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日本東京，在一間裝潢簡陋、氣氛僵冷的會議室內，四名日韓官員舉行了日本對韓實施出口管制后的首次工作層對話。墻邊的白板上貼著“有關出口管理的事務性說明會”的字樣，桌上沒有名簽也沒有飲料，官員臉上亦絲毫不見笑意。

日韓的政治歷史糾葛跨越一個世紀以上，但兩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亦早已相互依存。在貿易單邊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這對友鄰的外交政治沖突，近來驟然延燒至經貿與科技領域，令全球多邊經貿格局再掀波瀾。

日本經濟產業省7月1日宣布，以“雙方的互信關系受損”為由，從7月4日起收緊針對韓國的部分半導體材料出口政策。涉及的三種商品中，氟化聚酰亞胺用于制造智能手機顯示屏，氟化氫與光刻膠則是生產半導體的關鍵材料。此前，日本對韓采取出口簡化的優待政策，但自7月4日起，日本企業若仍尋求向韓國出口上述商品，必須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請，審查時間通常為90天左右。

韓國是全球最大的芯片生產國，日本則是其芯片原材料的最重要供應源，以三星等企業為首的高科技半導體行業將因此遭受重擊。

日本政府隨后又啟動程序，準備將韓國移出出口“白名單”之列，在“白名單”上的27個國家享有低敏感性戰略物資的出口快速通關優待。韓國本是進入“白名單”的惟一亞洲國家。針對是否將韓國剔除出“白名單”，日方將在7月24日前征求民意，預計8月15日以后正式收回韓國的“白名單”資格。

韓國方面的第一反應既十分迅速，也相對克制。韓國認為，日本此舉違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第11條，該條款禁止成員國設置出口限制，韓方將在世界貿易組織（WTO）針對日方的出口管制進行申訴。韓國外交部還在7月1日急召日本駐韓大使長嶺安政，以向日本政府傳達韓方的抗議與不滿。

韓國貿易、產業及能源部長成允模（Sung Yun-mo）表示，韓國一直努力在經濟領域與日本保持互惠的合作關系，但日本此舉“是針對韓國最高法院判決的經濟報復手段”，意指韓國最高法院對日企賠償“二戰”時期遭強征的韓國勞工一案的裁決結果。

去年10月，經過十余年的法庭博弈，針對戰時遭日本強征的四名韓國勞工，韓國最高法院支持他們向日方索賠，判決日本企業三菱重工向每名原告賠償1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9萬元）。但在日本政府及民眾看來，日韓之間的強征勞工糾紛在兩國1965年恢復邦交之時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均已得到徹底解決。

首爾此次“翻盤”引發了東京的強烈不滿，而這一裁決也成為日韓關系近來惡化的拐點之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7月2日對日媒表示，針對韓國的出口限制符合WTO規則，與自由貿易原則并不相干。

限供政策啟動三日后，韓國總統文在寅首度就此表態，稱日方為了政治目的而打擊貿易，事態自此升溫。在呼吁日方收回該政策的同時，文在寅表示韓方會先“冷靜地”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雙方的分歧，避免陷入相互報復的惡性循環。但如若韓國企業蒙受了“切實的損失”，青瓦臺只能采取“必要的”應對措施。

至于對韓限制出口的理由，日本隨后改口稱，懷疑有韓國企業走私部分戰略物資，并違背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朝鮮禁運制裁，并稱此舉威脅了日本的國家安全，而不再沿用“雙邊關系惡化”的模糊說法。但韓國官員則援引美國科學國際安全研究所編寫的報告指出，韓國的戰略物資管理水平排在全球第17位，而日本只排在第36位。

日韓半導體產業震動

就在文在寅公開表態的前一天，三星電子公司的副會長、集團實際控制人李在镕（Lee Jae Yong）已于7月7日下午飛抵日本東京，與日本商貿界人士會面，溝通限供半導體材料一事。日方將韓國高度依賴的先進科技材料作為經貿打擊對象，劍指韓國的支柱性半導體產業，或將重塑兩國乃至東北亞地區的芯片行業供應鏈。

