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進程將加快20年 隨著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新制裁措施在新聞媒體上公開表明，無論人們情愿還是不情愿，相信還是不相信，擔心還是不擔心，中美科技事實上已經進入全面總決戰階段。川建國的皮鞭果然遠遠比科技部、教育部、發改委的文件管用太多了。這場總決戰將首先使中國芯片業一舉跨越5到10年的進程，迫使其全產業鏈去美國化，更進一步，會迫使中國科技業整體上一舉在短期內躍居世界領先地位。本來“中國制造2025”只是一個中長期的發展計劃，分為2025年，2035年和2049年三個階段。但川建國將用無情的皮鞭逼使中國提前在2025年實現甚至極大超越2049年的發展目標。根據美國政治發展形勢、尤其是“義烏指數”，川建國將連任成功。即使這樣，為下一任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伊萬卡·特朗普成功當選考慮。在2025年之前，川建國將一直會用皮鞭每年狠狠地抽打中國一次，將一切中國科技創新道路上的錯誤認知、愚昧幻想、追隨型的陳舊科技體制徹底掃蕩干凈。

從2015年開始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

中國的科技會最終趕上并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這本身就是中國制造2025的發展計劃和目標，所以并不難理解。但為什么能這么快地在這次科技大決戰中成功地大大提前20年實現目標，主要的原因是川建國根本就沒想要贏得這個科技決戰，他要贏的只是選舉。那么，這樣是不是說他只是為一已之私，而不顧美國的國家利益，只是打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實際做的是挖美國墻角的事情呢？那倒也不是，他的確是真想在做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事情，并且他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做法。那就是在美國科技能力以溫水煮青蛙方式慢慢地徹底喪失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讓美國原有政治體制和國家戰略的弊端徹底暴露，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和國家發展戰略的改革。另外也將美國現有的一切還剩下的科技潛力用干用凈，來達到其想達到的目的。因此，這將是一次中美間雙贏的決戰。
中國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么？不是能否贏得這場決戰。贏得這場決戰的容易程度遠遠超過幾乎所有人的想象，只有極少數人真正明白這是一場實力對比處于什么狀態的戰爭。美國雖然不是以雞蛋碰石頭，但最多也只是以西瓜、菠蘿、頂多椰子碰石頭而已。 需要提醒一下的是，首先中美間科技實力對比的變化非常劇烈，每天都會不同，一般不是能深入研究的人難以及時知曉和把握，很容易停留在多年前的陳舊失效信息和觀念上看問題。二是芯片技術本身一般人很難搞明白，無論絕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是媒體上絕大多數寫文章的人，別說是芯片，能把半導體收音機原理搞清楚的都很少。但我不僅長期深耕于對中國科技發展的研究，而且可以很容易搞清楚各種半導體器件和芯片的最底層原理和每個管腳的時序，這本來就是我的專業。我本科是南郵，研究生在北郵，曾在當年鄭州郵電部設計院工作過6年，在這些中國電信行業里幾個最頂級的黃埔軍校我都工作或學習過。我在王碼電腦、中興通訊、數碼視訊這些業內知名公司都有過很長時間的工作經歷。我以資深參與者身份親眼見證了電信業從人工接續、步進制、縱橫制、程控、軟交換、ISDN、ATM、移動的1G到5G、DDN、SDH、DWDM、局域網、互聯網、從模似到數字的地面廣播、同軸有線廣播、衛星廣播等等的發展歷史。我親手研發、或操作使用、或安裝維修過的設備從二戰時期的礦石發報機，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喊“向我開炮”的無線報話機，一直到現在的電腦、服務器、集群通信和移動基站設備等。不僅在中國，即使全球范圍，能在電信、計算機、互聯網、數字廣播領域都有過長期工作經歷的人也是屈指可數。能從各個不同角度把電信業理解透的人，即使在華為這樣的公司里也沒多少個。況且，但凡看過我在《實驗、測量與科學》一書中對放大原理的描述，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包括各種晶體管在內的一般放大原理，從而很容易理解這些在過去難以弄明白的高深科技知識。因此，即使我的看法不能說每個都對，但對相應領域的認知之所以受到很多專業機構和智庫的重視，原因就在于我有很多不同于一般媒體人的第一手資料和資源，以及對一般科學原理的深入研究。

理解當前中美戰略格局的基礎 要理解當前美國制裁政策出臺的根源和中國可能的應對，不能僅僅把這看作只是針對華為一個公司，也遠遠不是單純的芯片問題。我們必須從整個中美兩國所處的戰略格局狀態和未來可能變化來看問題，才能獲得更全面準確的把握。 過去，中國在中美關系中的基本態度，說好聽一點是“韜光養晦”，說難受一點是持小心翼翼、有時甚至忍氣吞聲、息事寧人的態度。即使有些觸及底線的問題，中國在口頭上強烈抗議，往往也是泛泛地原則性的，看似聲調很高，事實上始終保持很大模糊空間，一旦美國稍有讓步甚至僅僅是止步，中國馬上就停止抗議。很多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狀態，但中國現在外交等正式和非正式場合，政府聲調非常強硬，對西方的任何教訓絕不再忍氣吞聲，直接進行反教訓，甚至有時還主動去教訓一下對方，對此人們一時無法理解、憂心忡忡。遇到美國不斷升級沖突時，很多人（不僅是普通人，而且包括智庫級的知名人士）心里很自然地會擔憂中國現在為什么這樣強硬，為何不能像過去一樣積極主動地討好美國，積極地緩和關系，怎么就不能低調一點、謙虛一點，別去惹美國好不好。中國現在當然并不希望與美國對抗，但基本上不去太積極主動地緩和與美國的關系。所持的態度是：如果你要緩和，我們當然積極支持和配合，但如果你要搞對抗，無論想對抗到什么程度都請便。中國不僅不會在原則問題上有任何讓步，非原則的問題讓不讓步也還得多考慮一下價格和商務條款問題。中國不僅不擔心美國來找中國麻煩，反過來中國要是高興或不高興了，還會主動去找點美國的麻煩刺激下對方。為什么會是這樣？ 中國政府考慮問題的角度，當然與某個普通人，普通學者、媒體人或某個企業是有區別的。很多人只是在泛泛地談中國整體實力如何，軍事實力如何。關注點多在航母、殲20隱身戰機、055導彈驅逐艦、電磁炮、運20、轟六K、東風31、東風41、東風21D、東風26、核潛艇等等。這些當然是很重要的改變中美間軍事對比的大殺器，但它們都是量的持續積累。真正具有最大戰略意義，徹底改變中美間戰略格局的，是兩個重要事件。 一是2016年1月16日10點21分，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機遇窗口已經永久性地關閉了。對于這一點，不僅美國戰略家們至今還沒反應過來，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沒反應過來。到了2017年，班農還在說遏制中國的窗口期只有5年，如果不加緊行動，等這個窗口期過了也就遏制不了云云。其實這個窗口期在前面這個時間點已經過了，而不是還有5年。也正是在這個時間點之后，中國外交系統說話的腔調完全改變。直到今天，無論中美間關系如何地巨浪滔天，中國一直就沒有壓低調門的跡象。 其原因在于，無論中國武器裝備如何發展，過去都在戰略上有一個極大的軟肋掌握在美國手里，美國是可以對中國一劍封喉的——這就是曾經的“馬六甲困局”。中國不僅極大比例的國際貿易必須經過這個通道，而且石油需求的56%左右（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為70%，其中80%的進口經過馬六甲海峽）需要經過這個通道。如果真打起仗來，美國通過新加坡切斷這個通道的話，中國石油供應很快就會枯竭。沒有石油，再強大的軍艦和戰機都是一堆廢鐵。這就是為什么前述時間點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只有當你明白美國軍方和戰略家們從上面這些照片看到的不是美麗和性感，而是背后潛藏的驚天殺氣，才會明白為什么自從這些美麗空姐登上永暑礁以后，下面這張照片就成為常態了。 2016年7月26日，我在公眾號文章“中西方戰略格局已發生根本性轉變”一文中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永暑礁、渚壁礁、美濟礁這三個島軍事價值有多大？只要知道永暑礁機場跑道長度大概有3140多米，并認真搞明白各種位置關系就知道了。其跑道長度大約是十個美國航母艏艉相連一字排列的長度，它是大型國際樞紐機場的跑道長度設計，而不是一個島嶼機場的長度設計。只要中國愿意，可以讓這幾個島具備比美國現役全部11個航母戰斗群加起來還要大得多的作戰能力。 第二個重大戰略改變的時間點是2019年10月1日。在當天的國慶閱兵上，第一次展示了東風17導彈。中國時不時地就會展示一些新的武器裝備，僅僅是再多展出一個新導彈武器并不稀奇。但這個東風17為什么會那么特殊？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個采用“錢學森彈道”，俗稱水漂彈道的實戰型武器。這種彈道的理論原理在20世紀40年代就由錢學森從理論上提出了，但它的實現非常困難。現在實現這個技術突破意味著什么？它帶來了兩個特別的優勢。首先其彈道是不固定的，這樣防御起來就非常難，對現有的導彈防御系統近乎于不可能勝任，只有采用電磁炮或激光武器等才有可能。二是因為在大氣層外以打水漂的方式拉長在外層空間的時間，使其射程比普通導彈增長很多。這就會使相同射程的導彈重量和燃料大大減少，成本大幅度下降，真可謂是器利價廉。“據說”東風17是在東風16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東風16射程為1500公里，而東風17為2500公里，通過末段的打水漂加長了約1000公里。如果在東風21D、東風26基礎上加上錢學森彈道技術，射程就可能分別達到3500和7000公里。這會讓整個美軍在第二島鏈上不再有任何安全性，甚至第三島鏈上的美軍也不再安全。 這個導彈正式亮相后，緊接著2017年10月8日美國頂級智庫CSIS召集美國5大導彈供貨商和美國國防部等軍方相關頂級人士進行研討，得出三個結論：一是美國現有導彈防御系統全面作廢，二是美國至少需要5年時間才能開發出同類技術的導彈，三是要開發出可以防御這種導彈的系統，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這就意味著，至少在10年之內，中國的東風17在其射程之內是基本無敵，不可防御的。這就使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擁有了相對于其他所有西方國家代差級別的優勢武器裝備，這是馬克沁機槍與燧發槍的代差區別。更重要的是，東風17只是一個開始，既然中國已經掌握了錢學森彈道的技術，那就意味著只要中國愿意，可以在未來不長的時間內將所有彈道導彈全部升級為具備錢學森彈道的能力，這將使中國軍方從導彈技術上擁有完全碾壓美軍的戰略和戰術能力。

