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進入關鍵階段。為認真貫徹落實******關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有關工作要求，在繼續做好科學防控的同時，合理配置資源，有序做好企業復工復產工作的決策部署。 中國通信企業協會推出多項舉措幫助信息通信行業各會員企業復工復產。

同時，為及時了解本次疫情對信息通信行業各企業的影響，及時掌握企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中國通信企業協會聯合零點有數等機構以調查問卷的形式收集會員企業（不包含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鐵塔等基礎電信運營企業）的意見與建議，本次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707份，占中國通信企業協會全部會員單位的56.6%，我們對有效的調查問卷進行了統計分析，現將新冠肺炎疫情對信息通信行業企業開工復工影響調查與相關建議報告如下。

開復工存在的主要問題

開復工整體難度大，不同省份復工難度有差異

截至調查問卷截稿（2020年2月19日），在調查有效的707家通信類相關企業中仍有32.5%的尚未復工。統計顯示，通信類相關企業開復工總體難度值達6.6分（滿分10分，得分越高難度越大），略低于所有行業總體平均難度（6.8分），表明通信類相關企業開復工總體難度小于所有行業平均值。

說明：1.調查問卷開復工難度以0-10分作為評價，分值越高難度系數越大；

2.因新疆、寧夏、西藏沒有樣本，因此沒有統計在上述表中。

從表中分省情況來看，重慶市和湖北省開復工難度相對較大，難度值分別為9.3分、9.0分；其次是江西省和陜西省，難度值分別為8.5分、8.2分；山東、云南、安徽、黑龍江和福建、湖南、海南等省開復工難度相對較小，均低于6分。通過匯總可以看出三大區域開復工難度基本持平，長三角（6.7分）略高于珠三角（6.6分）和京津冀地區（6.5分）。

外地員工返崗隔離、產業鏈難以協同復工

調查顯示，外地員工返崗隔離、產業鏈難以協同復工和防護資源難以充足準備的問題是現階段通信類相關企業開復工的三大攔路虎，企業提及率依次為53.3%、44.0%、42.4%；當地政府限制和客戶資源受損也是重要難點問題，分別有32.5%和32.0%；遠程辦公無法實現雖然提及比例較低（12.9%），但可以看出這部分企業在運用新技術支撐開復工上存在困難。企業開復工難點問題如圖1所示。

圖1 企業開復工難點問題（單位：%）

開工政策與物資保障成為開復工的制約

通過調查分析可以看出，安徽、陜西、重慶開復工困難受當地政策限制最為明顯，員工返崗隔離問題成為北上廣開復工攔路虎。其中，開復工難度較高的安徽、陜西和重慶等地難點問題相對集中，認為“當地政府嚴格限制開復工條件”的比例均超過70%，北上廣三地開復工難點在于“外地員工返崗需隔離14天”的要求，深圳市企業開復工難點問題相對復雜多樣。

“當地政府開復工的政策要求”在長三角區域更為突顯，明顯高于京津冀和珠三角區域；“多口徑上報員工動向”“限制疫情嚴重地區員工流入”和“物流不暢通”等問題集中于長三角；“客戶資源減少”和“防護物資不足”等現象在京津冀區域更為突出；珠三角區域僅在“當地政府嚴格限制開復工時間”和“限制疫情嚴重地區員工流入”方面高于京津冀，但低于長三角。

開復工與企業規模密切相關，微型企業難度最大

在調查有效的707家通信類相關企業中，微型企業82家，占比11.60%；小型企業286家，占比40.45%；中型企業238家，占比33.65%；大型企業101家，占比14.30%。其中：微型企業（59.8%）超過半數未復工；大中小型企業未復工的比例分別為11.0%、23.2%、40.2%。微型企業復工難度在7.2分，明顯高于其他規模的企業，小型、中型和大型企業復工難度相當，均在6.5分左右。不同規模企業開復工難度如圖2所示。

