Cfius的保護,中國的產業政策是Cfius的最大挑戰。
Cfius改革的一個主要思路是通過擴大其管轄權,將審查從只關注并購擴大到合資企業,即防止美國的“關鍵技術公司”通過合資等方式,向外國投資者提供知識產權與相關支持的情況發生。
五角大樓的報告將谷橋基金(Canyon Bridge Capital)收購半導體公司萊迪思(Lattice)作為規避政府監管的例子。報告稱,創立與中國有關系的私募股權基金,是為了掩蓋資金來源,令Cfius批準交易的“可能性提高”。2017年9月14日,谷橋基金對萊迪思的收購被特朗普叫停。
此外,法案將對某些可能超過美國的新興技術加強審查。越來越多的交易涉及尖端科技行業的初創企業,這些交易規模往往太小,未達到需要Cfius審查的門檻。
對此,法案規定,如果外國政府擁有外國投資者25%或以上的股權,或者投資者的信息難以獲取,這些收購就會觸發Cfius強制申報,且***可以規定提交哪些聲明內容;未進行申報可能導致大額民事罰款以及禁止或解除交易。
然而上述改革并未解決Cfius被詬病的透明度的問題,對“新興技術、關鍵技術”的定義是不明確的。Cfius通常僅宣布裁決結果而不會通報被否決的原因,這有可能經常性地引發美中經貿出現緊張局面。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曾任中投董事長的***就表示,由美國財政部牽頭的外資審查委員會的規則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滿不確定性。“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中國的產品甚至含有中國股份的美國企業法人的產品,在美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我也就此做過很多的磋商。”
對此***委員會副主席彭捷寧提出,Cfius確實需要改善其透明度問題,“我們鼓勵美國政府透明化,特別是在檢視這些包括中國投資案在內的外國投資方面,避免使用國家安全作為保護的借口。”
301調查報告中關于投資方面的指責稱美國先進技術和擁有大量知識產權的企業近來受到系統性并購,報告中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到非市場因素的驅動,這些因素來源于***廣泛的干預,以實現產業政策目標”。但根據中國發改委《中國對外投資報告》,對外投資民營企業數量已經超過國企,占企業總數六成以上。
一個可能的情況是,Cfius最終會呈現一份確切的清單。劉易斯透露,其類似于國防部、商務部列出的出口控制清單,美國在制定清單所涉及的技術時,會研究中國五年計劃或“中國制造2025”中列出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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