已經形成戰斗力的東風17導彈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人。中國現在終級的軍事上已經有接近絕對的把握“不可勝”（不被敵人戰勝），因此也就可以心態相對輕松地“以待敵之可勝”。怎么才能使“敵之可勝”呢？那就是得不斷刺激對方心態失衡，這樣才會不斷做出有偏差的、可被我所利用的決策。所以，別說是對方在挑釁中國的時侯，中國不會輕易讓步，對方不挑釁的時侯我們還得找個適當的時機故意刺激它一下，讓它跳腳才是。在這種時候怎么可能再像過去一樣低聲下氣、韜光養晦、息事寧人呢？什么時候美國放棄自己是老大，學會與中國平等相處了，什么時候才沒必要聲音這么大了。 所以，雖然現在美國軍艦還是時不時在臺海和南海哆哆嗦嗦地“自由通過”一下，中國已經越來越不大正眼瞧它了。而在過去一般都要“強烈抗議”，并表示最后將其“警告驅離”，反正驅不驅離它們也是要走的。那么，現在美國本身疫情正嚴重，而且從2020年3月份羅斯福號航母爆出有士兵受到感染開始，到5月20日美軍已經有8636人被確診，為什么他還要在南海和臺灣不斷地展示“航行自由”呢？

臺灣問題——美軍為什么還要在南海和臺海航行？ 說到中美關系，臺灣問題是老話題。大談臺灣問題的媒體和專家也如過江之鯽，對臺灣問題未來可能的走向，人們也是議論紛紛。但是，這類討論大多都只是一些無邊無際的猜測。我們只要考慮清楚這么一個問題，就能理解最終的、真正準確的答案是什么：毛澤東當年對未來解決臺灣問題是如何設想的？只有搞清楚這個事情，并且有確實證據地搞清楚，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科學的理解。 如果認真研究現在還歸屬臺灣實際管理的島嶼，會發現一些非常奇怪的現象。距離大陸東部沿海非常近的地方，還零星地留有幾個現歸臺灣實際控制的島嶼：除金門、馬祖列島外，還有一個過去極少人關注到的烏邱群島。另外在南海還有太平島和東沙群島由臺灣實際控制。太平島太遠了，當年解放軍確實是真的沒有能力去攻占。東沙群島距離大陸260至300公里，當年剛解放時，解放軍攻打十多公里外的金門島都不成功，這個距離更別提了。馬祖列島現居民有1萬多人，距離大陸20公里-40公里。馬祖是臺灣馬祖文化的圣地，因此保留給臺灣可算作是人情。烏邱群島現屬金門管理，距離大陸實際控制的鸕鶿島只有16公里，卻在金門以北120公里。該島可以說是彈丸之地，只有2.6平方公里，當年的居民最多也只有幾百人，現在還常年居住在島上的也就三四十人。當年解放軍海軍在打下其他沿海列島之后，要是真有心拿下烏邱群島的話，根本不會費吹灰之力。金門距離廈門也就10來公里，如果要想報當年金門戰役一個師全軍覆滅之仇也不是難事。所以，不去拿下這些島嶼，唯一的解釋就是毛澤東故意這么安排的。有人說當年留下金門是為和臺灣保持一定的聯系。如果只是這樣的話，留一個金門也就夠了，為什么從北到南留下大大小小五個群島？理解清楚了這個問題，也就明白了老人家對未來被迫只能軍事解決臺灣問題時，其戰略戰術是如何設計的。

很顯然，直接去攻打臺灣本島所需要的軍力和代價會是極其高昂的。但如果攻占金門、馬祖，尤其是烏邱群島，那就容易太多了。如果要以武逼統，這些零星的島嶼就是最好的抓手。從北到南，馬祖列島、烏邱群島、金門列島、東沙群島、太平島，這些島嶼可以作為解放軍在以武逼統時充分展示武力，同時又代價極小的場所。過去解放軍搞軍演的時候，常常是非常高調地以攻占臺灣本島為假想目標，搞得炮火連天，導彈橫飛，那其實并不是毛澤東設想的戰略戰術，更大程度只是嚇唬對岸臺獨分子和美國別搞得太過分。但現在解放軍在南海以奪占東沙群島為假想目標，且很低調地搞軍事演習，那就說明是在真準備干實事兒了。當然，公開以東沙群島為假想目標，并不意味著真要干的話第一目標就一定是它。因為東沙群島相對離臺灣較近，離大陸現在雖說不上遠，但也說不上很近，并不是最理想的首選。當然，以東沙群島為假想目標也有一個極大的好處，就是它離大陸的距離正好與大陸與臺灣的距離差不多，并且還稍多一點。從大陸出發去進行攻占東沙群島的軍事演習，會有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可以想象成模擬的攻占臺灣本島，也可以想象成攻占其離島。 如果真要干，從軍事上說首選以太平島和烏邱群島為最佳。因為太平島距離臺灣太遠了，想以臺灣本島為支撐基地進行支援根本不可能。但它卻距離中暑礁、仁愛礁、美濟礁等已經成為解放軍大型軍事基地的島嶼都只有200公里以內。這對現在的戰機來說，從機場起飛后也就幾分鐘的事情，太平島上的臺軍連跑出營房的時間都沒有，臺灣本島只能干看著，無任何支援能力。況且根本就用不著飛機，太平島不過0.43平方公里的面積，只要在中暑礁上部署1個解放軍現役的PHL03火箭炮營，一次齊射就把整個太平島覆蓋光了。臺灣曾傳出想租給美軍在太平島上建監控站，馬上就被美軍否決了。他們怎么可能讓自己的大兵跑到解放軍火箭炮射程范圍內去建監控站？真是把他們當傻子了。另外，真打起來了，就是把太平島上炸翻天，傷亡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就該明白為什么大陸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短短一年左右時間同時吹沙填海建成這幾個島嶼時，美國極其著急上火原因何在了？建成這幾個島可謂是一箭雙雕之策，即解了馬六甲困局之圍，又可形成對太平島圍而不打之勢。 對烏邱群島，別說是現在的解放軍海空軍，就是當地民兵和公安開漁船過去解決問題都易如反掌，而且占了以后還可以退出來再還給臺灣，可進可退。由此就該明白當年老人家的苦心安排和戰略戰術設計是何等之精妙。所以，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明知道現在開一兩艘軍艦在臺海和南海“自由航行”，對解放軍的實際軍事壓力已經近乎于零，但卻執意要如此。其目的不是展示給解放軍看（那怎么也得開一個航母戰斗群過來才像樣吧），而是極力展示給臺獨分子看的，表明美國還是會力撐臺灣。 但是，以上分析是否意味著很快解放軍就會采取行動呢？當然不是。對此人們可能還是感覺不過癮。有人甚至分析把臺灣問題解決了，臺灣的臺積電就成我們的了，那華為7nm和5nm芯片就有人可能生產了。這種想法實在是太荒唐可笑了，解決臺灣問題難道就是為給華為解決生產芯片供應嗎？臺灣問題的解決路徑會怎么走，還是總結一下各代領導人是怎么說的： 第一代：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 第二代：當年剛與美建交，在訪美時說：我們現在沒有能力進攻臺灣，但有能力封鎖臺灣。 第三代：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第四代：制定《反分裂國家法》。 第五代：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下去。 如果精通解放軍戰略戰術的，就應該知道其最經典的戰術是什么：圍點打援。有人總在說解決臺灣問題關鍵是如何不讓外國勢力介入。這種看法有道理但也容易忽視最關鍵的問題。怎么就不能設想一下就是要引外國勢力介入，就是要借這個機會敲打一下外國勢力，一切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如果其害怕不介入，問題不也就徹底解決了嗎？好了，談到這里就該止住，再談就說太多了。如果再說就是提醒一句，外國勢力現在跑還來得及，再晚我就不讓你跑了。 對于此次美國從芯片制造和設計環節限制華為，有人提出應當報復，甚至提出制裁波音等。事實上根本沒必要，也不應該。一是他們根本不理解今天中美在信息產業真實力量的對比究竟處于什么樣的狀態。二是這些選擇的制裁對象并不合適。波音接連經過一波又一波的打擊，現在純屬是一個躺在病床上重癥病人，問題只是還能熬多長時間。你去報復一個年輕力壯的人還有得一說，去打一個躺在病床上的垂死病人多少有點不道義。況且在過去幾十年的中美關系中，波音一方面是最大獲益者，同時也是為發展中美關系對美國國會進行游說最賣力的公司。我們不能在這個時候因為一個完全與其無關的事情去拿躺在病床上垂死的波音去做報復對象。表面看高通是美國芯片業巨頭，但它是提供芯片的，而這一次美國商務部打擊點是芯片制造業，不是芯片，與高通并無關系。中國要做出什么反制，也得是有利于中國芯片設備行業的發展，而不單純是一個報復行為。三是現在中國已經沒有必要一定得采取一些對等反制措施。兩年前剛剛開始中美貿易戰的時候，對美方的任何制裁措施，中方即使不是完全對等，起碼也得是“來而不往非禮也”。但中美之間科技戰發展到現在，美方的新制裁措施已經完全變成對中方幫大忙，我們千恩萬謝都來不及，哪還需要什么反制？

