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金錢和言論面臨著非常不同的法律框架，有著非常不同的（通常是對立的）目標。金融法規一般是為了限制和控制，而言論法一般是為了保護和促進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其中一些是由貨幣和語言固有的不同功能所驅動的——前者被設計成可轉讓的（即交換媒介），而語言是內在的、個人的和不可剝奪的（即表達媒介）。但這些法律泳道越來越難以維持一切收斂形式的數據。

金錢越來越多地以數字形式表示為數據。我們看到，個人企業甚至整個地區放棄硬通貨，走向“無現金”（如澳大利亞、瑞典和華盛頓特區有爭議的努力），這是因為金融技術的爆炸式發展，以及移動和數字支付平臺的日益增多造成的。這一點在以加密貨幣形式出現的可編程貨幣以及通過區塊鏈和分布式賬本技術（DLT）進行價值數字記錄的結合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與此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在網上做著越來越多的事情，言語正在被數字化，而且人類的行為本身也越來越多地被轉化為數據。我們現在離開一個詳細的數字足跡不僅是當我們在“上網”的時候，同時也通過我們購買的信用卡和借記卡（或蘋果）上表現出來，通過藍牙，gps智能手機和智能設備，并通過零售監控攝像頭和其他設備，跟蹤我們的現實世界”。我們生命中的每一秒鐘都在變成一個數據點。

所有的數字事物——無論是作為數字貨幣的貨幣，憑證（如數字護照），還是作者的作品——在表示為數據時都是相對難以區分的，每個事物都由二進制數字（即0和1）組成的比特和字節組成。但是，當金錢和言論以數據的形式表達時，它們在質量上不同于非數字版本。這與數據的本質有關。韋氏詞典將“數據”定義為“可以傳輸或處理的數字形式的信息”。“data”這個詞本身來源于拉丁語，意為“被給予的”，而動詞“do”的過去分詞“give”則是“給予”的意思。因此，數據傳遞的是流動性和可轉讓性。

一旦數字化，我們的數據（即個人數據）就會變得“像錢一樣”，具有可轉移性或交易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個人資料經常被描述為一種貨幣或商品（例如，“個人資料是一種新的石油”或“一種新的貨幣”），或一種能夠被擁有和自由交易的“財產”形式（有關這種方法的問題，請參閱此處）。這種“資產化”使得shoshana Zuboff所說的“監視資本主義”或人類經驗本身的商業剝削成為可能。它忽略了數據固有的表達特性以及保護我們在數字領域表達自由的言論權利的必要性。

新的和正在出現的法規，如歐洲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電子隱私條例草案》（ePR），以及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CPA）等國內法律，旨在以基于權利的方式來推動數據驅動的經濟。但它們未能解決對基本自由的影響，因為所有數據都成為“資產化”和商業利用的對象。這些現有的法律框架是短視的，因為他們無法解決潛在的語音數據和這一現象所帶來的獨特的挑戰。

鑒于對言論和表達自由具有潛在重大影響的新興技術（盡管似乎很少有技術專家關心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這一方面），解決這一趨同問題更為緊迫。由于忽略了數據的表達特性，我們最終可能會限制自己的基本權利。例如，在創建無現金社會時，我們是否無意中限制了我們的言論和表達自由？或者，相反地，強迫我們不再保持匿名的言論？通過對我們的活動建立一個永久性的、透明的數字記錄，區塊鏈或DLT等旨在防止交易審查的“抗審查”技術，真的會對我們的言論和表達產生寒蟬效應，實際上鼓勵自我審查嗎？

我們對法律的認識有限。商業言論原則和競選金融相關法學像聯合公民可能提供有限的見解。但是，在競選資金領域，將“金錢”因素（即競選捐款）與“言論”因素（即政治觀點）分開可能更容易。作為數據，數字的東西既有消費“金錢”的屬性，也有表達“演講性”的屬性，而且它們的表達價值與消費價值之間的關系通常會有所不同（這個比例很可能是動態的，而且會發生變化）。

我認為2019年將是我們合法泳道崩潰的一年。隨著金錢與言論的融合，我們需要重新評估我們對核心法律框架和監管目標的做法，以回答一些關鍵問題，包括：法律將如何適應對既具有消費價值又具有表達價值的數據和數字事物的監管？這對金融監管和言論監管的未來意味著什么？我們可以用什么指導原則來設計解決方案以此來應對這種融合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