半導體行業咨詢機構芯謀研究的首席分析師顧文軍表示，論各國目前的半導體產業鏈，日本比美國更為齊全，包括設備、材料、設計、制造和封測等環節。日本的短板主要是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和IP等較“軟”的領域。此次日本對韓國出口設限的材料，也是日本的強項。而韓國在研發及設備方面雖有優勢，但材料方面相對欠缺。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統計，在日本收緊出口的幾大材料市場中，日方掌握著絕對霸權，出產全球約92%的光刻膠以及94%的氟化聚酰亞胺。據韓國國際貿易聯合會（KITA）統計，韓國從日本進口的氟化氫、光刻膠以及氟化聚酰亞胺，分別占進口總量的43.9%、91.9%以及93.7%。

雖然三星與海力士（SK Hynix）等韓國芯片制造商，也手握全球六成左右的半導體市場份額，三星及LG等韓企占有四成左右的全球高清面板市場，一旦日本切斷對韓國的關鍵材料供應，若韓國未及時尋得替代的進口源，韓國在高科技行業的領先地位或將嚴重動搖。

更令韓國科技公司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大環境也正在“入冬”。一方面由于儲存芯片的價格不斷下跌，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貿易沖突等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全球半導體協會（SIA）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5月半導體市場的全球銷售額為330.6億美元，同比縮水14.6%，也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且跌幅達到2009年以來最大。

以首當其沖的三星為例，韓國企業分析機構CXO研究所2019年1月的報告顯示，過去七年中，三星營業利潤為韓國1000家上市公司總利潤的30%左右，是韓國經濟的頂梁柱與晴雨表。但由于全球半導體市場在2018年下半年進入熊市，該公司的營業利潤在2019年可能同比大降24.3%至44.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604億元）。

三星電子7月5日發布的財報顯示，二季度營業利潤為6.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80億元），同比大減56.3%。分析認為，雖然2019年下半年芯片需求及價格有望觸底反彈，但芯片持續降價、日本限供關鍵半導體材料等不利因素，仍對三星業績回溫構成阻礙。行業內部人士還稱，在中美貿易沖突長期未解的背景下，三星為了增加日本市場的機遇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卻因兩國政府層面的齟齬而意外失算。

李在镕在日本逗留數日后，于7月13日才返回韓國。在翌日的三星社長緊急會議上，李在镕稱，日本的輸出限制舉措可能進一步擴大，甚至影響家電等產品，三星必須做出最壞打算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李在镕特別提及，三星方面可考慮從中國、俄羅斯及中國***地區等地輸入半導體材料，并扶持國內原料制造，降低海外依賴。另據韓媒報道，三星計劃將其NAND閃存芯片提價10%，作為原材料供應收緊、業績不振的補救措施。

從最新數據看，由于日本限制材料出口的力度及安排依然相對模糊，日方對韓國高科技領域的經貿打擊并未立竿見影。限供政策生效一周后，韓國海關數據顯示，7月前10天韓國出口額同比減少2.6%至136億美元，日均出口額下降14%。受到日本出口管控的影響，這十日內韓國從日本的進口額同比小幅縮減1.9%。

但韓國半導體的整體行情已不容樂觀。韓國今年5月的信息通信技術（ICT）產業出口總額同比縮水22.6%至143.1億美元，其中半導體出口同比減少30%，顯示器減少21.5%，手機減少33.9%。韓企的重要海外客戶之一華為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打壓下減少了韓國的半導體訂單，因而當月韓國ICT產業的對華出口同比大減31.5%至71.2億美元。

半導體產品在韓國總出口中占比高達20%，韓國整體的經濟前景也隨之轉暗。韓國政府在7月3日發布的2019年下半年經濟展望中，基于美中貿易摩擦和半導體價格走低等因素，將今年的經濟增速預期由去年7月提出的2.8%下調至2.4%-2.5%。日本政府對半導體材料的精準打擊，將令韓國的整體經濟發展感受到“蝴蝶效應”。

