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打造的所有機器，最初構思時都以完成某項特殊工作（例如解程序或破解密碼）為目標。但在愛達或圖靈心目中，真正的電腦應該能完美且快速的執行任何邏輯作業。如此一來，機器的作業就并非只由硬件決定，軟件（可以在上面跑的程序）也扮演重要角色。

圖靈再度清楚說明這個概念：「我們不需要靠無數的不同機器來完成不同的工作。」他在1948年寫道：「只需要一部機器就夠了。在辦公室為通用機器『設計程序』來完成這些工作，取代了為執行不同工作而要生產不同機器的工程問題。」

理論上，像ENIAC這樣的機器應該可以程序化，甚至當成通用機器來使用。但實際上，載入新程序的程序非常辛苦，包括必須動手一一拔除連結電腦中不同單元的電纜。戰時打造的機器無法以電子速度轉換程序，因此催生現代電腦的下一個步驟就很重要：設法把程序儲存在機器的電子記憶體中。

霍普—膽識過人的程序設計先驅

▲ Grace Hope（右二）與 UNIVAC（照片來源：Public.Resource.Org）

從巴貝奇以降的電腦發明者都把焦點放在硬件上。但二次大戰期間參與計算工作的女性和愛達一樣，很早就看出程序設計的重要。她們設法把指揮硬件作業的指令編成程序碼，軟件中蘊含的神奇程序，能以奇妙的方式改變機器的作業。

這群程序設計先驅中，故事最繽紛有趣的是膽識過人、活潑迷人的海軍女軍官霍普（GraceHopper），她先是為哈佛大學的艾肯工作，然后又加入艾科特和莫渠利的團隊。她在大學時代主修數學和物理，從瓦薩學院畢業后，進入耶魯大學攻讀研究所，并且在 1934 年拿到數學博士的學位。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霍普的教育過程在當時其實不算太不尋常。耶魯大學在1895 年首度頒發數學博士學位給女性，而她是第十一位獲頒耶魯數學博士學位的女性。女性數學博士在 1930年代并不算太罕見，尤其如果她們出身名門的話。事實上，比起后來的世代，霍普成長的年代更常見到女性數學博士。

1930年代，美國有113位女性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占美國數學博士總數的15%。但到了 1950 年代，只有 106 位女性獲得數學博士學位，只占總數的 4%。（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年，情況已大幅好轉，那段期間美國總共有 1，600 位女性獲頒數學博士學位，占總數的30%。）嫁給比較文學教授文森．霍普（Vincent Hopper）之后，葛瑞絲．霍普到瓦薩學院任教。

和其他數學教授不同的是，她堅持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寫作能力。她上機率課時，會先講解自己最愛的數學公式，然后要求學生以此為題寫一篇文章。她批改時，也會就文章清晰度和寫作風格來評析。

「我（在文章上）寫滿評語，而他們會抱怨這是數學課，又不是英文課，」她回憶道：「然后我會解釋，除非他們懂得怎么和別人溝通，否則學習數學毫無用處。」終其一生，霍普一直很擅長把科學問題（例如有關軌道、流體流動、爆炸、天氣型態的問題）轉換為數學方程序，然后再翻譯成一般人聽得懂的英文。這項才能也幫助她成為優秀的程序設計師。

霍普的長處是很懂得把現實世界的問題轉化為數學方程序，然后用機器能夠了解的方式下達指令，和機器溝通。「我學習海洋學的術語，還有和掃雷、***、近發引信及生醫領域相關的種種詞匯，」她解釋：「我們必須學習他們的用語，才有辦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可以隨時轉換詞匯，先用高度技術性的術語跟程序設計師溝通，然后幾小時之后，再用完全不同的詞匯向主管報告相同的事情。」要成功創新，有賴于清楚的溝通。

由于霍普清晰準確的溝通能力，艾肯指派她撰寫電腦程序設計手冊，這是全世界第一部程序設計手冊。有一天，艾肯站在霍普的辦公桌旁，對她說：「妳要寫一本書。」

「我沒辦法寫書，」霍普回答：「我從來沒有寫過書。」

「妳現在加入海軍了，」艾肯說：「妳要撰寫一本書。」

結果霍普寫出一部厚達五百頁的巨著，裡面包含了馬克一號的發展史和程序設計指南。霍普的引言就從巴貝奇開始說起。她和愛達一樣，知道巴貝奇分析機有一種特質，也就是她和艾肯所深信，馬克一號有別于其他電腦的特質。艾肯的馬克一號和巴貝奇未完成的機器一樣，藉由打孔紙帶接收源源不絕的指令，可以透過重新編程，傳達新的指令。