圖2 不同規模企業的開復工難度（單位：分）

通過調查發現，企業規模越小開復工比例越低。微型企業開復工的困難因素主要是“當地政府嚴格限制開復工時間”和“上下游產業鏈受損”等情況，其他企業則受到“返崗需隔離7-14天”的影響更大。企業規模越小開復工受限越多，難度越大，存在某些地方給予大型企業政策傾斜而對小微企業擠兌效應的現象。

影響企業開復工問題分析

基于對全國通信類相關企業開復工難點與困難，可以分別從供應鏈、人員鏈、產業鏈和政策鏈進行分析。

供應鏈：生產型、跨區域物流供應鏈保障不足

本次調查有效的707家通信類相關企業中，有141家提及因供應鏈、物流問題導致無法復工。總體來看，設備制造、運行維護、技術研發等對基礎材料要求較高的通信企業對物流供應造成的復工問題更加凸顯，這些問題由于物流等影響，還將進一步導致相關產業原材料供應不足、制成品交付延遲、物流成本增加等問題。在細分領域中，所涉及的運行維護、電子商務、設備制造等9個業務領域均提到了物流受阻問題。其中，物流和電子商務受限最廣，其次是運行維護和電子制造，提及率均超過20%。

分析發現，物流企業在復工方面存在5個主要問題：一是審核嚴，各地復工審核要求不一，各級政府層層加碼，復工審核周期長且無明確答復；二是路不通，各地封路嚴格程度不一，多地高速口封閉或地區間設置臨時關卡，很多城市干線班車進出通行受阻；三是車輛少，受各地交通管制及對物流車輛設置進入標準，符合承運資格的車輛資源整體短缺；四是人不夠，司機、搬運工等返崗不足，或返崗后尚在隔離期無法正常工作；五是防護物資少，即口罩、護目鏡等防控物資緊張、采購渠道少、采購成本較高。

人員鏈：各地限流和隔離要求導致無法全面復工

人員是開復工的基礎因素，也是主要因素，各地因物流、隔離等措施造成人員無法近期返崗。

一是基于防疫的限制流動要求導致企業員工無法如期返崗。有些是家庭所在地的封閉政策導致人員無法外出，比如返程前需居村委提供相關證明，而大部分居村委都難以提供蓋章證明。有些是工作目的地的封閉政策和繁瑣程序導致人員無法進入，24.6%的企業表示因地方政府規定疫情嚴重地區員工不允許進入而難以復工。例如：北京一家通信工程企業表示多地鄉鎮封閉公共交通，對駕車送行人員再回鄉進行限制，導致多人無法返回工作所在地。同時由于小區、城中村的封閉，一線企業的職責無法正常履行。另外，上海一家通信維護企業表示外地員工返回公司所在地需提交申請，且租房員工需房東協同到相關部門開證明，層層設卡，難以實現。

二是基于防疫的隔離要求導致員工返程后無法正常到崗工作。53.3%的受訪企業因隔離無法正常復工，問題表現為已返回工作所在地的人員需在家隔離；外地返程員工的隔離排查是否到位企業難以掌握準確信息；出差目的地需要隔離導致員工無法工作等。例如，上海某通信運維企業，開工去幫助客戶解決通信障礙問題，卻被客戶物業攔截，告知需要復工證，但如何辦理也不清楚，了解完流程需要填寫各種表格及申請書。多地對于開復工以及如何服務客戶缺乏政策指引或審批手續過于繁雜。

三是返崗人數不足導致無法正常生產經營。由于防護知識不充分、防護物資不足、交通運行過程中的不可控隱患等原因，有26.9%的企業返崗員工不足或某些崗位人員難以到崗，造成企業開復工一方面要承擔到崗人員各類成本，另一方面又因沒有全面開復工鏈條無法閉環產生新的運行成本，整個企業難以正常生產經營。