許多韓國學者認為，韓國半導體產業的中長期發展，或將在日本的重擊之下蒙陰。首爾國立大學國際貿易法與政策教授安德根（Dukgeun Ahn）表示，兩國目前陷入了“非常愚蠢的境地”，如果這場官司打到WTO，可能需要耗時數年才能解決，而糾紛長期化會給兩國企業帶來巨大損失，“兩國政府最好趕早不趕晚，迅速采取行動應對當下的局面”。

三星等韓企、產業聯合會以及韓國政府雖然在過去幾日反復聲明，會積極推進原料供應多樣化來填補日本留下的材料缺口，韓國政府也正在考慮從俄羅斯、德國等市場進口氟化氫，但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鮑恩（Chad Bown）指出：“半導體材料不是大豆。”

在業界人士看來，日本向韓國提供的氟化氫幾乎難以替代，因為日本的供貨純度極高。且即使俄羅斯等國能提供滿足韓國標準的高純度氟化氫，這種材料依然需要通過試驗才能大量輸入。短期上變更半導體材料的供應鏈，對韓國來說操作難度頗高。《日經新聞》報道稱，這一過程可能需要兩至三個月的調整時間，但韓國半導體行業仍會嘗試降低對日本的單向依賴。

除了拓寬海外進口來源，韓國的另一對策就是加強半導體材料的國內生產與自主研發。7月3日，韓國貿易、產業及能源部宣布對半導體零部件及設備研發領域投入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52.9億元）。

對于這一“亡羊補牢”之舉，韓國延世大學經濟學教授成太胤指出，芯片行業的人才培養及技術發展是一項長期課題，難以一蹴而就。成允模也承認，高科技材料獨立生產并非一兩年就能達成的目標，需要5年、10年或20年的堅持才能提高國際競爭力。

以芯片為核心產業的韓國，無疑是本次沖突的主要承壓方，日本政府出拳不僅正中韓國“阿喀琉斯之踵”，且盡量規避了對日本企業的過度沖擊。據日本財務省統計，雖然對韓出口的氟化氫占其總出口的89.3%，但出口韓國的光刻膠僅占總出口的10.5%，氟化聚酰亞胺占20.7%，而日本對這三種材料的出口總額在日本總出口中的占比不過0.01%。韓國經濟研究院（KERI）高級研究員Cho Kyeong-yeop表示，此前對韓出口這些材料的日企雖然會受到波及，但不會嚴重受損，“他們在中國和美國都有更大的客戶”。

更多的觀察人士則認為，日本在半導體及其他科技領域與韓國相互依存，日方的單邊舉措也可能殃及日本自身。韓國總統文在寅就對日本警告道：“最終日本經濟會受損更甚。”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已發表聲明稱，對日韓關系急速惡化“高度關注”。許多日本科技企業亦有賴于韓國半導體制造商的持續貨源。觀察人士擔憂，韓國民眾自發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或將進一步升級。

韓國CXO研究所7月9日的統計顯示，韓國2000余家上市公司中，日本股東持股5%以上的企業共計34家，兩國企業在科技、資本、人力等方面“具有協同性（synergy）”，“如果任何一方把特定部件材料作為武器，兩國的相關產業都可能隨之癱瘓”。

Cho Kyeong-yeop預計，如果日本的對韓出口管制維持三個月的時間，韓日兩國的電子制造業會分別縮水20.6%及15.5%。韓國GDP還將因此萎縮4.47%，日本GDP將下降0.04%，間接受損的還包括與日韓經濟關系緊密的東南亞國家。

個案還是趨勢？

“日本這次搬出限制半導體材料出口的單邊做法，的確史上未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CIIS）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中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姜躍春對財新記者這樣表示。

