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口半導體總金額遠超石油，國產化之路仍任重道遠。

“集成電路產業是信息技術產業的核心，是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和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性、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2014年出臺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擘畫了中國推進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目標和重點。

從世界范圍看，半導體作為信息時代的基礎，總產值已停滯增長第七年。個人電腦、智能手機之后，新的突破性增長點在何方，困擾著美國硅谷的產業巨頭和眾多創業者們。

對中國而言，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一批科學家、企業和研究機構投入半導體研發，加上近幾年包括《綱要》在內的“強芯”政策的扶持，中國國產半導體經歷跨越式發展，同時也發展面臨著技術、資金、設備、人才等多重難題。

在展訊聯合創始人、北京清芯華創投資公司投委會主席陳大同看來，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從早期的自力更生、政府主導逐步發展成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模式，產業基金的運作撬動了更大的資本力量，而良好的市場和政策環境帶動了海歸與國內技術人才集聚的產業現狀。

陳大同于1977年高考恢復之際考入清華大學，是國內首批半導體專業的博士生，其后于1989年留學美國就讀伊利諾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1995年和2001年，陳大同分別在美國和中國參與創辦了Omnivision（豪威科技）和展訊通信，前者致力于CMOS圖像傳感器芯片，后者研發出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手機基帶芯片，均一度成為全球同行業的引領者。2008年，展訊在美國上市后，他投身風投，領導了一系列集成電路領域的投資。

從1978年開始進入半導體專業學習到現今，陳大同見證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成長以及所處世界地位的變革。中國半導體產業四十年的風雨兼程，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種種演進的注腳。近日，澎湃新聞在北京專訪了陳大同。

【對話】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四個階段

澎湃新聞：1978年你從清華大學無線電專業換到半導體專業，到現在等于同半導體打交道40年時間，你怎么看中國這幾十年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經歷了哪些階段？

陳大同：感觸特別深。第一階段就是在我出國前，國內全是自力更生。

中國半導體產業從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就開始了，當時距離世界水平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幾乎是同步開始，但是由于兩件事，一是“文革”，另一個是“閉關鎖國”，所有的技術、工藝、設備全是自己做，慢慢被國際先進水平拉開了差距。

等到1980年代初，我上研究生的時候，中國距離國際水平已經差得非常遠了。當時國內半導體研究水平最高的是兩個研究所，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微電子研究所，但是清華大學微電子研究所只做一件事，叫做“逆向設計”，實際上就是解剖芯片，分析之后再重新做出來。像當年英特爾CPU8088、8086，幾十萬、上百萬個晶體管，我都能把它分析出來，還能把它做出來，這能力非常了不起，但是沒有任何的正向設計能力。這種逆向設計是為了“追趕”，為了打破國外的禁運，但完全不是真正的“趕超”。

第二階段從1980年代末開始到整個1990年代，政府想通過國家意志引進國外技術來做。當時有兩個國家項目，一個是“908工程”，引進六吋生產線；另一個叫做“909工程”，引進當時最先進的八吋生產線。909工程幾乎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工程，投資大概一百個億，想引進最先進的設備來發展自己的工業。但是最后證明這不是一個成功的模式，因為它還是一個完全國有的、沒什么激勵機制的模式，需要國家不斷輸血。908跟909這兩個工程，基本上證明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樣做事是做不通的，是沒有市場競爭力的。

下個階段從2000年開始一直到2013年，這個階段以幾件事作為標志。

2000年的時候發生了兩件最重要的事，一是真正跟世界接軌的合資半導體代工產，中芯國際和宏力建立，這樣，芯片設計公司的產品就能在國內加工了。同時，國家當時的信產部下發“18號文件”（《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其實18號文件主要是起到一個號召作用，它讓大家看到了國家的重視和支持，許多海歸都是看到18號文件，再加上國內有了代工廠，然后才回來辦設計公司。

