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Facebook旗下的加密數字貨幣Libra誕生，加速了全球央行法定數字貨幣的發展進程。自Libra之后國際金融組織對加密數字貨幣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2019年7月國際清算銀行（BIS）總裁阿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首次表示“支持各國央行加速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并于11月任命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負責人主持BIS數字貨幣研發工作。

IMF前總裁拉加德在任時也明確表示IMF將根據特別提款權（SDR）機制推出一個類似比特幣的全球數字貨幣（IMF Coin）。上任歐洲央行主席之后拉加德對數字貨幣也持肯定態度，12月歐央行（ECB）一份名為《探索央行數字貨幣的匿名性》的報告透漏，ECB正在開發保護用戶隱私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付款系統。

數字貨幣對支付系統的變革在各國央行基本達成共識。目前多國央行正在研究區塊鏈和加密數字貨幣并展開技術測試，部分央行已正式出臺數字貨幣發行和支付交易的相關政策：如歐洲央行、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烏拉圭央行已經在有限規模內試點發行了央行數字貨幣（CBDC）；菲律賓央行則在監管沙盒制度下，支持私營部門法定數字貨幣（DFC）用于支付。另外，一些離岸金融國家或區域加密數字貨幣已進入技術測試階段，如巴哈馬群島、東加勒比貨幣聯盟。還有部分國家對加密數字貨幣的支付和使用給予稅收優惠：如7月5日新加坡稅務局正式公布，自2020年1月1日起，對支付類數字貨幣供應免征消費稅（GST）。但在這之前該國支付類數字貨幣被用于支付購買商品和服務時，被雙重征稅。全球央行數字貨幣腳步越來越近。如果法定數字貨幣僅僅是用于擴展傳統法幣的支付功能，即通常所說的跨境支付寶，這與開放私人跨境支付相比有何優越性？央行數字貨幣將在哪些方面重構傳統法幣？

數字貨幣的優越性

數字貨幣既有超主權機構發行的，如IMF的SDR coin（擬發行），也有主權機構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委內瑞拉的“石油幣”），還有非主權機構發行的數字貨幣（Libra）。2018年國際權威機構“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和市場委員會（MC）”將央行數字貨幣定義為：不同于實物現金或央行儲備或結算賬戶的央行貨幣的新變體。基于發行者（央行或非央行）、形式（數字貨幣或傳統紙幣）、可訪問性（開放式或受限）和技術四個維度，將全球央行的數字貨幣劃分為通用型和批發型。

按是否中心化，將貨幣分為代幣或基于賬戶的貨幣。收到代幣的人將直接驗證代幣是否真實，這類屬于“去中心化”貨幣；而中介機構將驗證賬戶持有人身份的數字貨幣，此類型屬于“中心化”貨幣類型。“去中心化”特征使得央行數字貨幣比各央行發行的傳統法幣更難偽造。與其它類型數字貨幣的分布式記賬不同，央行數字貨幣設有一個由央行集中管理的總賬，央行具有追蹤支付的能力。

再次，傳統紙幣的現金管理成本較高，央行數字貨幣可以降低法幣的運行成本，同時提高支付效率，并便捷跨境支付。與此同時，在銀行普及率低，金融深度和廣度還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數字貨幣能夠為公眾提供一種更安全、流動性強的支付方式，這種支付方式由國家信用背書，正常情況下不存在違約或者“跑路”。最后，層出不窮的私人數字貨幣給監管和貨幣政策帶來壓力，央行的數字貨幣可以增強市場可競爭性并保持市場紀律。由于央行對數字貨幣具有追蹤支付的能力，因而法定數字貨幣有利于對反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數字逃稅等違法活動進行監管，法定數字貨幣為監管科技提供了大數據。在私人數字貨幣誕生之前發行，央行可以獲取數字貨幣的主動權。

顯然，若央行數字貨幣的先進性僅限于擴展支付系統的邊界，法定數字貨幣并不是非發行不可。央行可以選擇把跨境支付系統的功能開放給已有的技術上非常成熟的私人支付系統。鑒于當前私人數字貨幣大部分是支付功能，央行也可以選擇允許私人數字貨幣發行。那么究竟是出于何目的讓各國央行積極發展數字貨幣呢？對發達經濟體而言，支付安全和金融穩定、對非主權數字貨幣的監管是發行數字貨幣的主要動力。而新興市場經濟體更看重支付效率和金融包容性，數字貨幣也是一種應付匯率貶值危機，“去美元”依賴的手段之一。非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初衷大多出于提高支付和結算效率，如JMP coin；也有虛擬資產，如比特幣；再次是普惠金融，如Libra。綜合起來，各國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可分為以下情形：第一種是發行數字貨幣改進支付系統效率和提高安全性，典型的是新加坡，它們通過數字貨幣改善現有貨幣跨境支付體系效率；

第二種離岸金融國家或地區發行數字貨幣出于反洗錢和非法活動監管的目的，或者防止非法資產的轉移。而以挪威、瑞典等為代表的歐洲國家發行數字貨幣是為了將數字貨幣作為法幣的補充，以維護現有貨幣體系的穩定。還有一些石油美元國家如委內瑞拉，為了打破美元封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發行可以轉化為法幣或者黃金的數字貨幣作為儲備工具，以維護幣值穩定和國內經濟正常運轉。央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初級功能更可能偏向于零售電子支付，追求零售支付系統的方便快捷性和跨境支付的低成本。

