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7調查’對我們影響太大了，勝負關乎我們在美國的整個市場。”近日，談起被中國很多企業視為“洪水猛獸”的這一美國貿易壁壘時，全球通訊領域的龍頭企業——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知識產權部副部長文明對第一財經記者如是感嘆。

因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條法規得名的“337調查”，幾乎所有涉此調查的案件都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中興通訊自2011年至今已遭遇7起“337調查”，是國內遭遇相同案件數量最多的企業之一，其中中興通訊勝訴5起，對方主動撤訴2起。

像中興通訊這樣的行業龍頭，多年專注研發積累的關鍵技術及核心專利等，可以無懼該貿易壁壘。然而對國內不少企業來講，在涉及保護知識產權時，他們并沒有行業巨頭的底氣。

從整體上看，我國專利申請數量龐大且增長迅速，但也有存在的問題，要么申請的國際專利數量少，要么申請的國內專利含金量低，像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有關專利的國際條約）等具有含金量的國際專利數量，在中國2015年超過100萬件龐大的專利申請總量上僅占了4%左右。

此外中國專利的利用水平也堪憂，大量專利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加上對專利的保護力度不夠，專利申請人的合法利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含金量總體不高

專利是知識產權中的一大板塊。國內專利主要分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

近年來，中國專利數量急劇增長。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去年11月發布的報告，2015年中國專利申請量超過100萬件，幾乎占全球總量的4成。同時中國專利申請增幅高達18.7%。

數量雖多，但專利總體含金量被詬病。深圳一位高新技術企業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專利有時流于形式化，他身邊有些朋友企業的專利就是拼湊的：“大公司有內部團隊專門負責專利事宜，中小企業沒有這么多精力和資金，只能委托專利代理公司。他們大多是走形式，你給錢，他就想法幫你申請上專利，實用性不高。”

事實上，很多專利代理公司是“黑戶”。深圳市知識產權聯合會網站上最近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截止2016年11月30日，在全國各地工商局共注冊有28967家知識產權代理機構，但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的有專利代理資質的代理機構為1496家，僅占5.16%。

專利含金量不高的原因，也在于申請人的目的復雜。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對于個人而言，有專利在手，方便在某些一線城市落戶，一項專利可能會加幾十分，其中含金量最高的發明專利加分也最高;也有利于評職稱拿項目。

對于企業而言，有專利在手，有助于抬升企業身價、獲得政府補貼。上述企業主介紹，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有硬性指標，必須得有一兩項發明專利。政府對企業資助時，發明專利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所有類型的專利，政府都會有所補貼。國家也可能會撥款給你做研發，我們曾申請過政府的50萬元無償創業資助。”

作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專利在企業融資時也是實力的象征。深圳市普羅醫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創新官黃漢年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們去年憑借2個重要的發明專利從銀行獲得500萬元貸款。

“專利也代表了技術實力，能夠在產品銷售時獲得市場信任。此外專利也可以賦予企業申請省市級課題的資質，這一點很容易招攬人才。課題一旦成功，人才的行業地位會提高。”黃漢年補充道。從畢業到現在，黃漢年已申請個人4項發明專利，其中1個已授權發證，另外5個實用新型專利也得到授權了。這能令他在深圳走某些流程比如申請職稱時，可以走快速綠色通道。

侵權成本低

雖然申請專利好處多，但并非所有企業都踴躍欲試。

黃漢年所在的公司成立于2003年，2015年他們生產的子宮肌瘤無創醫療設備在拿到了國家食藥監總局市場準入證2年后終于開始量化生產。目前，他們已有4個授權的發明專利了。這個數量對于企業來說不算少，但對于一家經歷了12年研發沉淀期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來說，并不算多。

“我們前面十幾年專注研發，不敢去申請。” 黃漢年說，“同行的大公司會‘嗅’到你的方案和設計。如果其他公司抄襲了，除非你密切關注，不然即使他們的產品進入市場了你也很難察覺。有些核心技術一般也看不出來，兩瓶不同牌子的礦泉水，你從瓶外是看不出來區別的。”