產業鏈：供需和合作關聯的傳遞效應值得關注

從短鏈來看，上下游某個或某些環節復工不充分帶來整體鏈式復工難。44.0%的企業因上下游產業鏈難以協同復工導致復工困難。在供給方面，由于交通運輸的封閉，中游產業供給受阻，無法及時送貨以及面臨漲價等問題，導致下游產業被動停滯；在需求方面，下游需求削弱，不能協同復工，訂單減少，導致中上游企業的庫存積壓。從通信類相關企業來看，其困境大致從上游向下游傳遞，由于上游產業復工困難，交通運輸的限制導致材料等上游行業無法供給充足，直接影響通信設備制造業的進度，使得通信電子產量不足，最后傳導產業鏈出現問題。

從長鏈來看，前端企業無法開工又傳遞出后續鏈式反應，導致金融（資金）、就業和社會等一系列問題。金融（資金）方面，基本按照“前端企業難以復工-生產停滯-經營受阻-現金流停滯-借貸發工資-無力還貸-金融行業受損”鏈式傳遞。另外，由于疫情影響可能會導致企業經營困難或者用工困難（員工離職或不想返回），帶來難以承受的用工成本，從而產生裁員等現象，最終引致更大范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再次，支撐運營商的維護、建設類等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復工更加困難。越是下游的產業，技術密集程度和資金密集程度就越強；越是上游的產業，資源加工性能和勞動力密集程度就越高，因而其受到空間（指無法遠程辦公實現）和人員限制的影響越大，復工難度就越大。相比之下，電子商務類企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類企業開復工難度最低。

政策鏈：未精準匹配企業需求，執行末端不力，影響開復工效果

當前各地陸續推出疫情期間企業扶持政策，確實起到了提升信心、鼓舞士氣的效果。但是從政策制定環節來看，仍存在“兩個不足”。

一是政策力度不足。參與監測企業普遍認為已出臺的減稅降費、房租減免及補助、用工保障、社保公積金減免和延緩等政策有一定價值，但是與企業面臨的困難相比，力度仍顯不足。如上海市按照政策失業保險金可減免50%，但失業保險金只占基本工資的1%-1.5%，對于減輕企業負擔沒有實質性幫助。

二是對派生問題支持不足。西安市某通信器材制造企業表示，因受上下游企業復工進度影響，無法及時向客戶交付產品。生產訂單也很難獲取，這些都會在近期造成大量的損失，但是并不在政策支持范圍。

從政策執行來看，“最后一公里”仍然是拉低企業獲得感的頑疾。本次調查反應較為集中的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手續繁瑣，深圳某物聯網軟硬件開發企業反應，針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風險補償資金審批流程非常復雜，中小企業很難一次或短期內準備齊備；同時物業要求填寫的復工申請表，要求細碎繁多，門檻太高。二是政策要求不清晰、反饋時間長。甘肅某通信運營咨詢企業反應，政府及社區管理部門沒有下達明確的停工指令，也就沒有部門下達同意開工的指令，社區和大廈物業阻擋員工進入，讓企業拿到開工文件批復才能開工，企業不知到哪去拿，十分矛盾，各級管理部門都可以拿著防疫的“大棒”，想打誰就打誰，企業非常為難無助。

有序復工復產的相關建議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實現企業有序復工復產、保障經濟有效運行，需要政府和行業組織、企業等多方協作，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建立快速協調機制。在抗疫情和保運行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總體要求下，建議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繼續加大保運行、促復工的工作力度。將經濟主管部門全面納入，同時建立“發現問題-應對問題-解決問題”閉環式快速反應機制，將“部門協調力”與“機制協調力”雙力并舉，加快近期出臺政策的落實督查。

二是制定統一復工標準。當前已逐步進入“附條件全面開復工”階段，但仍有相當多的地區尚未部署或部署遲緩。為此，建議領導小組盡快制定清晰、統一的開復工標準。實行“備案制+承諾制+負面清單”。鼓勵除負面清單以外的企業在充分準備條件下復工復產，原則上不以企業規模、利稅貢獻等標準來限制企業復工，不附加與疫情無關的條件。