之所以稱其為史上首次，韓方指稱，日本以“國家安全”為托詞，實則意在拖緩韓國的科技發展腳步，在科技競爭中占領上風。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院長李載榮（Jae-Young Lee）稱，日本的限制貿易恰恰反映出，當韓國的產業競爭力反超日本后，日方深感不安與焦慮。

除了讓韓國感到錯愕外，其他國家也紛紛將目光聚焦于日本政府的貿易立場——安倍政府的經貿舉措帶有強烈的政治制裁色彩，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如出一轍，因而被外界視作突破底線的一步。這種單邊經貿制裁會否擴大到其他領域或其他國家？若各國紛紛出于“國家安全”的考量，祭出出口管控和核心產業的打壓措施，以WTO為基準的全球經貿格局會否進一步分崩離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認為，當下的確是個“秩序崩塌的時代”。在美國帶頭下，將經貿糾紛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鉤，正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但他同時指出，這種做法并非沒有先例，只是沒有那么“明確直接”，例如各國針對中國的投資審查收緊、美國頻頻使用“301調查”工具等等。

日本限供舉措的出臺時點，也令此輪沖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與獨立性。日本將于7月21日舉行參議院選舉，雖然自民黨目前在議會兩院都優勢明顯，但安倍為了提高選前聲勢，多半會在日韓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若在7月21日舉行的參議院選舉獲得大勝，安倍將開啟日本史上最“長壽”的首相之路，這將利于安倍實現其終極目標——修訂日本憲法并推動國家正常化。

日本佳能全球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韓國政治專家伊藤弘太郎（Kohtaro Ito）告訴財新記者：“安倍在國內議題上的賣點較少，所以G20峰會結束后，他在競選活動中只強調外交成果。”

同時，文在寅的執政地位也在國內面臨不小的挑戰。由于經濟治理不力，文在寅在就任總統兩年之際，陷入了人氣低迷的窘境，目前其支持率為45%左右，相比2018年4月韓朝首腦在板門店舉行會面、文在寅深得民心之時，幾乎腰斬。若此時向日本低頭，文在寅政府無異于是在“政治自戕”。

姜躍春還判斷，除了針對韓國，日本不會貿然對他國祭出單邊舉措，因為日韓間的復雜關系十分罕見。圍繞歷史遺留的強征韓國勞工問題，日韓政府已有過曠日持久的多輪交鋒。這被韓方視作日本出口管制的真正動機，但遭到日方否認。2018年10月及11月，韓國最高法院裁決三菱重工等日企應賠償韓籍勞工。日本則堅稱，勞工糾紛已在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中完全解決，拒絕賠償并擔憂其他數十家日企也會面臨類似的判決。日韓民間也不斷舉行抗議活動，批評對方的強硬態度。

兩國還因“慰安婦”問題積怨已久。2015年，在美國的推動下，韓日兩國政府終于達成《韓日慰安婦協議》，安倍也對“慰安婦”受害者公開道歉，日本政府也承認其責任，并為韓方成立的援助基金出資10億日元（約合830萬美元）。但韓國輿論一直認為，“慰安婦”幸存者對協議的談判未享有充分話語權，日方致歉誠意不足。出身韓國進步派陣營的文在寅，于2018年11月解散了依據《韓日慰安婦協議》設立的基金會，“慰安婦”問題依然橫亙在兩國之間。

雙方在過去一年中還在軍事領域屢生摩擦。2018年12月，日本防衛省抗議稱，日本海上自衛隊巡邏機在石川縣能登半島海域上空飛行時，被韓國海軍艦艇的火控雷達多次照射。但韓國國防部否認稱，當時韓國驅逐艦僅在執行正常的海上搜救任務，并未做出威脅日方之舉，韓方還稱日本巡邏機靠近韓國艦艇低空飛行，反而造成了危險。雙方隨后還各自公布了還原當時海上情景的視頻，以表達己方立場，但兩國對事件定性始終各執一詞。