中美科技實力對比的驚天變化 中國人已經太習慣于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們基礎太弱，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有巨大的差距，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接近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因為這樣的話聽得太多了，所以當中國在信息產業很多領域已經具備對美國壓倒性優勢時，整個社會還處在想象中的美國強者對中國弱者的欺壓和霸凌，把中國看成一個受難者、把美國看成一個高高在上的強盜形象。 中國的信息產業在不久前的歷史上的確是太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我們是親身經歷者，最有發言權。我1984年剛剛從當年的南京郵電學院（現在是南京郵電大學）畢業進入鄭州郵電部設計院（當年唯一直屬郵電部局級設計單位）時，中國主要的核心通訊還是人工接續為主的狀態。當時很多西方國家基本都已經是自動交換。為了與中國電話網匹配，很多國家還專門留了幾條人工接續的線路與中國網絡聯接。電影《手機》里有一段很讓人心酸的歌曲“劉三斤”，他的媳婦呂桂花為了給他打長途電話要坐很長時間的車到縣城里。當時打一個長途電話可能要兩三天時間才能接得通是常事兒。 但是，在那個極為落后的時期，中國人卻有著充分的樂觀和自信。別老是笑話印度，我們當年的樂觀、豁達和自信并不比人家印度差多少。有一個我印象特別深的事情，電視上五一節搞勞動競賽的表彰和表演活動。有一個郵電局的女接線員，居然能夠把省城里一萬多電話號碼全背下來。在進行現場表演獲得觀眾陣陣掌聲后，漂亮的女主持人熱情洋溢地說該女員工的能力在全球范圍無人可及，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勤勞。現場主持人還特地問一個外國觀眾，這個外國觀眾真的樹起大拇指說太了不起了，他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沒遇到過記憶能力這么強的接線員。我們幾個一起看電視的設計院同事只能苦笑，電視里這幫人無知的自信和那個外國朋友的夸獎太令人尷尬了。國外當時已經基本沒有接線員，當然沒人有這個能力了。看著電視上還那么樂觀自豪的主持人和觀眾，作為電信人，只能深感自卑、自責和苦澀。 但是，幾十年過去了，在電信技術這個領域，中國不是已經把美國遠遠甩在后面，而是將美國對手基本清理干凈了。曾經高不可攀的朗訊、摩托羅拉等美國電信巨頭，從20年前就已經開始紛紛破產退出競爭的行列。很抱歉，本人當年就是清理這些美國對手的成千上萬中國電信產業人之一。面對被我們親手殺到尸橫遍地的對手，除了外行人難以理解的悲傷和復雜心情，我實在是難以裝得像華為那樣悲壯，更無法積攢起哪怕一絲一毫普通公眾尤其公知們那里還存在的恐慌甚至自卑情緒。到5G時代，美國連參與競爭的選手都沒有，還談什么與中國競爭？任正非曾經對記者說華為的5G遠遠領先美國，很多中國人可能到今天都根本沒反應過來他說這話是什么意思。其實這話說得太矯情了，不僅是華為，整個中國的通訊技術根本就不是領先美國，而是對方已經就沒有可比較的對象了。不是100與90相比領先10，而是100與0相比根本就沒有什么領先的問題存在。 美國在芯片業上的確還有很多歷史積累的優勢，但很遺憾，川建國同志這次基本上是準備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把它全干光了。2019年5月18號美國商務部第一次制裁華為的時候，很多智庫機構，包括國家級的智庫請我去作分析報告，對美國制裁華為的后續發展進行一些分析判斷。我當時認為其中絕大部分芯片很快就可以實現替代，但其中最難的射頻芯片部分快則一年，最遲兩年之內也可以完成替代。當時很多經濟學、金融、國際關系等等領域的學者專家們還認為我太能吹牛了。你們這幫文科領域的大專家們根本就不是干這個的，別說是芯片了，連NPN型與PNP型晶體管區別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居然還膽敢來評判我吹不吹牛。實際情況是射頻芯片半年左右就完成替代了。華為的P30中還有幾顆美國Skyworks和Qorvo的射頻芯片，而到P40就基本把美國所有芯片全替代光了。我本人親自參與推動過一家做砷化鎵和氮化鉀射頻功放的公司，2020年春節前后產品就獲得了實際商用。射頻功放又是射頻芯片里最難的，尤其氮化鎵高功率的射頻功放芯片，它不是用在手機，而是用在基站上。這種最難的通訊芯片也拜川建國同志所賜一瞬之間全國產化了。事實上，過去為中國軍方提供支持的中電科13所和17所早就在積累相關技術。只不過是以前沒有川建國大恩大德的加持，這些技術很難有機會大規模商用到軍方以外而已。2014年前后，中國巨型機突飛猛進，連續多年占據TOP500榜首。奧巴馬實在著急了，就對巨型機公司禁運INTEL的賽揚芯片。僅僅一年之后，太湖之光從天而降再次登頂，一個過去連業內人都極少知道的申威26010芯片突然間冒出來。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封鎖，這種芯片技術可能就真的被長期封鎖在中國不知哪個研究所里藏在深閨無人知了。

2019年5月18日，華為第一次受到美商務部制裁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這架傷痕累累的飛機。基本上是剛剛好一年后的2020年5月15日，它又飛上天了。其配套的宣傳口號還是極具華為特色的矯情：“除了勝利，我們已經無路可走”。太矯情，實在是太矯情了。一個走路都顫顫巍巍的老太太，公然宣稱要把一個拳擊世界冠軍封鎖教訓一頓，然后這個拳擊冠軍表演得像真的要被暴打一頓的悲壯，同時還要裝模做樣地作出一付堅貞不屈、絕不投降的樣子。社會公眾也真以為川建國傾一國之力在彈壓一個公司，后者要遭受一場多么巨大的委屈，實在是太扭曲、太荒唐了。此情此景，與當年看到電視上的主持人與觀眾為能記住上萬電話號碼的女接線員自豪和喝彩，同樣地讓真正的內行人無奈和苦笑。 由于狹窄專業的限制和變化實在是太快了，即使業內專家群體也很少有人能對中國芯片業全貌尤其是其潛力有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所以誰也不敢下結論說中國能在多長時間內完全替代美國芯片制造設備和原材料，更別提普通公眾了。那些媒體大V也大多只是站在圈子外很遠的地方憑想象在寫文章。還有一些人煞有介事地分析說美國布下了一個驚天的陰謀，像星球大戰計劃拉蘇聯入局一樣，在引誘中國浪費大量研發資源。即使我認為專業性非常高的一些媒體作者，在這個事情上對中國芯片科技實際現狀的判斷也偏差太遠了。 很多人可能會問，這樣說難道中國真就沒有問題，沒有差距，都已經領先世界了? 當然問題有，差距也有、而且還很大。并且中國真正的差距所在可能超乎絕大多數人的想象。在本文下篇里我們會詳細談到一些，此處只說一點最大的差距。不要一提到差距，就只以為限于人才、技術、產品、品牌等等，在這些方面，中國真的差距已經很少，即使有也完全不算什么大事了。最大的差距是在觀念和理念上：就是認識不清自己的真正實力，認識不清自己該干什么。很多人總認為應該“低調”“謙虛”，“謙虛是中國人的美德”，這個觀念大錯特錯。每一個國家也像每一個人或企業一樣，你必須看清和尋求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和獲得價值的空間是什么。獲得價值的方式無非是：

做相同情要價更低。

相同要價做的事情更多。

做相同的事情品質更高，從而可以獲得更高的要價。

做更少的事情品質超高，從而可以獲得高得多的要價。

...... 謙虛是什么，在當今奉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上，那不是美德而是最大的缺德，那就是要把自己說得“更不值錢”，從而只能以更低要價，付出更多血汗，去從別人那里獲得一點可憐的回報。中國已經發展到今天，最需要學會的是如何讓自己在世界上“更值錢”。我們最需要學習歐洲和美國的是什么，技術當然是需要的，但已經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了。我們最需要學習的是他們如何擅長于讓自己更值錢。知道為什么中國有那么多人總習慣把中國說得更差，總要讓中國壓低調門，要讓中國人更謙虛的公知嗎？很簡單，他們就是幫著對手來砍價的。 適當的降價甚至價格戰永遠會是商戰必要的利器，但今天的中國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太容易自貶身價，甚至把“將自己貶得更不值錢”認為是一種美德。提升技術和創新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并不是可以不再受制裁、不再受欺負，而是要讓中國人、中國的企業、整個中國的形象變得更值錢、活得更有尊嚴。如果不明白這一點，就不知道未來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們當然不能以川建國同志那樣即使干到最差也要說成最好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但是，今天的中國公眾對自身科技實力真實強大狀態的無知，已經遠遠超過當年封閉時期對自己落后狀態的無知程度了。我們很多人甚至主流媒體都認為中國與西方的價值觀不同，價值觀是什么？不是主義、信仰等等的不同，而是價值判斷是什么，什么更有價值，什么價值更低。只要能讓自己價值更高，并且讓其他人認可自己的價值更高，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是什么重要嗎？ 這么說有人可能會問：難道更有錢就說明一切嗎？當然不是這樣。其實“更值錢”這個說法并不合適，但如果不這么說大家可能難以理解。中東富豪很有錢，但世界上大多數人并不認為他們比西方更有價值。屠呦呦并不是億萬富翁，但我們都認為她價值極大。價值會體現在很多方面，但的確影響最大的就是你的國家企業產品能不能表現得更有價值，讓別人花更多錢買還覺得有面子，值這個價。中美兩國在爭老大，所以兩個國家間鬧些別扭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什么美國老是要抓住華為等通信企業無止盡地做文章，就是他們實在受不了中國人賣賣苦力掙點辛苦錢還可以，怎么能做值錢的東西呢？任正非曾說華為的產品比國外公司的價格要高很多，但用戶更愿意買。這才是美國最受不了的。受不了是因為：絕大多數中國公司的確就是按“我們東西雖然比國外公司產品稍差一些，但價格上便宜更多”。簡單說就是東西不值錢，但我們價格更便宜。我們很多文化人也是按這種形象給中國定位的。但我們今天真正要改變的，不是技術上超過國外公司，這種超越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實在是太容易，容易得你都難以想象。但我們對自己不值錢的形象定位、產品定位、做事情的定位卻太難以改變，難到無法想象。