事實上，他們還未就特別核心的技術申請專利：“一旦申請，就要對公眾公開專利內容，有些競爭對手可能會模仿，這會對我們造成致命打擊。”

黃漢年舉例：“假如炒盤青菜的配方是5毫升油和2克鹽，在申請專利時就要公開油是花生油還是菜籽油，鹽是國產的還是進口的。雖然在量上可以公開一個范圍，比如說油寫成2毫升~10毫升，鹽是1克~3克，但是整體配方還是要公開。這樣‘嗅覺靈敏’的同行就會快速地抄襲。”

為什么會有抄襲？一個原因是侵權取證難。中國反侵權假冒創新聯盟常務副理事長、深圳一站式知識產權保護服務平臺安盾網總裁艾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的法律規定，主張權利的一方負有舉證責任，即‘誰主張誰舉證’，但取證不容易。”

即便取證成功，能得到的賠付金額也遠遠達不到起訴方的預期值。艾勇介紹，國內法院判決金額很低，一般是三五萬元以下，而在國外動輒幾百萬美元。國家知識產權局保護協調司副司長張志成曾在2014年表示，對所有已公開的專利權案件判決書進行研究后，發現我國專利權案件的平均判賠額只有8萬元。

侵權成本低，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侵權案例增長快速。艾勇說，近幾年專利侵權案件數量增長特別快，幾年前以商標和版權為主，現在以專利為主。“因為打擊力度大，假冒、盜版的案件數量下降很多，但是新產品繞不過專利，門檻較高，企業要么自己獲得授權，要么去侵權。”

為防止侵權泛濫，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的力度在加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于去年11月公布，提出要提高知識產權侵權法定賠償上限，探索建立對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并由侵權人承擔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就在去年12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一審認定，被告恒寶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原告北京握奇數據系統有限公司發明專利，判決被告恒寶公司賠償原告握奇公司經濟損失4900萬元，以及合理支出律師費100萬元。這是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建院以來作出的最高金額判決。這個案子被業界視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為侵權官司樹立了一個標桿，也讓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對專利保護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另外，國務院于上月底印發《“十三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知識產權規劃首次列入國家重點專項規劃，重點工作中就包括完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到2020年，知識產權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建成一批知識產權強省、強市，知識產權保護環境顯著優化，知識產權運用效益充分顯現，知識產權綜合能力大幅提升。

轉化率低于發達國家

中國專利的利用率不高，不少專利申請完后就束之高閣，不能為市場所用，也被不少人吐槽。

專利的申請者一般為高校和企業等。以高校為例，資金受限、科研與產業對接不到位等原因，導致科研人員積極性不夠，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有媒體報道稱我國高校雖然擁有大量專利，但其平均轉化率不足10%，歐美日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轉化率在30%以上;也有觀點稱中國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甚至遠低于10%，歐美日發達國家則在50%左右。

無論如何，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一位政府所屬的科研單位科研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單位的成果轉化不到5%吧。原因在于即便轉化，收益也落不到自己頭上，沒有積極性。”另外他透露，高校和國有研究機構科研人員的動力較弱，一些科研人員無非就是想發篇論文，評上職稱就行。

不過，這一狀況正在改變。去年5月底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提出，“深化改革創新，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這樣的重要論述讓不少地方都關注到成果轉化、體制創新和人才發展環境三個最關鍵的科創體制改革問題。

隨后，作為中國科創重鎮的深圳率先推出落實科創體制改革精神的地方細則。根據這一新政策，深圳明確，政府所屬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將下放到項目承擔單位，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也將提高到70%以上。

雖然從全國范圍看，企業的專利轉化率不高，但在民營企業占多數的深圳，表現可圈可點。

深圳市知識產權局專利負責人之一的黃遠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深圳高校和科研單位數量不多， 90%以上是企業在申請專利，不過其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與國企或科研體系的企業不同，這些民營企業充分享受市場競爭，專利成果轉化率因而也高很多。

