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重點分析人工智能如何從國際格局和國際規范兩個方面影響國際秩序的變遷。在國際格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在經濟和軍事領域影響國家間的力量對比，非國家行為體的能力也將前所未有地擴大，圍繞科技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在國際規范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改變戰爭的形式和原則，并對現行的國際法律和倫理道德造成沖擊。文章認為，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安全和治理挑戰是需要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各國應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看問題，從共同安全的理念出發，討論未來人工智能的國際規范。文章提出基于福祉、安全、共享、和平、法治、合作的六項原則。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于2018年啟動的人工智能與安全項目小組，重點探討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國家安全和國際關系的影響以及構建共同準則的可能性。本文是基于對項目組相關信息的匯總而對人工智能與國際關系的相互影響的初步研究。

1950年，英國科學家圖靈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①1956年，首屆人工智能研討會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達特茅斯舉行，人工智能作為一門科學正式為科學界所承認。1997年，IBM計算機程序“深藍”贏得與世界國際象棋特級大師卡斯帕羅夫的六盤大戰。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加快了步伐。2014年，谷歌AlphaGo戰勝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60年后的今天，人工智能在人類越來越多的生產和生活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在部分專門領域接近甚至超過人腦的表現。作為一種有潛力改造人類社會面貌的泛在性技術，人工智能在科技、產業、軍事、社會、倫理等領域被廣泛討論。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會對國際關系產生影響？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些探討。需要說明的是，人工智能技術本身存在復雜性、難以說明性和不確定性，筆者非人工智能技術專家，本文只是根據已經發生的人工智能事件或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發展趨勢，來分析人工智能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并試圖探討構建共同準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誠然，對于科學技術會如何影響現代國際關系有不少過高的預期。例如，阿爾溫·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一書中預測，未來世界將充斥核武器風險，瀕臨經濟和生態崩潰，現存政治制度將迅速過時，世界將面臨嚴重危機。這類預測往往高估了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困難，卻低估了人類解決困難的意愿和能力。冷戰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多邊主義逐漸成為國際共識，國際防止核武器擴散體系的有效性，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運動和各國由此而不斷強化的應對環境變化的合作，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和平運動的發展，都顯示了人類在維護和平和應對挑戰上的理念共識和負責任態度。科技造成的問題，可以通過科技本身的不斷再進化而得到解決，人類也需要通過倫理道德和法律來構建嚴密的防范體系。實際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促使一系列全球性問題被納入國際政治的議事日程中來，世界也因此變得更加透明和更加融為一體。

一、我們討論的是什么？

在進入正式討論之前，需要明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討論的是什么人工智能？是狹義的、能夠模擬人的個別智能行為的人工智能，比如識別、學習、推理、判斷？還是通用人工智能，擁有與人類大腦相似的自主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是弱人工智能，為解決特定、具體任務而存在，只擅長語音識別、圖像識別、翻譯某些特定素材的人工智能，例如谷歌的AlphaGo、科大訊飛的智能翻譯器？還是強人工智能，能夠思考、計劃、解決問題，能夠進行抽象思維、理解復雜理念、快速學習、從經驗中學習等人類級別的人工智能，例如電影《人工智能》中的小男孩大衛、《機械姬》中的艾娃？抑或是未來的超級人工智能，即跨過了“奇點”②，計算和思維能力遠超人腦，“在幾乎所有領域都比最聰明的人類大腦聰明很多，包括科學創新、通識和社交技能”（牛津哲學家Nick Bostrom對超級智能的定義）的所謂人工智能合成人（Synthetics）？

我們討論人工智能對國際關系乃至國際格局的影響，只能限定在已知、基于大數據和深度學習技術，以算力、算法和數據為三大要素的人工智能技術及其應用上。我們還無法討論那些尚未獲得突破的、擁有全大腦仿真技術的未來人工智能技術。目前應是依據已經存在和能大致預見到的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發展趨勢，來探討其已經和可能對國際關系產生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人工智能能否影響國際關系進而影響到國際秩序？目前看，答案是肯定的。歷史上，技術革新和傳播曾經無數次革命性地改變了一國或多國命運，進而改變了地區格局甚至世界形勢。麥克尼爾父子在《麥克尼爾全球史：從史前到21世紀的人類網絡》一書中，生動地描寫了技術革命對軍事、政府組織方式、信仰，進而對國家間權力轉移和地區格局演變的決定性影響。書中談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戰車革命改變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中國黃河地區等區域的權力格局，例如，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北部和商朝的興起。公元前1200年后，鐵冶煉技術的出現和傳播，使裝備著相對價格低廉的鐵甲胄和兵器的普通步兵，有條件將精英駕馭的戰車掀翻在地，更加廉價的武器裝備、更大規模的軍隊、官僚統治的鞏固等條件的組合，使亞述、波斯等農業帝國的崛起成為可能。公元前7世紀，馬弓手的數量和技術又一次打破歐亞大陸的軍事政治平衡，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再度取得對農耕民族的優勢。③

再舉一例，核技術的出現改變了現代世界的政治面貌，進一步穩固了二戰結束時形成的大國權力格局，五核國的身份使得美國、蘇聯（解體后是俄羅斯）、英國、法國、中國保持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而且產生了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有核國家承擔不擴散核武器義務、允許無核國家獲取和平核能技術等一系列國際規范，催生了核戰爭等于人類毀滅、核擴散不義且非法等國際價值觀，形成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聯合國核裁軍談判機制、全球核安全峰會、東南亞無核區等一系列國際制度安排。

人工智能被認為具有像核能一樣的軍民兩用性和改變國際實力對比的顛覆性。2017年7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發布了《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報告，認為未來人工智能有可能成為與核武器、飛機、計算機、生物技術不相上下的變革性國家安全技術。④因此，將人工智能納入能夠影響國際關系的討論范疇是合理的。

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影響國際秩序的變遷。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認為，國際秩序包含兩項基本內容，一是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的權力結構和實力對比，二是處理國家間關系應遵循的規范。⑤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認為，國際秩序是“國際體系中國家依據國際規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決沖突的狀態”，其構成要素為國際主流價值觀、國際規范和國際制度安排。⑥他還認為，導致國際秩序變化的原因是國際格局的變化，但國際格局卻不是國際秩序的構成要素；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性質是國際權力的再分配，即國際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內容。⑦兩位學者在分析國際秩序時都強調了國際格局、國際規范兩大因素。人工智能有可能通過改變國際行為體的力量對比和相互關系，沖擊現有國際規范并催生新的國際規范，從而從國際格局和國際規范兩個方面影響國際秩序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