目標 在“中美科技大決戰”里，我談到了這次中美科技大決戰的必然性和歷史背景，并且指出它將會使中國科技進步速度加快20年，而這就涉及到對這場決戰未來走向的分析預測問題。尼葛洛龐帝曾說過：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創造出來。因此，討論如何創造出來的策略遠比討論對未來的預測有意義得多。我們說中國的科技發展速度會加快20年，并不意味著說一定如此，關鍵在于我們怎么做。因此，在這一中篇里，我們需要重點談的是我們應當如何利用這個歷史機遇，如何去做才能實現這一預測。 我們其實并不是說要讓美國芯片業完全消失，我們也并不希望這樣的結果發生。但是，我們必須要建立這樣一個目標：就是美國再也沒有任何能力拿芯片技術對中國進行任何封鎖行為。就像大豆一樣，美國可以賣給中國，我們很喜歡。但如果美國不賣，我們也有大量可替代的來源。只要達成了這一點，我們就認為達成了“全殲”的目標。即使在國產化做得并不是很好的汽車領域，中國汽車基本可實現接近100%的國產化，但同時國外的汽車也在中國市場有很高比例的存在。我們希望未來美國或其他國家的芯片業還是都存在，但所有芯片只要中國想做沒有做不了的，隨時都可用上，這就足夠了。我們是要全殲其可以進行封鎖的能力和壓倒性的技術優勢，而不是其行業的存在。 以下我們將詳細描述以什么樣的戰略，可以在不長的時間內達成這一目標。

為什么美國的封鎖不可能成功？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個人早期工作的一個小經歷。當我1984年剛從南京郵電學院（現南京郵電大學）畢業時，有很多年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帶著當時極為先進的美國HP8565A頻譜儀（HP公司的儀器業務后來變成現在的安捷倫）到中國各地去測量雷達和其他電磁信號，以配合衛星地面站和微波站等電信工程的建設。我那時按規定出差是沒有資格乘飛機的，人生第一次乘飛機，就是因為要攜帶這個比人還精貴的設備從北京出發去做中國第一批衛星地面站工程中的一個，是在烏魯木齊郊區一個叫8所的地方。

好不容易從網上找到了這么個照片，拍照質量雖然很不好，但這是多么熟悉的對數定標顯示屏幕，觸摸過多少次的特殊旋鈕！（在同一個位置上嵌了里外多套旋鈕），眼淚都快出來了，就像見到幾十年前親密的故友。現在更先進得多的頻譜儀已經輕易可得了，但是這個HP8565A可是當年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嚴格禁運的產品，它可以很容易測量出幾乎任何軍用和民用雷達的頻點、脈沖寬度、副瓣旁瓣高度等詳細參數。當年我的筆記本里有幾乎所有中國軍方和其他民用行業的雷達參數，尤其是當時使用最多的440、843等雷達，我基本已經背下來，到了工程現場直接調到相應頻點仔細測下主瓣高度，其他參數瞟一眼就足夠了。當時中國只搞到若干臺這個嚴格禁運的產品，有軍用有民用。電訊系統就搞到這一臺，在很多年內就是我在使用的。是從什么渠道搞到的？我很清楚，但我就是不說，打死也不能說——總算有個機會可以像華為那樣表現一下堅貞不屈、絕不投降的樣子。

這是后來更先進8565E系列頻譜儀

中國共產黨從發展的一開始就是在各種嚴酷封鎖中成長起來的，當年的根據地打破封鎖的方法各不同相同，招數實在是太多了。電影《閃閃的紅星》里敵軍對藏在山里的游擊隊封鎖食鹽等物資，潘冬子居然把食鹽融化了倒在棉襖里躲過封鎖檢查站。有些國家對美國的封鎖可能真的無解，但對中國人來說基本就是個笑話。美國的任何措施都是要經過太長時間的論證、聽證會、國會辯論、投票.......然后才推出。現實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哪里是提前能考慮辯論完備的？但只要法案或法律一出臺，后面實際執行過程中只要合法就行了，至于是否合情合理和真的有效就基本不在考慮范圍內。看看新冠疫情期間的封城就知道美國的所謂封鎖是什么了。 只說一個即使美國知道了也難以解決的渠道。我有一哥們，我當然也不能說他是誰，知道軍方需要一種高精度電子配件，但美國對中國禁運，很難買到。有一次居然發現美國舊貨市場有公開銷售，他就合法地在美國買下、合法地運回來、然后合法地轉賣給軍方了。有一次我們一起聚會時他很不解地問我，美國怎么會這樣？我說美國只能控制廠家，至于人個物品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再多辯論會、聽證會怎么可能想到所有一切泄露渠道。美國舊貨市場原子彈都可能買到，況且其他東西。中國人能在美國極力阻撓下，把瓦良格航母從烏克蘭那里大搖大擺買回來改成遼寧號航母，你還指望美國人能把放在女士零錢包里就能帶走的芯片給封鎖住，那不是開玩笑嗎？......什嘛？要大批量供貨怎么可能用女士包運回來，那當然不是了。前面不是說過，每種物資打破封鎖的招數都可能不一樣嗎？具體每種物資如何打破封鎖的招數，我當然不會公開說了。只希望美國別太多白費心思、不如有機會多搭中國發展的便車賺更多錢。只要能把核動力航母保護好，別哪天讓人從圣迭哥海軍基地大搖大擺買下來出口到中國就可以啦。

戰略反攻與防御階段的本質不同 在看了我的“中美科技大決戰”之后，有人很詫異，并對中國是否能有那么強的科技實力表示質疑。客觀說他們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如果僅僅從現有中國集成電路全產業鏈上各個環節的企業實力，尤其人才儲備來說，與目標間是有差距，甚至差距相當大的。但我為什么還是認為這場決戰將使中國科技進步提前20年，因為反攻和決戰階段的實力變化，與防御階段是有巨大的本質不同的。 戰略階段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取決于雙方實力的改變。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17次提到“統一戰線”，所謂統一戰線就是以最大可能地增強自身的實力，削弱對手的實力。毛澤東在該文中是從三個層面討論中國獲勝條件的。 “問：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孫子兵法》作戰篇五中提到：“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這一點更是充分地體現在解放戰爭中，這也是解放戰爭為何更快完成防御、相持、反攻三個階段并通過決戰平定大局的原因所在。抗日戰爭剛完成時，共產黨有武器裝備不充分的120萬軍隊，國民黨有裝備精良的800萬軍隊。共產黨是用120萬軍隊的人才儲備和資源戰勝國民黨的嗎？當然不是，主要是靠國民黨輸送的人才和武器裝備打敗國民黨的。在防御階段，你那么弱小，對方只有少數具備很高政治覺悟和遠見的人才會加入你。但當轉入反攻尤其是決戰階段的時候，雙方對比形勢已經發生根本性逆轉。勝利的一方已經開始明顯表現出未來的希望和前途的代表，不僅是作為俊杰的識時務者會轉變陣營加入勝利的一方，各種普通人都會對代表未來的一方心向往之。此時，就要充分地利用這個形勢，極大地提升“敵方資源轉化率”，從而有效實現“勝敵而益強”。我們當然要大力培養自己的人才，但更要注重大力度地轉化對方的人才和其他資源為我所用。 如果能夠實現“對方的人才就是我們的人才”，“對方的資源就是我們的資源”，還有任何困難和問題存在嗎？這個在防御階段很難大規模實現，而在反攻尤其決戰階段就可以有條件大規模的、甚至全面地實現。 中芯國際為什么可以趕上和超越臺積電？是大陸的人才實現的嗎？當然是，但也當然不是。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來自臺積電，現在的領軍者梁孟松也來自臺積電。中芯國際是靠臺積電的力量和資源實現對臺積電的追趕和超越。 為什么我要寫這個系列文章，其核心觀點當然是建立在現有大陸集成電路實力基礎之上，更是建立在我們已經轉入戰略反攻和戰略決戰階段的基礎之上。我們不僅要認清這個形勢，而且要讓全世界集成電路人才都認清這個形勢，在其公司破產之前趕緊到中國來。 當年戰場起義的國民黨士兵叫“起義戰士”，打敗仗被俘虜后加入解放軍的叫“解放戰士”。不管起義戰士還是解放戰士都是解放軍，只要加入了解放軍，政治地位和待遇都是平等的。有一個解放戰士最后成了上將和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叫徐惠滋。只不過主動加入解放軍可以更早享受成為勝利者的榮耀和喜悅。讓全世界所有集成電路人才清楚地知道，中國是全球集成電路一切細分領域的未來，早點加入勝利者的隊伍可以早一點更多地分享科技發展史上難得的一場盛宴。可以加入現有的團隊，也可以來創業，分享盛宴的空間太多了。這個過程會是一場突變，任何力量都攔不住的。越多人加入中國，中國對世界的吸引力就越強，從而更多人愿意加入進來。全世界的就都是中國的，所以其他一切國家集成電路的優勢，就全都是中國的優勢。 武功里最高的境界，就是吸星大法。只要一過招，你的功力全成我的功力，而你的功力沒了，所以你有再高的武功都不是我吸星大法的對手。如何盡快練成吸星大法，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戰略反攻（上）——華為海思之金蟬脫殼，挺進中原 這個戰略類似當年解放戰爭時期戰略反攻開始階段，陳謝、劉鄧、陳粟三路大軍呈品字型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蔣管區，拉開戰略反攻的序幕。 這次制裁主要是針對華為海思芯片更上游的生產環節。這樣，華為在技術上能做出應對的事情就很少了，干著急沒辦法。但海思有一個很簡單的招數可以應對美國的這次制裁——這次只是針對列入實體名單的“Direct Product”，如果海思的業務不再是華為關聯企業，也不在實體清單里面不就得了嗎？這樣它的芯片就完全可以繼續由臺積電和中芯國際代工生產。 例如，先將海思公司股權里華為公司個人的股份剝離出來，歸屬到兩個新成立的與華為公司完全無關的投資公司中，權且稱為“A控股”和“B控股”，利用這個機會也可以把華為個人股份按照規范的方法理清楚。A控股是包含海思之外的華為人員個人股份，B控股包含海思內部人員的個人股份。剩下部分股權，其資產包含人員、知識產權、業務等（將鴻蒙操作系統也全裝進來）全部出售給與華為完全無關的另外一家公司，我們權且叫它“海芯片公司”。然后A控股和B控股也等比例地轉成為海芯片公司的股東。海思先變成一個有大量現金流的空殼，再將華為技術各系統產品的芯片業務通過子公司的海思向母公司并購裝進去，大量現金流又進入華為技術。由此，原海思全部業務資源實現金蟬脫殼。 當然，如果僅僅是為避開美國制裁這么做似乎有些太費周折了，并且這么做也未必長期可靠。因為實體名單是美國商務部決定的，它可以隨時把新的海芯片公司也列入實體名單。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認為值得這么做，只要能避開一定時間、甚至避不開也無所謂。因為這么做并不僅僅是基于避開美國制裁這個理由。