黃遠輝說：“深圳企業的專利轉化率是多少，我們沒有做統計，不好說一個具體的數字。但是從專利應用的情況來看，確實比較高。”

在深圳，高新技術企業云集，華為、中興、騰訊等眾多行業巨頭集聚于此。這些企業的授權專利量龐大，并憑借領先的技術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在專利轉化上，深圳市知識產權聯合會常務副會長王躍希望企業能夠攜手，相互促進彼此的專利應用。王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她希望看到的狀況是，“你的創新，我給你付費，然后我在你的發明基礎上，又有新的發明，然后你使用，你再給我付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進，這才是積極的方向。”

應建立聯盟反貿易壁壘

中國企業獲得的海外專利數量在總體專利中占比也較低。

2016年11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 總干事弗朗西斯·高瑞（Francis Gurry）在發布上述報告時稱， 2015年中國的專利申請量達到101萬項，這些數據表明中國正在推動亞洲引領全球的創新增長。不過中國收到的101萬項專利申請中，大部分為申請國內專利，只有約4.2萬項是更具含金量的海外專利。

海外專利主要包括PCT國際專利，以及一些向單一國家申請的專利等。

黃遠輝解釋：“PCT國際專利是一種協議，專利申請人可以通過PCT途徑向專利主管國遞交國際專利申請，然后向多個國家申請專利。這樣能省下向多個國家同時申請專利花費的精力。這是廣撒網的模式，適合目標市場多樣化的企業。而向單一國家申請專利適合目標市場比較單一的企業，綜合費用也要便宜一些。”

不過，申請PCT國際專利難度大，技術上要求有一定創新，一般需要兩三年的時間才能審批下來。中小企業申請起來有點難度，目前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中，有一半是來自華為、中信、比亞迪、騰訊等大企業。黃遠輝表示。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深圳市知識產權局拿到的最新數據，2016年1~11月份，深圳市PCT國際專利申請達17841件，同比增長52.4%，占全國申請總量的48.7%，居全國各大中城市之首。

這些國際專利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時攻克貿易壁壘的利器。就拿令很多中國企業聞之色變的美國“337調查”來說，中國企業的應對能力正在大幅提升。

根據有關程序，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在啟動“337調查”后一年內作出裁決，如果涉案企業被裁定違反了第337條款，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將發布相關產品的排除令和禁止令。這也意味著涉案產品將徹底喪失在美國市場銷售的資格。

美國“337調查”被頻繁地應用于針對中國企業的貿易摩擦。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去年7月表示，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近年來發起的“337調查”案件數量一直居高不下，1/3以上的案件針對中國對美出口的產品。2016年上半年，美國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了11起“337調查”，案件數量超過2015年全年案件數量的總和。

對于龍頭企業中興通訊來說，這其中的感受可謂最深。“雖然這7起調查最終沒有影響我們在美國的市場，不過如果敗訴，就意味著我們將失去這個市場。”文明慨嘆，通過海外知識產權勝訴這一例子，充分說明在目前的全球化市場競爭中，知識產權實力已經成為進入歐美高端市場的門票。截至去年6月，中興通訊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6年排在全球前三，是中國唯一一家獲得此成績的企業。

不過，對于很多中國企業來說，“337調查”依然是個難關。業內估計近年來中國企業的勝訴率不足40%。文明解釋，許多美國公司之所以都選擇“337調查”，也是因為該調查申請較容易，調查訴訟周期長，導致訴訟費用畸高，可以最大程度上拖垮競爭對手。

對于中小企業來說，這筆高昂的費用顯然不堪重負。由于“337調查”一般會對同一個行業的多家公司同時起訴，文明建議，鑒于中國企業目前在國際市場上的相對弱勢，對國際競爭規則的理解與運用，和國際巨頭之間還存在差異，中小企業可以組成應訴聯盟，分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