霍普每天晚上都把當天撰寫的內容唸給艾肯聽，她因此領悟到成為優秀寫手的簡單訣竅，她說：「他指出，如果你大聲朗讀時，會結結巴巴讀不順，那么最好修改句子。我每天都得朗讀五頁我寫下的內容。」于是，她寫的句子變得簡潔、生動、清晰。霍普和艾肯成為最佳拍檔，活生生是百年前愛達與巴貝奇的現代翻版。霍普愈深入了解愛達，就愈認同她。「她寫了第一個程序迴圈，」霍普說：「我絕對不會忘記這點。我們都不會忘記。」

霍普撰寫的電腦發展史偏重個人，所以她的書強調個人角色。反之，在霍普的著作完成后沒多久，IBM的主管也推出自己的馬克一號發展史，把大部分功勞都歸諸在紐約恩狄考特建造機器 IBM 團隊。「以組織歷史取代個人歷史，最符合IBM的利益，」曾深入研究霍普的史學家拜耳（Kurt Beyer）指出：「根據IBM的說法，公司才是科技創新的所在。組織裡的工程師團隊扮演無名英雄，逐步推動進步，取代了獨自在實驗室或地下室埋首研究的激進發明家。」

在 IBM 版本的歷史中，馬克一號涵蓋的一長串小創新（例如棘輪式計數器和雙層饋卡機制等），都要歸功于一群工程師在恩狄考特默默耕耘、通力合作所促成的。

霍普版的歷史和IBM版之間的差異，其實不只關乎誰功勞最大的爭議，而隱含了更深遠的意義，進一步暴露出雙方的創新史觀在根本上的差異。和霍普一樣，有些科技相關研究也強調創意十足的發明家推動了跳躍式的創新。其他研究則強調團隊和組織的角色，例如貝爾實驗室工程師的努力，以及IBM恩狄考特團隊的合作成果。后者試圖說明，有些科技突破也許表面看來像是靈光閃現后的大躍進，實際上卻是逐步演進的結果，等到各種想法、概念、技術和工程方法都同時醞釀成熟時，才一舉畢其功。這兩種科技發展史觀都不夠完善。事實上，數位時代大部分的偉大創新，都仰賴擁有高度創造力的個人（莫渠利、圖靈、馮諾伊曼、艾肯等），和有能力實現創意的團隊之間的良好互動。

霍普在哈佛大學開發出來的其中一種程序是「次常式」，是為了特殊工作而編寫的大段程序碼，可暫時儲存起來，在主程序某個部分需要用到時再叫出來使用。「次常式是明確、簡潔，而且通常一再重復的程序，」她寫道：「哈佛的馬克一號包含了為 sin x、log10x、10x 設計的次常式，每個次常式都用一個作業碼來唿叫。」

愛達在關于分析機的評注中，最先描述了這個概念。霍普累積了許多這類次常式。她為馬克一號寫程序的時候，也發展出「編譯器」（compiler）的概念，她發明一種程序，能把源碼轉譯為不同電腦處理器使用的機器語言，加速了為多部機器撰寫相同程序的過程。

除此之外，「bug」（錯誤和「debug」（除錯）這兩個詞，也在霍普團隊推波助瀾下，成為電腦界的流行用語。當時打造馬克二號電腦的哈佛建筑物沒有裝紗窗。有一天晚上機器突然故障，工作人員開始檢查究竟哪裡出問題。他們發現有一隻翅膀達四公分寬的大飛蛾卡死在電機繼電器中。于是他們取出飛蛾，把牠用膠帶黏在對數表上，并在實驗日誌中記下：「面板F，（飛蛾）在繼電器中。找到第一隻真正的蟲（bug）。」從此他們就把偵錯和除錯稱為「debug」。

電腦創新者和其他開路先鋒一樣，如果在半途卡住了，很容易從超前變落后。執著和專注等特質令他們創造力豐沛，但是面對新觀念時，他們也可能因為相同的特質而抗拒改變。賈伯斯的執著和專注十分有名，然而當他領悟到必須改弦易轍時，他會突然改變主意，令同事眼花撩亂，困惑不已。艾肯卻缺乏這種靈活應變的能力，只是一味憑著海軍指揮官的本能，采取中央集權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