1.建立正常的生態環境

2019年5月美國第一次制裁華為時，華為宣布要開發鴻蒙操作系統。我當時就寫文章指出，從技術上說華為開發這個操作系統不會有任何困難，但它能否成功并不取決于技術能力，而是取決于華為能否成功建立起整個生態。后來華為表示，他們重視并且有能力建立起相應的生態。但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企業結構狀態下，華為是不可能建立起相應生態的。因為操作系統是底層的平臺，華為自己的手機在這個平臺上開發應用沒問題，但其他手機廠家與華為的手機是競爭關系，怎么可能支持這個平臺呢？要想讓其他產業生態支持鴻蒙系統，這個系統必須從華為體系中脫離出來。 類似的商業案例太多了。當初高通公司為建立整個CDMA的產業生態，它不僅做芯片，而且也做手機和系統。但當CDMA整個技術體系和產品體系成熟后，高通就馬上把手機和系統設備業務全部剝離出售，而只專注于做芯片。如果你想在掌握芯片和核心技術的同時，又想做手機和設備，與生態上的其他依靠你芯片的企業競爭，別人怎么可能支持你的CDMA生態平臺呢？

INTEL要想長期做CPU，他就絕對不能做PC。INTEL有主板業務，這是為了支持新的CPU芯片成熟，從而為其他主板廠家導入市場趟路和提供成熟方案，其他主板廠家是希望INTEL這么做的。但INTEL嚴格控制其主板業務市場占有率不超過10%，并且一旦其他主板廠家掌握了支持新CPU的主板產品，INTEL就主動地逐步退出相應市場。 海思的芯片和鴻蒙操作系統要想真正成為平臺，并且獲得其他手機廠家和APP廠家支持，它就必須要讓這些業務與華為公司徹底脫離關系，否則，不要去做生態的幻想。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蘋果的ios也屬于蘋果，它怎么就能做起基于它的APP生態呢？蘋果是智能手機時代的締造者，人家喬幫主有這個特權。這不是其他公司可以簡單模仿的，除非鴻蒙去成為另一個完全原創產業生態的締造者。 如果海思的業務完全從華為剝離出來，它的芯片和操作系統不僅可以提供給華為，還可以并且不僅可以銷售給華為手機等BU，也可以完全放開了銷售給VIVO、小米/MI、OPPO、魅族/MEIZU、聯想/Lenovo、榮耀/HONOR、一加/Oneplus、努比亞/Nubia、宏達/HTC等，甚至不排除賣給三星、蘋果等。

2.可能性

能不能這么做并不止是一個招數，而是完全取決于華為公司的戰略認知和決策。它是否有可能這么做呢？當然是有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這符合華為基本法的精神。華為基本法里宣稱“永不進入運營領域”，其實質號稱是要用“無依賴的壓力”使華為公司長期保持市場競爭力。其實這也是一種矯情的說法，設備商要想進入更多運營商，它自己就不能做運營。當年朗訊前身的貝爾實驗室從AT&T中脫出來也是這個道理。無論后來朗訊做得如何，至少這個商業邏輯是正確的。其實這也不是說一點運營都不能介入，作為通訊設備商的NEC曾是李嘉誠和黃電信運營商20%的股東，中國電信上市時通信設備商也曾買過相應的股票以表示支持。但從根本上說，要想在商業鏈條上的某一個環節獲得良好的發展并做到極致，它就不能去太多介入作為自己下游客戶的市場領地去競爭。 根據天眼查中的信息，華為海思真正的名稱是“深圳市海思半導體有限公司”，2004年10月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

這里有兩個信息需要特別注意到： 一是盡管人們習慣性地說“華為海思”，但海思公司法定的名稱里并沒有核心品牌“華為”的名字。 二是華為技術這個公司主體在歷史上做任何新業務時，一般習慣性的做法都是建立一個新的事業部，或新的BU去運作的，而不是采用子公司制。海思卻從2004年決定大發展時，是以一個全資子公司這種不合慣例的模式來運作，這里面當然是有所考慮的。 以上兩個特別的信息表明了華為從成立海思的時候起，就對未來其業務有可能會脫離華為有所考慮。如果那樣，現在難道不是最佳的時機嗎？

3. 應對危機的考慮

這已經是華為以1年為周期接連兩次受到美國制裁了。基本可以肯定，美國未來還可能會有更多制裁措施出臺，進行過冬準備是需要的。2000-2002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那次，華為差一點就破產了，最后是通過出售電源業務（安圣電氣）給艾默生獲得了7.5億美元的充足現金流渡過難關的。現在華為的業務相對正常，其危機程度遠不如那一次，但是提前做些準備是必要的。如果將海思出售，可以簡單看下能獲得多少現金流。 海思的業務情況是保密的，外界并不確切知道。不過有一個側面透露的信息。2019年11月21日上午，在南京集成電路產業創新發展高峰論壇ICCAD 2019上，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IC設計分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教授給出的數據是842.7億人民幣、2018、2017年分別為503億、387億。年增長率2019年2018年分別為68%、30%。

根據中國A股市場2019年半導體上市公司平均市銷率為25倍。 做刻蝕設備的中微半導體上市報告評估的市銷率為9.47倍。

瀾起科技招股書中參考公司的市銷率估計在12倍左右。

因此，海思如果進行公司估值，市銷率按10來算是相當保守的，這樣按2019年銷售額來估算就是8427億人民幣。如果我們假設其中30%為華為公司員工個人股份，70%出售給如國家集成電路基金牽頭的財團，華為就可馬上獲得約6000億人民幣的現金。當年將安圣電氣出售給艾默生后，任正非說是獲得了一個過冬的大棉襖。如果將海思出售，華為得到的就是一個大暖房和一大堆棉襖棉被了。 國家集成電路基金牽頭的財團再將海思業務打包上市，以只賺一倍考慮，就可從股市上獲得另外6000億支持集成電路的發展資金。這比一期大基金的5000億總金額還要多。

戰略反攻（下）——芯片設計制造業之瞞天過海 2019年5月美國制裁華為時，中芯國際二話沒說，馬上就主動從美國股票市場退市，先暫時進入了粉單市場，現在傳出要在國內股票市場上市。此次美國一宣布再次制裁華為，國家大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電路基金馬上對中芯國際注資22.5億美元，狂擴產能。如果前述金蟬脫殼之計可以迅速實施，當中芯國際的7nm工藝量產時，也可以馬上為海芯片公司代工而暫時不觸及什么問題。這就可以為中芯國際爭取到更多發展的時間。當然，那一天遲早會來的，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盡最大可能地提升中芯國際的產能和工藝水平。 并不僅僅是中芯國際，需要為海芯片代工的其他芯片制造企業，現在都需要以最快速度提升自身能力了。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消耗資金的過程，如果單純以國家投資的方式來做，財政負擔太重了。而前述金蟬脫殼的奧秘就是通過已有最精銳芯片業務向金融市場釋放，在全球范圍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將國內的、中東的、歐洲的、美國的、日本的等等海量游資充分地吸收過來，成為支持中國集成電路發展的生力軍。通過戰略反攻，不僅要大量吸收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才，也要將其他地區的資金盡最大可能吸引過來為我所用。