還有一件事，從本世紀初開始特別是2005年以后，硅谷VC（風險投資）開始向國內投資了。有了資金，有了代工廠，有了國家政策支持，這三樣使留學人員能夠下決心回來創業了。展訊就是這樣。

這一段時間半導體產業雨后春筍般地出來了很多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基本都是靠VC支持，再加上一些政府支持，但政府支持不是主導。這類企業盡管起點比較低，但是基本上都是直接跟國外大公司競爭，因為他們的效率高，接地氣，又有技術，因此發展非常快。所有成功的公司都是在各個領域打敗了國外公司，用進口替代的模式做起來的。基本上到2013年之前，在設計、封裝，包括設備跟材料，各個行業都有一些自發的企業，等于有了一個自發的產業基礎。

澎湃新聞：2013年之后的情況呢？

陳大同：越往后做越發現一個問題，在整個半導體產業當中，有一些是民間資本、地方政府，或者完全按照市場方式做不了的，非得靠國家的支持引導才能發展，這實際上是也國家信息產業發展的戰略需要。

主要有幾個方面。比如存儲器，投資非常大，慢慢的世界上只剩下那幾家巨頭，實力非常強，我們要靠民間資本支持從頭做起幾乎不可能。非得要有五年到十年的投入期，這期間肯定賺不了錢，之后能不能賺到錢還不一定，但這又是產業特別需要的。所以，這就只能由國家出面來協調資源，組織攻關。

再比如新建代工廠。建廠是一個投入很高但是回報很慢的事情，實際上中芯國際雖然做成了，但中間非常痛苦。如果要再投資一個中芯國際，恐怕民間資本誰都不愿意投了，因為它的回報太慢，過程很痛苦。

大概在2012年的時候，有四個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這四個人是展訊CEO李力游，中芯國際當時的董事長張文義，中微半導體的創始人尹志堯，還有上海半導體協會當時的秘書長蔣守雷。這封信通過上海方面報到了最高層，得到批示之后，政府才決定要把集成電路當成一個國家戰略來做，于是2014年發布了《綱要》。

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其中最實質性的措施有兩個，第一是成立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來領導。發展一個產業跟各方面都有關系，沒有一個更高的層次來協調是做不了的，由副總理來掛帥，好多事都順了。第二是成立國家級的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大基金），財政部出大概1/4的錢，其它由國開行和國企出錢，運營方式是以國家引導加上市場運作，以股權投資的方式來做。

在那之后，也就是2013年、2014年到現在，算是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國家一出手，許多不敢做、不能做的事全都能做了，而且半導體發展成為熱點，實際上又有點過熱了，但和前面那種冷清的局面比，總歸是件非常好的事。正是有了這些，我們才能做一些原來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創業者從海歸向國內人才轉變”

澎湃新聞：這兩年很多地方都在主推集成電路產業，確實出現了像你所說的過熱征兆。這種產業熱會如何發展下去？

陳大同：在國內，任何一個產業都會有幾個階段，最早是沒有，一窮二白，突然有一家起來起了示范作用，呼啦一下，后面跟著全起來了，馬上過熱。

但是計劃經濟跟市場經濟不同，計劃經濟靠計劃，沒有過熱，也沒有發展；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會上，過熱之后大家各自拼，最后剩下一些特別有生命力的、真正做的好的企業。用市場的方式進行淘汰，再通過重組并購，產業才能逐漸成熟，剩下的都是生命力非常強的龍頭企業。

過去幾年，其實在泛半導體產業當中出現過兩次過熱現象。一次是太陽能產業，在2008、2009年的時候特別熱，當年中國多晶硅在建產能是世界需求的三倍，后來價格殺得一塌糊涂，好多企業虧損。在這個洗牌過程中，那些歐美企業幾乎全打沒了。另一次是LED產業。在2016年前后，突然有一家地方政府推出政策，企業買一臺MOCVD設備，政府補貼一千萬元。后來好多地方全出同樣政策，于是出現了上百家做LED芯片的公司。到了第二年，因為沒有那么大的市場需求，設備開工率不到30%。洗完牌之后，這個領域又是中國公司的天下了。

