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來一直力推政府機構加大采購“美國制造”產品，以兌現其“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競選承諾。前幾天他又簽署一份“升級版”的行政令，要求美國聯邦政府采購監管委員會在180天內草擬一項新規，規定聯邦政府采購的美國貨中本土材料的使用成本需占產品總成本55%以上，高于現行《購買美國貨法》中規定的50%以上。行政令還特別提出要將聯邦政府采購的鋼鋁產品中本土材料成本占比提升至95%以上，以促進制造業回流美國。

在全球經濟早已高度一體化的今天，上述行政令根本不像被廣泛視為二戰以來全球最大、也是最成熟市場的經濟國家所為。因為，根據美國商務部對市場經濟的認定，國家必須在以下六個方面遵守市場經濟的相關基準，包括：貨幣的可兌換程度，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度，外資企業進入其市場的自由程度，政府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和占有比例，政府企業行為和微觀資源配置的退出程度，包括出口等內容的其他領域企業自由度及政府控制程度，等等。而上述六條標準的核心要義是要遵循市場規律，維護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系。對美國政府而言，其角色定位似乎更應接近于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言的“積極不干預”。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

只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實踐或經濟政策從來不會呆板地兌現一般的靜態假定。

早在1894年，美國即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之后，美國在歷史機遇和多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不斷整固自己全球首席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正式宣告美國登上全球產業與金融分工之巔。當年美國的工業產值占到世界40%以上。不過，從二戰后的實際經濟運行情況而言，美國一直是選擇性地執行其信奉的市場經濟標準。美國對本國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強度在某些方面遠遠超過它所指責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美國從未放棄對農業的補貼，且長期密切關注主要(潛在)競爭對手在工業領域的技術進步與產業發展，一旦發現對美國形成競爭擠壓便立即采取打壓措施，美國《1974年貿易法》中的“201”“301”條款即是明證。

眾所周知，制造業的規模和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和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沒有強大的制造業為基礎，根本談不上貿易價值鏈的提升乃至標志最高分工水平的金融定價權。但美國曾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將近30年時間里過度重視發展金融業和房地產等服務業，使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一定程度上遭到削弱， 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喚醒美國人對實體經濟的重視。在經濟繁榮年代，處于經濟分工頂端的金融業即便出現嚴重的生態異化，其外部負效應也容易被忽視。但當支撐金融業發展的實體經濟因受金融危機沖擊而跳水的時候，金融業的自私面目及對促進廣泛就業無能為力的弱點便暴露無遺。而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產業的發展，則可以在較長產業鏈上實現財富的合理分配，尤其對提高政府極為關注的就業率大有裨益。

正是看到金融業的上述弱點，美國決定正視本國經濟發展的沉疴。早在2008年，擔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的勞拉·泰森就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是供應鏈中心，“美國消費－中國生產”的模式將在未來十年失效。而曾任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薩默斯則呼吁奧巴馬政府：“美國必須成為以出口為導向而不是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必須依靠真正的工程技術，而不是金融巫術。”世人發現，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開始將經濟政策著力點調整到重視實體產業和出口導向的軌道上來，力推“制造業回流”和“出口倍增計劃”，以便在修復經濟失衡的同時，扭轉美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頹勢。這一政策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不僅被有效繼承，甚至光之大之，成為“美國優先”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年7月15日甚至被這屆美國政府定為“美國制造日”。

只是，全球制造業發展、產業變遷與分工格局早已發生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的根本性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成為最重要的制成品中心和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環節，不僅是發揮要素稟賦優勢和適應市場競爭的結果，更構成了全球制造業分工和良序生態的最重要基礎。這一相對穩固的分工格局，不是美國政府通過鼓勵給予來美國建廠的企業優惠政策，或以關稅為杠桿引導“制造業回流”等扭曲市場經濟規律的措施所能打破。

對產業分工有著透徹理解的蘋果公司，2017年曾回應特朗普政府要求，承諾向美國一支新的先進制造業基金注資10億美元，以擴大美國就業創造機會。亞馬遜和英特爾也曾做過類似嘗試。但事實卻是，蘋果公司今年6月決定將在美國組裝的唯一主要設備——臺式電腦轉移到中國生產。正如強扭的瓜不甜，“強扭”企業回流美國或高舉“國貨”大旗販賣“美國優先”，違背市場選擇和產業分工規律的蹩腳計劃和經濟思維，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美國制造”的現實，也還根本支撐不起華盛頓的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