遼沈戰役解決的是信心和戰術創新 從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發起濟南戰役并獲勝，拉開了戰略決戰的序幕。遼沈戰役不僅是第一場決戰，也是一場樹立解放軍堅定進行大決戰信心的戰役。遼沈戰役前林彪的東北野戰軍實力已經超過衛立煌的國民黨軍隊了。至1948年8月，東北野戰軍已控制了東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有百萬大軍。而國民黨軍隊有4個兵團14個軍44個師（旅），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共約55萬人，并且是被分割、壓縮在沈陽、長春、錦州三個互不相連的地區內。由于部分北寧鐵路為東北野戰軍所控制，長春、沈陽通向山海關內的陸上交通被切斷，補給全靠空運，物資供應匱乏。雖然如此，東北國民黨軍隊中也有精銳之師，其五個王牌主力中的新1軍和新6軍都在東北，且都在廖耀湘兵團。他們都是齊裝滿員的美械裝備，其戰斗力是非常強悍的。因此在發起錦州戰役前林彪信心遠沒有那么足，發生了很多次反復，最終是在毛澤東不斷催促和說服下才最后決心打錦州的。尤其1948年9月7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報中一段話最為著名： “你們應當注意：1. 確立攻占錦、榆、唐三點并全部控制該線的決心。2. 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決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于同他作戰。3. 為適應上述兩項決心，重新考慮作戰計劃并籌辦全軍軍需 （糧食、彈藥、新兵等）和處理俘虜事宜。” 在過去比較左的年代，很多時候簡單認為林彪在遼沈戰役中對毛澤東陽奉陰違，不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但林彪當年的猶豫和反復絕非一無是處。林彪打仗最擅長的是避實擊虛，或繞到敵人背后切斷敵人退路，類似巴頓最善長的戰術打法，或者避開敵精銳打敵薄弱環節的埋伏。他非常不喜歡打惡仗，因為這樣搞不好部隊傷亡就太大了。但在決戰階段，必須要面對攻城攻堅的大難題，兵家歷來將攻城視為不得已的下策，弄不好就可能會陷入傷亡巨大，卻收效甚微的境地。我們不要只站在今天的時代去簡單地看待歷史，只看到勝利，要知道當年的戰爭有多么殘酷，當時的國民黨軍隊也不是一觸即潰的。在解放戰爭初期，因為解放軍缺少攻堅的武器和作戰經驗，即使人數上占有絕對優勢時，也是吃過敗仗的。例如在大同集寧戰役中，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的解放軍以十二萬人的絕對優勢兵力攻擊大同區區2萬國民黨守軍，打了一個多月卻久攻不下。后傅作義以圍魏救趙的戰術攻下集寧，解了大同之圍，后來又導致解放軍抗戰后占領的第一個大城市張家口失守。東北野戰軍在四平市攻守上也都吃過白崇禧的虧。 遼沈戰役前東北野戰軍在選擇首打長春還是錦州之間反復多次搖擺。1948年5月24日對長春發起了進攻，甚至已經占領西郊大房身機場，但到6月中旬又決定改為長期圍困。顯然，林彪忍受不了攻打有堅固城防大城市過程中的巨大傷亡。在正式決定南下攻打錦州途中，因為得到蔣介石親自坐陣指揮東進兵團登陸葫蘆島，經塔山增援錦州的情報，林彪又發生猶豫，想回頭再去打長春。 在這個宏觀戰略決策過程中，東北野戰軍在微觀的戰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創新，摸索出了大炮上刺刀，即通過大型交通壕將大炮直接拉到距離城墻很近的地方，在攻城發起之前輕易就將城墻快速轟塌的攻城戰術。另外還有巷戰中的炮兵小分隊通過墻破洞的方法，繞過堅固堡壘打穿插等。這些極為有效的攻破城墻和打巷戰的方法，使得東野戰軍在攻城上的戰術手段迅速提升，并達到可以說在當時全球陸戰攻城水平的巔峰狀態。在此之前，打下一個大城市的時間短則幾周，長則幾個月，在冷兵器時代以年計算的也不稀奇。而從錦州戰役開始，攻打數以十萬計的精銳部隊防守并有堅固城防體系大城市的時間變成按小時計算了。從發起總攻開始到全部占領錦州，只花了31個小時，而攻打天津更是只花了29個小時，并且徹底擺脫了過去攻城中難以避免的巨大傷亡代價。即使和平時期春游，從發起總攻的出發地走到市中心也得近十個小時，由此可見東北野戰軍在攻城上的戰術創新達到何等驚人的程度。因此，并不是簡單地擁有信心就足夠的，還必須依靠真正的技術創新才能將信心變為踏實的現實。正是林彪的極度謹慎，才使得這些解放軍基層官兵的戰術創新被大量發掘出來并被上升為戰略性的技術手段。 攻下錦州之后，整個戰略格局立即發生巨大的轉變。首先是東北局勢頃刻之間一邊倒，國民黨在全東北的勢力被封閉合圍。1948年10月15日解放錦州，17日困守長春的國民黨60軍軍長曾澤生即率部2.6萬人起義，21日長春和平解放。28日，最為精銳的西進廖耀湘兵團（含新1軍和新6軍）在遼西會戰中被全殲，11月2日沈陽解放。至此，全東北解放。遼沈戰役不僅使東北野戰軍的實力瞬間暴增，而且在整體上極大地增強了全國各地解放軍的士氣和信心。即使之前做事極為謹慎的林彪和四野，在此之后可說是摧枯拉朽，劍鋒所指，所向披靡，沒再有過任何猶豫。在平津戰役中以29小時攻下全城，逼得北京的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在渡江之后馬不停蹄地將老對手白崇禧的幾十萬精銳部隊，在不到半年之內追殺到全軍覆沒，一直攻到海南的天涯海角。

終端和通訊設備的絕對優勢與薄弱環節 終端（手機、電視、電腦、服務器、家電、電腦外設等）和通信設備業（電信設備、數據通信設備等）是中國當前實力最為強大的領域，大多產品已經遠遠超過任何對手。但即使在這個領域，中國依然是嚴重缺乏信心的，因為的確也還存在很多核心技術沒有掌握，尤其依然強大的Wintel兵團控制著PC領域的核心領地。現在，美國在剛剛宣布制裁華為之后不到兩個星期，又把360等一大批人工智能、電腦及網絡安全等領域的公司列入實體名單。這一次卡脖子的不是芯片，而是美國核心信息科技中最精銳的Wintel兵團已全軍來援。我們是否敢于同他作戰？這當然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尤其在以往的PC歷史時代，事實證明Wintel兵團是近乎于絕對不可戰勝的。如果說美國科技競爭力的核心是在芯片和軟件，那么Wintel就是其核心競爭力王牌中的王牌，精銳中的精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今天的時代，Wintel兵團依然完全不可戰勝。 確定一場大決戰如何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第一個突破口選在哪里。遼沈戰役第一個突破口選在了錦州城。這個突破口的選擇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做了很多次的嘗試和反復。那么這次高科技領域的遼沈戰役第一個正確的突破口在哪里？哪里是終端產品和設備大決戰的錦州城？——手機電腦。

中美科技第一場決戰的錦州城——手機電腦 手機芯片的進化速度遠遠比PC的CPU更快，因此早就已經超越PC的CPU性能。單純從運算性能上看，現在的智能手機可以同時又是一部電腦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因此，業界早就在預測用手機替代電腦的那一天的到來。 2011年，當時的MOTO就推出過一種手機電腦Lapdock。 硅谷創新公司Andromium基于Android平臺推出過一款手機電腦產品，以及相應的操作系統。

手機電腦大規模應用的條件 手機電腦在技術上并沒有太多難題，關鍵只是用戶體驗和產業生態問題。 智能手機從一出世，就是一個功能黑洞，把其他產品功能和市場不斷地吸收進來。收音機、衛星導航、數碼相機......但是，由于尺寸上的天然限制，以及必然需要遠超出手機的功能配件，智能手機要直接地替代電腦是很難的。鍵盤和鼠標的人機接口，大屏幕的顯示等，這是現有的智能手機無法實現的。但只要通過一系列的簡化和重新進行功能設計定位。手機電腦將成為一個全新的、可以充分簡化重復成本，并極大增強用戶需求滿足的產品。 要想使手機電腦廣泛普及，必須解決如下標準問題：

1. 手機與電腦功能件之間的無線聯接

過去無論是Lapdock還是Andromium，都依賴于USB聯線等實現手機與電腦功能配件之間的聯接。這種方式做一下演示和少量應用還可以，但大規模普及的話用戶是很難接受的。一是聯接線很麻煩，二是使用和收起來時必須要插撥，時間長了難免連接出問題。聯線一出問題電腦功能就沒法用了。這個問題會讓普通用戶存在風險感。 有些應用從技術上看沒問題，但真到了實際應用中，用戶體驗上極小的障礙，就可能導致一個產品或其應用模式的失敗。例如，最初在宣傳手機的SIM卡時，廣告中將這樣一個應用場景作為很主要的優點來說，那就是：當用戶自己的手機沒電時，可以借用一下別人的手機，把自己手機里的SIM取下來，插到別人的手機里去，這樣也可以正常用自己的手機號碼通話。這從技術上說的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可實際通訊中有幾個人真這么去做的？不僅麻煩死了，而且把自己和別人的手機都開蓋，撥出SIM卡，這種操作專業人員感覺很簡單，但普通用戶哪里接受得了這種做法。還不如直接借別人手機用一下，或在大街上過去有很多經營公用電話業務的花點錢打個電話即可。 如果必須依賴USB連線，在手機和電腦之間每次使時都要進行插撥才能正常使用，這會讓用戶體驗極大地降低。采用無線方式，雖然還是需要網絡上的連接，但對普通用戶來說是無感的。手機放在電腦旁自動就連上可以用了，這與原來傳統電腦使用習慣相比，至少沒有降低用戶體驗。