如果央行數字貨幣僅僅是支付手段和計價手段在范圍上的延伸，或者功能上的進化，央行數字貨幣并不是非發行不可。一個類似于中國支付寶或者微信的跨境支付功能，對央行數字貨幣而言，意義十分有限。若發行央行數字貨幣僅僅是電子貨幣的跨境支付功能，不如把跨境支付功能放開給私人支付機構；或者至少是央行與私人機構合作實現跨境支付功能。不過顯然央行的數字貨幣不僅僅局限于初級的支付功能。法定數字貨幣在削弱美元霸權，反洗錢等非法活動的監管方面，較傳統法幣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

Libra的產生讓世界看到了傳統法幣系統的某些缺陷，尤其是貨幣體現的結構性問題。但數字貨幣是否能夠解決一切？首先法定數字貨幣是一種貨幣，因此它應具備貨幣的四種基本功能：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儲藏手段和延期支付四種功能。幣值穩定是數字貨幣作為儲藏手段和儲備資產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幣值穩定是數字貨幣可持續發展的關鍵。2018年委內瑞拉發行全世界首個以國家為發行單位的數字貨幣，石油幣（Petro Coin）。該國發布《石油幣白皮書》，宣布將石油幣作為該國的國際記賬單位，同時石油幣還是該國國內工資和商品、服務定價的基準。石油幣也可以作為一種投資工具、儲蓄機制和公共服務的交換媒介，與其國內的商品進行直接兌換和自由流通。委內瑞拉政府定義每個石油幣都有委內瑞拉的1桶原油作為實物抵押。每個石油幣都有委內瑞拉的1桶原油（約為137公斤）作為實物抵押，并由國家資源礦產資源作為幣值支持，其中石油幣值支持占50%、黃金占20%、鐵占20%、鉆石資產占20%。可接受用美元、人民幣等法幣貨幣或者比特幣、以太幣等數字貨幣購買。由于委內瑞拉國內經濟不景氣，加上美國的制裁，通貨膨脹嚴重，石油幣價格極不穩定。石油幣的波動率，即CBOE波動率指數（VIX）都遠超各國法幣。石油幣在委內瑞拉政府倒閉的情況下，也存在無法兌換的可能性，委內瑞拉數字貨幣是失敗的。其次，數字貨幣的幣值穩定取決于國內經濟基本面和國家信用。數字貨幣是一個外生變量，無法解決通脹高企和經濟不景氣等經濟內生性問題；其次，數字貨幣是一個總量工具，無法解決產業結構單一和貧富不均等結構性問題。再次，數字貨幣設計的機制關系到幣值穩定。貨幣的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是基本功能，而儲藏手段關系到數字貨幣的可持續性。

法定數字貨幣對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的沖擊與挑戰

無論是法定數字貨幣還是私人數字貨幣，都不同程度影響著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及監管。加密數字貨幣首先影響的是一國貨幣供應量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其次央行的數字貨幣對銀行傳統業務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數字貨幣將導致銀行等金融中介逐漸去中介化。

因此為了防止數字貨幣對傳統銀行造成過大的壓力，數字貨幣發展初期可能與銀行零售業務相結合。再次由于加密技術的存在，每一種數字貨幣都存在一定的壟斷性，這種壟斷性給發行貨幣的機構帶來了鑄幣權。以天秤幣為例，Calibra是Libra唯一的“鑄幣”機構，導致其他機構沒有了該種貨幣的鑄幣權。Libra的發行基于一籃子法幣和政府債券儲備，因此使用一個Libra，就需要對應一組法幣儲備資產，Libra的使用者就需要對貨幣創造者支付成本，即鑄幣稅。由于協會對Libra使用者不支付利息，因此Libra的直接鑄幣稅是其抵押的一籃子法幣和短期國債能獲得的收益。由于Libra的儲備資產是法幣組合和政府債券，因此鑄幣稅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商業銀行的息差，以及商業銀行付給央行的存款準備金成本；另一部分是政府債券組合的收益，這兩部分的權重取決于Libra儲備資產中貨幣籃子中法幣和政府債券的比重，Libra協會將享有大部分鑄幣稅。由于鑄幣稅歷來是法幣發行機構的專屬權力，因此，私人數字貨幣對法定傳統貨幣形成競爭，挑戰法幣地位的同時，主要的沖擊來自于削弱法定貨幣的鑄幣權。這正是美國國會要求停止Libra項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數字貨幣在中國

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就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的專門研究小組，以研究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可行性。據央行官員介紹，央行研發的數字貨幣的名字叫“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2019年10月中國央行易綱行長表示：“央行的數字貨幣將替代部分現金（M0）”。關于中國數字貨幣的機制設計，近期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表示：“央行數字貨幣采用雙層運營體系，所謂的雙層運營體系就是指中央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這兩層的運行體系，上面一層是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下面一層是商業銀行或商業機構對老百姓”。中國央行數字貨幣有望在部分城市進行試點。

為了保證央行數字貨幣的順利推進，當前中國有必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數字貨幣的信息數據系統。其次，建立統一的數字貨幣指標體系與采集體系。同時對相關數字貨幣的指標統計和公布實行公開、統一、透明的原則。同步發展監管科技，完善金融科技的法律法規體系，提高監管的大數據綜合分析能力和信息追蹤能力。再次，切實保護使用者的合法權益，出臺與國際接軌的數據隱私保護法案。最后，建立數字貨幣幣值穩定的機制。密切關注數字貨幣對對傳統金融體系的基礎結構產生的沖擊。準確識別數字貨幣交易的風險，定期進行壓力測試，對風險進行及時預警。加大數字貨幣犯罪懲治力度，加強與國際監管機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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