半導體有幾個特點跟原來不一樣。首先，半導體是明星當中的明星，高科技當中的高科技，是國家戰略新興產業當中最重視的一塊。過去凡是支持半導體產業、前期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地方領導幾乎全都得到重用。現在國家又特別強調創新，整體氛圍也大大改善。

另一點不一樣的是，這幾年國家投資體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2013年之前，幾乎是國家投國家的，民間投民間的，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沒有任何交集。而國家資本的投資效率非常低。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國家4萬億的投資就是一個例子。

從2013年開始，政府嘗試一種以國家引導加市場運作相結合的方式。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是國家層面以這種方式運行的第一次嘗試。到地方政府層面，地方政府也成立了許多半導體或者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很少再由國家、由地方政府來獨資投資項目。

現在國家一塊錢能夠撬動至少三塊錢、四塊錢，而且投資都有市場化的考核指標，而不是一拍腦袋做決定。這是根本性的改革，過去尋租的空間太大，現在審批權到了基金層面，由專業基金管理人做決定，灰色地帶幾乎沒了。

在大基金成立之初，其實中央政府還想全國一盤棋來指揮，當時指定了“三加一”個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加武漢），準備在這些地方大力發展集成電路產業，避免重復投資，各地爭搶資源。但是地方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積極性非常高，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后來想明白這是好事，最后可以通過并購的方式來解決，投資都不會浪費，所以用正確引導的方式，而不是用計劃。

澎湃新聞：早些年在國內開始從事半導體行業的，很多都是像你一樣的海歸。這幾年創業主體有變化嗎？

陳大同：十多年前，大概有80%以上的半導體公司都是海歸創業。

原來國內半導體產業百分之百是國營，上世紀90年代國外的半導體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后，把大部分國企都沖垮了，只剩下一些軍工企業。后來十幾年半導體產業發展起來，基本以民企為主。那個時候海歸是有優勢的，他帶著技術和產品回來，主要是技術。另一方面，海歸因為在國外大公司做過，比較容易被VC認可。這是為什么，十年前以海歸創業為主。

但海歸也有天生的劣勢，就是對于市場特別是國內市場不了解，所以一般回國后都得走上幾年的彎路。他們喜歡用一些世界領先的技術，做世界領先的產品，做出來后就發現中國沒有世界領先的客戶，于是他們的產品只能對標歐美客戶。但創業小公司做歐美市場基本上沒戲，很多公司在這階段就死掉了。一部分海歸回國后能想明白，國內客戶需要什么，用高科技做出一個適應國內市場的產品，這樣公司就發展起來了。

經過這十幾年的發展，國內的工程師都培養起來了，也都見過創業是怎么一回事，現在是以國內人才的創業為主。他們的最大優勢在于，對于本地市場非常了解。另外，近年來，VC也不都是從海外回來，國內也有許多基金，這些都造成了現在以國內創業者為主的局面。

“硅谷的衰敗值得借鑒”

澎湃新聞：你在1995年的時候在硅谷創辦了豪威科技，那時在國內恰好出現聯想的“柳倪之爭”，一個堅持走商業路線，一個走技術路線，最后聯想選擇了商業路線。你怎么看當時的選擇？

陳大同：30年來，國內民營企業基本上是沿著“貿工技”這條路發展的，需要一個個臺階往上走。第一代公司是以貿易為主，聯想、華為等全是從做代理開始的。聯想屬于中國的第二代公司，以制造加工為主。但很遺憾，聯想沒有能上“技”這個臺階，這是它的問題。華為為什么做得這么好，因為華為最后是以技術驅動，是第三代公司。目前，華為正在向第四代公司（創新公司）發展，華為手機已出現了一些創新功能。