三是地方支持性配套措施。各地應重視開復工造成人員緊缺的現象，在外來務工人員集中的地區，建議地方政府與企業合作，為復工人員提供必要的專車專列專機等，保障復工途中的安全性；為復工企業提供更暢通的憑證獲取通道，優化對外地返工人員的排測模式；對于有復工證明、有住房證明或臨時居住證的人員不得阻礙進入社區等。形成中央政策與地方措施一體化管理，全面支撐企業開復工。

四是賦能產業幫扶力度。建議各地將“企業幫扶”延伸為“產業幫扶”，將“輸血型幫扶”轉變為“造血型幫扶”。從產業角度，建議對消費服務端、通信設備制造和通信服務類企業給予更優惠和更大力度的支持。從激勵角度，建議設立創新獎勵資金，引導企業布局抗風險能力更強、更具先進性的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尋求服務和交易模式的革新。

五是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暢通人流、物流、商流是恢復經濟社會正常運轉的前提和保障。建議除湖北以外地區的區域管控措施應借助時空大數據、行為大數據等數字化治理手段，盡快從“封閉式管控”轉向“科學管控”“精密智控”，統籌做好交通運輸領域的防輸入、保暢通、惠民生，打通產業鏈條制約。比如：外地人員從出發地（原籍）回到工作地，從居住地再到工作地（單位）的各類健康、行動軌跡信息應當實現標準統一的互通共享，避免不同地不同政策造成人員開復工難題。

六是加快新技術服務應急管理建設。鼓勵各企業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服務疫情防控、開復工以及未來智慧城市建設。在各地陸續恢復經濟發展、企業復工復產的同時全面總結智慧城市、公共信息系統、智慧社區和網格式精細化城市管理系統在本次防疫戰中的經驗與教訓，結合5G應用建設進程，加快小區廣播等應急服務技術開發，鼓勵國企與民企、中小微企業在5G創新應用與新技術支撐服務上的對接，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

七是提振中小微企業經濟發展信心。建議對中小微企業政策扶持上遵循“減免重于緩交、普惠重于選擇”的原則，對企業普遍關心的場地租金成本、低價中標、市場準入等問題，建議加速研究出臺針對商用和民用物業的租金減免鼓勵政策；建議加大政府與央企面向中小微企業采購比例（原有規定為30%），切實解決低價中標給中小微企業帶來的困難等，從問題源頭解決“稅費減免延繳、金融貸款支持、租金減免、社保支持、賬款清欠、低價中標”等實質性政策落地問題，通過政策扶持的“及時雨”增強中小微企業經濟發展的信心。

八是樹立央企“產業龍頭”帶頭機制。央企（主要指基礎電信運營企業）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在開復工環節可起到帶頭作用，一方面做好自身防疫與恢復生產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小微企業開復工資金、技術手段、困難解決等方面提供幫助：①加大對民營及中小微企業工程欠款的清理力度；②優化轉售企業（虛擬運營商）保證金及應付款項等支付與合作流程；③加大網上會議、遠程辦公、云網論壇、網絡教學等ICT手段投放；④為合作服務的建設、維護類中小微企業開具物業認可的進入證明等等。

九是重視社會組織的行業協調作用。社會組織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發揮了行業資源協調、正能量事跡宣傳、幫助會員企業開復工以及行業協同抗擊疫情等重要作用。建議通過民政及行業主管部門，發動更多行業組織參與到開復工動員、防疫資源的協調、優秀經驗總結、具體困難解決和協調、政策需求反饋、建立快速反應機制、協助政策落地、評估各項政策落實情況和產生的效果等工作中，及時掌握行業企業的困難和需求，及時總結受疫情影響出現的新業態、新模式、新趨勢。

中國通信企業協會將全力發揮行業協調作用，支持與幫助信息通信行業廣大企業抗擊疫情、保經營、穩發展，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產，全力以赴幫助會員企業抓好疫情防控和恢復生產各項工作，遏制疫情擴散和蔓延，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有序開展，奪取疫情防控和實現行業年度經濟發展目標的雙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