圍繞韓國是否有權限制進口日本受核污染水域的海產，兩國在WTO訴訟中互不退讓，并在今年4月以韓國勝訴告結。

日本曾于2015年5月向WTO申訴，韓國禁止進口日本八個縣份的海產、對日本食品實施額外檢測等做法，屬于貿易歧視及變相限制。雖然WTO曾在初步裁定中，認定韓方做法違背WTO規則；但最終判決卻倒向韓國，使韓國針對日本部分海產品的進口禁令得以繼續施行。WTO立場的這一反轉過程，或將左右周邊國家對于日本海產的解禁態度。

在6月底的G20大阪峰會期間，雖然文在寅也出席了峰會，但并未與安倍舉行雙邊會談。

姜躍春對財新記者指出：“兩國擁有糾纏數十年的特殊關系，雖然歐洲歷史上也有類似的復雜關系，但它們在‘二戰’后處理得相對妥善。日韓處理得不太好，多方面的沖突矛盾積累到今天，才引發了一種過激的應對方式，而這種做法日本不太會照搬到其他經濟體上。”

即使日本會慎用貿易打擊手段，其他國家會否效仿美日兩大主要經濟體的先例，在經貿和科技領域動用政治制裁？姜躍春認為，全球范圍內鮮有國家擁有與日本比肩的壟斷性科技地位，產業鏈供應鏈占據下風、高度依賴外貿的經濟體，不會擅自嘗試與經貿伙伴脫鉤。

至于美國將在日韓沖突中扮演何種角色，屠新泉表示，華盛頓雖然是出面調停的最佳人選，“但現在美國政府可能不太關心這些事情”。美國主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已表示，希望兩國早日解決爭端，美方將“盡其所能”予以支持。韓國《中央日報》援引韓國外交部高官稱，美國政府已向韓日兩國發出警示，兩國的經濟矛盾不應危及日韓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及安全情報共享機制。

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Gu Sang Kang認為，由于日韓風波還未傷及美國企業，目前沒有跡象顯示，美方希望介入兩國的沖突之中。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HRI）的研究員Chung Min表示，若日本的出口管制持續不放開，進而引發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產業鏈波動，谷歌、亞馬遜和蘋果等美國科技巨頭可能無法獨善其身，那么秉持“美國第一”原則的特朗普總統屆時可能會出手干預，并為事態發展增添更多的不可預測性。

對于日韓摩擦會如何發展和收官，姜躍春指出，日韓都是民族性較強的國家，這輪沖突在未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經過沉淀之后，雙方可能會通過重啟對話等外交渠道解決爭端。

“自1965年恢復邦交以來，日韓關系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惡劣。”伊藤弘太郎對財新記者分析道：“這次糾紛已經升級到首腦級別，目前看來難以互相妥協。”若日方突然軟化態度，日本國內輿論可能會急速反彈。伊藤預計，在8月15日的韓國光復節，即韓國1945年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紀念日之前，雙方多半會維持僵持狀態。

雙方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及科技強國，日韓貿易摩擦升溫，是否會傷及全球多邊經貿格局的根基？

屠新泉表示，目前全球貿易體系缺乏一個“調停人或保護人”。“美國以前作為老大，始終扮演著秩序維護者的角色，現在老大放棄了這個角色，所以一些國家開始利用這個無序的環境，來實現自己的個別利益”，傳統多邊經貿秩序的確遭遇不少挑戰。

然而，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屠新泉指出，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仍然符合日本利益。日本因出口外貿而發家，過去多年的發展歷程離不開日韓經濟交往等多邊合作，因此日本對WTO體制及WTO改革的整體支持不會動搖。“每個國家其實都是機會主義者，如果WTO體系對自己有利，它就會擁護，而一旦對自己不利時，就會把WTO放到一邊。”

“從最近的G20峰會上，也可以看出日本對多邊主義體制的堅定維系。”姜躍春表示：“現在所有國家都明白，單邊貿易舉措不可能只打擊經濟關系中的一方，所有經濟體都相互依存，一損俱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