當然，聯想當時也沒錯。國內大批的成功公司，海爾、海信、長虹、康佳等，幾乎全是這類公司。這類公司有個特點，就是技術研發能力比較弱，但是生產能力特別強，中國公司終于知道什么叫質量保證，什么叫成本控制，什么叫服務客戶，原來都沒有這些概念。但是你只是模仿，做出的產品沒有特色，就只能靠價格戰。

靠價格戰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毛利，毛利是區別第二代公司跟第三代公司的一個根本性指標，凡是毛利低于10%的，都屬于制造公司，凈利在1%、2%的樣子。毛利這么低，根本拿不出錢來做研發，造成惡性循環。

但是聯想當時要直接以技術研發為主，一步上兩個臺階，他們早就死了。因為技術研發是有規律的，做技術研發很難，做不好往往燒了很多錢還是死掉了，做制造是風險比較小的，反正做完了就能賣。任何一個公司你去看它的研發投入是多少，就能判斷它是技術取勝，還是制造取勝。

第三代公司靠技術研發取勝，第四代公司則是靠創意取勝。比如像蘋果公司，蘋果的特點是做的東西都是原來市場上已有的，但它的產品一出來完全跟別人不一樣，顛覆這個產業。靠創意取勝最難，半導體產業還沒到這個階段，但是遲早會有的。

澎湃新聞：中國半導體產業主要靠進口替代，什么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擺脫這種局面，變成自己去開發一種新的產品，而不是學習別人，模仿別人？

陳大同：依賴或者模仿只是一個過渡階段，但是真正要生存下來，要發展好，一定要有自己的創新。創新一般是從小的、適合本地功能的微創新開始。比如像展訊，展訊的第一創新是雙卡雙待。中國在功能機上出現雙卡雙待的需求，于是展訊做的單芯片雙卡雙待一下就火起來了。

開始的時候模仿，就跟學畫畫似的，先臨摹人家的，但是到一定階段一定要創新，誰創新得好誰能走得更遠。現在，不少國內半導體公司已經開始有了創新產品，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

澎湃新聞：硅谷有沒有我們可以審視或者參考的經驗？韓國和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在這些年快速崛起，他們有沒有什么經驗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陳大同：美國硅谷很值得我們學習，但它的半導體產業基本上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從上世紀六幾年到上世紀九幾年是它的輝煌時期，但是過了2000年后就衰敗了。

硅谷半導體產業衰敗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美國的產業虛化，電視、冰箱、手機等制造業全搬到亞洲、搬到中國來了。芯片公司的客戶搬走了，它怎么辦？為什么這么多的海歸回國創業，一些還取得了成功，是由于市場到中國了。這是我們特別值得借鑒的一件事。

過去幾年之內，歐美大公司合并趨勢明顯，幾十家大公司最后只剩幾家了，硅谷那種模式已經進行不下去了，只得靠合并來跟中國抗衡。在2013年以前，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上的合并案例非常少，2013年以后，由于受中國發展的刺激，這些并購全是這幾年發生的事兒。如果高通跟博通兩家再談合并，那剩下的fabless、設計公司就非常少了，只剩下IDM（設計制造一體）公司。所以硅谷現在是一個衰敗的過程，而中國還是非常欣欣向榮的。

另外一個非常有借鑒意義的是日本。日本在20年前特別厲害，現在它的半導體產業幾乎全軍覆沒，原因也很簡單。20年前日本的電子產品遍布天下，索尼、松下等五大品牌統治全球，所以它的芯片廠商供應給本國的電子產品廠商就行。現在那些電子產品絕大部分被韓國和中國***、中國大陸三方打沒了，客戶沒了，造成日本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全軍覆沒。

短期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韓國，韓國的發展模式是我們可以借鑒的。為了做存儲器，韓國三星公司前面大概10年一直是虧損的，背后其實有國家大量的支持，做起來后三星就天下無敵，把歐美企業打敗，把日本企業打敗，壟斷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