2. 增值功能

從營銷的藍海戰略來說，手機電腦并不能僅僅是一個最簡單的對電腦的取代，而是要能用更低的成本實現更多的功能和用戶體驗。要實現這一點，就不能僅僅停留于技術上“可以實現手機電腦”，而是要更多考慮實現了手機電腦以后，比現有的“手機+電腦”好在哪里。因此，應當在省掉電腦主板，從而極大節省成本之后，再將省下來的成本極大地增強更多的有用功能。 替代充電寶。手機電腦的功能配件中很容易放置大容量電池，從而在不開機情況下可以為手機充電，取代充電寶的功能。這樣，手機電腦不僅是取代了電腦，而且還取代了充電寶。 手機的海量存儲。手機的很大一個問題是內存容量有限，從而很容易在拍照和拍視頻過程中把內部存儲消耗完了。另外是保存比較麻煩，要往外存里面倒，得借助電腦與手機之間的聯接軟件，非常麻煩。手機電腦可以在功能配件中提供大量USB接口，從而可以使用U盤直接保存手機里的信息。這會給用戶帶來巨大的方便。甚至于，因手機電腦功能配件中原有的主板沒了，內部會有大量富余的空間，可以設計大量內置U盤接口，將高達10個（甚至更多）擴展U盤接口內置于手機電腦功能配件中，這將是何等的強大？你可以買10個128G的U盤，通過簡單打開一個蓋板插到內置的U盤接口中，平時就放置在手機電腦的功能配件里，它又是一個保存大量U盤的盒子，同時也避免U盤插在電腦外面影響美觀和操作。以此將你原來32G的手機擴展成超過1T存儲量，這將是什么概念？而現在128G的U盤普遍不到100元人民幣，10個128G的U盤價格不超過1000元。你要想在手機里增加1個T的存儲量，那還不得上萬元并且還沒有哪個廠家現在會提供。這樣的功能和體驗將會是何等的令人瘋狂？而且通過海量的手機電腦外存，如果換手機，不僅手機電腦的功能配件是不用換的，而且可以將用戶數據、通訊錄等都保存在功能配件的U盤里。手機一換，不用倒騰大量數據，直接實現“即換即用”。換手機時的倒騰數據是最讓用戶煩心的事情。實現了這一點，用戶換手機就可以更頻繁了，這將是對手機產業最大的利好之一。 觸摸屏。原來的電腦因為歷史原因，很少采用觸摸屏的。但手機電腦應當從一開始就使用觸摸屏，這樣從一開始就具備替代平板電腦的潛力。

3. 豐富的外設接口

原來的智能手機是很難提供外設接口的，而通過手機電腦，手機可以支持的外設就與PC完全一樣了。HDMI、USB、各種存儲卡接口...... 這樣強大的手機電腦，成本和重量都遠比“傳統手機+傳統電腦+平板電腦+充電寶+U盤保存盒”低得多、輕得多，攜帶方便得多，市場怎么可能不火爆？除了極少量必須要PCIE插槽的研發等目的，家用或辦公等大部分市場里，誰還會買傳統的桌面或手提電腦？那不是傻子？甚至發展到未來，通過外接PCIE插槽，絕大部分研發用桌面電腦的市場也都可以被取代。

手機電腦成功的意義和戰略價值 對美國的制裁不能總是被動應付，對方封鎖什么，就馬上被動地補什么。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聲東擊西、圍魏救趙、避實擊虛、側翼迂回、暗渡陳倉......為什么老祖宗的話我們今天反倒全都忘了，純粹只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呢？ 在過去，要想正面與Wintel競爭，無論是攻還是防，都必敗無疑。但手機電腦產業影響極為廣泛，一旦在該領域的錦州戰役獲得成功，情況就將完全不同。 PC在20世紀70年代不斷創新積累，在80年左右正式成形。1971年INTEL公司的年輕工程師特德·霍夫開發成功了第一個4位微處理器芯片4004，為個人電腦的誕生打開了可能的空間。1974年4月，INTEL推出8080。1975年初，MITS電腦公司推出了基于8080芯片的Altair 8800微機，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臺PC（個人電腦）。蘋果公司1976年4月1日成立。PC一詞出現于1978年IBM推出第一部桌上型電腦。此前蘋果公司的Apple II已經獲得爆炸性的成功。

4004芯片內部線路

PC的出現并不是一日之功，中間出現過很多各種不同探索性的方案。在IBM的8086 PC/AT電腦成功推出之后，PC的基本架構其實就一直沒怎么變過，只是中間向下出現手提電腦，向上漫延到服務器領域。 在PC出現之后，其全球出貨量就一直高速增長，2011年達頂峰，為3.528億臺，但此后一路下滑。至2019年有微弱回升，為2.61億臺，相比最高峰時已經跌去了近1億臺。可以說，原來的PC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經到了需要進行一場大革命的時候。用手機電腦從總體替代PC從技術和市場需求上說已經完全成熟了，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一旦手機電腦全面普及，傳統PC銷量將更進一步地直線下降。剩下的研發、服務器等所用的PC相對使用者比較專業，可比較容易被其他操作系統平臺所取代。一旦如此，Wintel體系的后路就會被完全切斷，市場空間就接近于歸零。 行千里而不畏者，行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直接去攻Wintel兵團是不可能取勝的，但通過手機電腦繞開Wintel兵團的正面陣地和戰場，即可避實擊虛、側翼迂回切斷其新增市場的后路。因為手機的更新換代速度遠比PC快得多，平均手機更換周期僅為不到3年，而電腦的更換周期為5到10年。如果在5G時代全面普及手機電腦，即使它不可能全部替代電腦的市場，但個人和普通辦公使用基本可全部替代。只有必須PCIE插槽支持的研發等應用才暫時還必須傳統電腦支持，而這些專業領域又相對更為容易采用以Linux為基礎的各類操作系統替代掉。 Wintel之所以可以牢牢地控制PC領域30多年，最核心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技術，而在于它周圍聚集了太多生態資源。例如大量外設及應用軟件的開發等。這些構成了其堅固的護城河和城墻。但如果通過掌控手機電腦，幾乎整個IT業的資源都必須要考慮與這個新生態的兼容，因此其具有極為強大的市場統攝力。華為的鴻蒙操作系統無論直接去與微軟競爭還是與Android競爭，都是一種極少自我保護的架云梯攻城，傷亡巨大，而可能收效甚微。但如果從全新的手機電腦切入，相當于大炮上刺刀的戰術，事半而功倍。打贏此一科技領域的“錦州戰役”意義極為重大。它不僅會使中國整體上建立牢不可破的科技實力，而且將極大鼓勵中國引領全球科技進步的信心和勇氣。 很顯然，此為千載難逢之重大戰略機遇。從技術上說中國也完全具備掌握此領域所有技術。但是，我們卻看不清中國做成功此事的希望，原因何在？這是因為手機電腦要做成功必須得有行業標準。

標準及標準組織 直到今天，手機電腦是一個還未真正成功的領域。因為它需要全新的產業生態，需要建立全新的技術和行業標準。要成為行業的領導者并不一定是需要最高深的技術，而是需要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來說早已經深入骨髓，但對中國人來說卻還是非常陌生的工作：在一個領域初生階段就敏感把握，并及時建立標準組織和制定產業標準的自覺。手機電腦的產業標準并不復雜，問題只是沒有人來做而已。為什么？因為能做且愿意做這個工作的人基本上都已經被中國企業全干死光了，而中國企業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必須成為領導者來做這些事情。這就是手機電腦從技術上已經完全成熟，甚至熟透了，卻遲遲不能大規模普及的根源所在。Wintel是不可能去主動做的，因為這搞不好無異于給自己挖墳墓。國內PC廠商也不可能去做這件事，這也無異于給他們自己挖墳墓。他們不僅不愿做，而且還可能會制造手機電腦在成功道路上必須面對的塔山和黑山兩個激烈的阻擊戰。 推動手機電腦主要市場動力是手機、芯片和電腦外圍配件等領域。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可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國過去不是不想做標準，很早就搞過標準戰略，但成功的卻不多。在3G時代的TD標準推廣中，我與李進良等人以非正式的方式做了很多本應由標準組織來做的工作，從中深切體會到中國在標準戰略執行中的大量問題。中國往往是一旦開始做標準，就被各種因素搞得一塌糊涂。不是迅速地在國內分成幾派惡斗到這個領域和技術方向死掉（如國內地面電視標準），就是自己內部根本搞不清該干什么，把握不準技術方向，直到最后變成莫名其妙的結局（如閃聯）。有些我們并未深入研究清楚什么樣的技術才是需要制定全新標準的，什么樣的技術在什么標準組織中運作更為合適和自然。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標準戰略是不可能有好結果的。其實這個事情并不難，只要簡單總結一下國外公司是怎么做標準的，事情就非常清楚了。國外有多種模式來操作技術標準：

一是市場自由競爭最后統一，這尤其適合技術方向還不是太明朗的領域。先是企業自由組合建立幾個產業聯盟，然后通過一段時間幾個不同技術方向聯盟的競爭，最后通過技術競爭不斷獲得統一。但中國往往是一旦如此地自由競爭，往往是死斗到底，絕不統一。

二是通過一定的相對權威的機構發起，行業內所有主要角色一起加入成立一個從事標準或行業發展事務的實驗室，以后所有該領域相關技術標準皆由該組織牽頭進行。例如美國有線電視的標準組織Cablelab實驗室等。

三是通過技術創新形成新的標準組織，以后所有相關技術標準進展都在這個標準組織中進行。例如電信領域的ITU，互聯網領域的IETF等。

四是由頭部企業將平臺產品或收費，或免費地向產業圈提供，形成事實標準。如微軟OS平臺，Android OS平臺等。

五是其他類型。

學會標準組織的正確運作方式是極為重要的。例如，標準組織本身并不一定去做所有標準提案和研究的工作，而是可能主要依賴組織成員單位去研究和提出各種標準提案。標準組織最重要的工作是制訂標準發展計劃，尤其制訂時間上的死線（Deadline）。這一點是極為關鍵的。如果沒有時間上的死線，有些成員單位就可能只要自己對標準有不滿，就無止盡地拖延標準進程，最后導致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標準組織需要去對各種提案進行測試和研究，組織專家進行評審和討論。他們可能更多承擔的只是一個會議組織者的角色、而不是運動員更不是裁判者的角色。需要不斷組織行業和產業論壇等進行標準的市場推廣和營銷活動。因為我們沒有對如何運作標準進行深入和詳細的研究，在此情況下盲目搞的標準戰略行動當然會很容易變成是外行之極、一塌糊涂的。 三流企業做生產，二流企業做技術，一流企業做標準，超一流和世界領導型的企業做標準組織。

如何做標準組織成為科技領導者？ 做標準和標準組織不能強行地去做，而必須得有革命性技術領域出現的時機，和對時機的準確把握。不能說別人都已經完成了革命性技術創新，相應標準組織、技術和行業標準、產業生產都已經成熟了，你因為知道標準的重要性，就只是在別人已經做好的生態上稍微改改，就硬性地要搞出自己的標準和生態。這不是在做標準，而是在給標準搗亂。新標準尤其國際標準組織的出現一定是順應重大技術領域革命的需要。如果錯過了一場重大領域的技術革命，你不可能再去人為制造標準和標準組織。 原有的國際標準組織主要有兩個：ITU和IETF，另外還有一個IEEE。但是，在信息技術發展到現在，原有的標準組織的確已經力不從心了。原因在于，ITU過去是從CCITT（國際電話電報委員會）演化來的，專注于電信領域。在過去，電信網絡與業務都比較單純，所以ITU從物理層一直到應用層的標準都去進行定義沒有大的困難。但到了互聯網時代，應用層發生巨大的革命，遠遠不是傳統電信的基礎業務話音和報文所可以覆蓋的了。這就是IETF和IEEE角色份量不斷加大原因所在。雖然名義上通信的七層協議都可以歸ITU管，但他已經越來越專注于物理層了。IETF從一開始就與ITU有所不同，它并不是去做從物理層到應用層的所有工作，而是主要專注于以IP協議為核心的網絡層和傳輸層。物理層和數據鏈路層依托于ITU與IEEE（主要定義局域網的物理層和數據鏈路層）。由此可見，應用層在互聯網時代是比較薄弱的一個環節。過去這個工作主要是計算機行業里的企業在做，一般是采用事實標準的模式。微軟、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統提供了應用層的所有功能接口單元。它不是靠標準方式來解決，而是靠驅動程序或插件等來解決。如果不夠用了，就再增加一個中間件。計算機有強大的智能和靈活性，所以這樣來解決一方面在過去一直能夠適應，另一方面微軟等做事實標準的企業也樂于這么搞。因為這樣會讓各種應用的驅動程序和接口數量規模極為龐大，讓其他潛在競爭對手望而生畏。開發一個操作系統其實并不難，但你要想讓成千上萬已經習慣了微軟操作系統的外設和應用軟件企業去兼容你的操作系統平臺，這個是天文數字的工作。 但到了今天，這種完全采用事實標準的操作系統平臺來解決應用層問題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困難了。物聯網會使網絡終端類型爆炸性增長，每一種類型又有大量支持的廠家。如果每個終端類型的所有不同廠家都要通過驅動程序去支持，這種海量的需求即使微軟也忙不過來，因此各種物聯網的操作系統平臺就應運而生。但是，建立物聯網的操作系統就能解決問題嗎？很難很難。這就使物聯網想象著很好，但實際推廣起來困難重重的原因所在。但凡是通信，就必須要基于標準，如果沒有標準，靠操作系統平臺的事實標準方式，來支持比計算機時代多幾個數量級的應用類型是無法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電信業、互聯網、計算機業幾個不同的行業存在巨大的理念和行業生態的差異。電信業講究業務權利的清晰認證、歸屬和付費等；互聯網講究業務的自由和去中心化；計算機行業只講究信息本身的格式，信息產權、認證和付費等概念非常弱。在今天，三網已經高度融合，對信息或虛擬資產的產權歸屬和付費問題越來越大。同時，數字貨幣技術也越來越成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和基礎。如何將過去不同領域的特性，以及最新的技術創造進行重新的融合，建立適應未來信息產業的標準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和課題。 因此，進入5G和物聯網時代，迫切需要一個不同于ITU、IETF和計算機行業事實標準模式的全新國際標準組織，來專注于解決應用層的國際標準問題。中國最有條件做這個工作。這不是我們過去遇到的填補一個產品技術空白，或推動一個企業，而是建立新的國際標準組織的工作。這個我們過去根本沒意識到，也根本沒認真地想過。現在中國做這個工作的人才積累是足夠的。不僅大量國際標準組織中的Editor（標準作者）、Fellow（可成為資深的標準審閱者）和從事標準組織管理的官員有中國人，連ITU的秘書長趙厚麟（他是我過去在鄭州郵電部設計院有一年時間的同事，也是南郵的校友）都是中國人。要搞標準組織，不能靠會喊標準戰略政治口號的人來搞，得有長期實際做過國際標準組織的人來領導和管理。中國現在并不缺少這樣的人才。 做國際標準組織就如同建群，誰最初負責建了群，誰就理所當然地是群主。過去國際上的群都是人家歐美國家建立的，我們最初只想著能擠進去，被人家批準成為群員就高興得不得了。然后抱著爭當勞模的心態，給錢的工作做，不給錢的工作也做，最后倒貼錢的工作還做。先做成了群員積極分子，然后做成助理管理員，再然后是副管理員、副群主、最后把人家群主的事情全干完，一不小心搞到原來的群主沒事干都快破產光了。群主說你們再讓中國這么搞我就不給錢了，然后中國就說你不給錢我給錢。現在情況就是這么個情況，也是美國不斷退群的原因之一所在。 我們的本事都已經大到把別人建的群里群主位置都給擠沒了，怎么還是會對自己建群沒信心呢？ 現在為什么矛盾這么大？各方有各方的道理。建群也像打天下一樣，人家是在一個行業或領域剛出現，大量技術和產業生態都還不清楚的時候，依靠創新和摸索把群建起來了。一旦如此，天下是人家打下來的，他們當然就擁有了很多的特權。什么是科技領導者？別以為你搞的科技最先進就成領導者了，那不是。真正的領導者就是其他人無論做得有多好，你都得首先去向領導匯報工作，并且以能夠向領導匯報工作為榮耀，最后所有工作成果都得歸屬領導建立的群，要這個群批準才有實際意義，否則你搞得科技再好也沒用。你要寫新的IETF標準，得提前半年把草案文稿上交給IETF的核心審稿人，人家有特權提前半年看這些文稿。提交文稿的作者最后還會為能夠被IETF接受成為正式文稿感到無比榮耀。這才叫領導者。 中國人的確很早發現科技領導者的特權太好了，就也想要爭取這樣的權利。但這個特權可不是簡單地說想要就能要得到的，你得自己去尋找到機會、自己率先打天下。這不僅是能力問題，而且得有歷史性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出現，并且被你及時發現和抓住了。這樣你才有機會率先建群。這樣的歷史機會非常非常地罕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出現一次。你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就再等幾十年吧。如果你不能自己抓住機會率先建群，而只是通過積極勞動，去搶別人建的群里的地位。無論你工作有多么的積極，付出的有多么大的辛苦，你把別人的群主位置給擠沒了，還是無法得到他人的尊重。要想得到他人心服口服的尊重，你得發現和找到歷史性的重大技術革命機遇自己去建群，并且他人都不得不尊重你建的群、都想加入進來尊重你的領導。如果中國不能實現這樣的超越，無論你的技術和產品做得有多好，都還是會被人家看不起。

ITA：三分天下有其一 手機電腦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新產品，而是在物聯網時代很有可能成為突破口的新國際標準組織的機會。通過建立國際手機電腦產業協會，而后發展成國際物聯網標準協會，再進一步發展成ITA（International Terminal Association）國際終端協會，中國就可成為新一代標準組織的群主。ITU占物理層，歐洲為主導；IETF占網絡和傳輸層，美國為主導；ITA占應用層，中國為主導，三分天下有其一。 現在大量應用層的終端企業都在中國，中國最適合主導ITA這個工作。但如果中國意識不到這個問題，自己不知道利用這個重大歷史機遇去建新的群，而只是知道去擠占別人建的群，中美科技沖突最終極的根源就永遠也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