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加速發展的背景下，作為制造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的產物，工業互聯網已經成為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致2019工業互聯網全球峰會的賀信中強調，要“持續提升工業互聯網創新能力，推動工業化與信息化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實現融合發展”，為工業互聯網賦能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在新舊動能轉換的新形勢下，唯有加快工業互聯網發展，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帶動企業數字化轉型，才能不斷催生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動能。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傅榮校認為，工業互聯網作為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路徑，現已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共同選擇，與美、德等主要制造業國家的工業互聯網發展情況相較，我國的工業互聯網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清晰、推進有力，但主要還是利用政策工具來解決問題。因此，必須要注意互聯網運用及下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統籌風險，防止政策工具失靈、防止產業圈養，避免成為工業互聯網發展的障礙。

如何理解我國工業互聯網的發展特征？

1、作為一種需要相關比較的概念簇認識視角。我國對于工業互聯網的認識，受政策文采用的概念影響比較大，相對具有政策靈活性特點。對于工業互聯網建設內容有著明確規定，即“工業互聯網通過系統構建網絡、平臺、安全三大功能體系，打造人、機、物全面互聯的新型網絡基礎設施，形成智能化發展的新興業態和應用模式”；

2、作為一種符合互聯網發展趨勢的工業化戰略認識視角。工業互聯網具有全維度、全流程、全企業、全要素的連接和融合特征，給企業帶來的轉型價值，主要表現為企業經營效率與產品質量的提升，或單位產品的消耗資源與能源節約；

3、作為一種推進生產力發展的政策工具認識視角。工業互聯網屬于生產力范疇，其生產關系就是法律政策和制度調節的關系。從工信部頒布的多個政策文本中，可以明顯看出我國工業互聯網的政策工具特點：一是目標導向，二是精準發力。

更多精彩觀點

01

作為一種需要相關比較的

概念簇認識視角

盡管日本、英國、法國等主要工業國家已經爭相進行未來工業發展的布局，但顯然世界三大制造業國家——美國、德國和中國，有關未來工業發展的愿景、戰略、政策的闡述是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主要制造業國家分別運用了不同的概念表達同一領域，形成了一種概念簇，即美國2012年提出工業互聯網，德國2013年提出工業4.0，我國于2015年提出“中國制造2025”，2017年之后則采用工業互聯網概念，并在2018年之后的“新基建”布局中，把工業互聯網當作重點的發展領域之一。

“工業互聯網”的概念，最早由美國通用電公司（GE）于2012年7月提出。美國于同年發布了《先進制造發展戰略》，將工業互聯網作為展“信息技術+材料技術+制造技術”的重點創新方向。2014年8月，通用電氣（GE）、IBM、思科、英特爾和AT&T等美國五家行業龍頭企業聯手組建了工業互聯網聯盟（Industrial Internet Consortium——以下簡稱IIC），將這一概念大力推廣開來，先后有30多個國家的260多家企業加盟，由GE、IBM、Intel等公司牽頭成立了22個試驗驗證平臺。2013年4月，德國工業界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提出了“工業4.0”，德國政府把工業4.0列入《德國2020高技術戰略》中所提出的十大未來項目之一；2016年的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美國IIC與德國“工業4.0”開始實現架構對接。

總體上，作為一種新事物和新概念，各國對于工業互聯網的認識是在逐步深化的。美國通用電氣（GE） 公司2012年12月發布《工業互聯網：突破智慧與機器的界限》白皮書，認為工業互聯網是數據、硬件、軟件與智能的流動和交互；IIC則是這樣表述的，“工業互聯網是由實物、機器、人與計算機機器網絡組成 ，擁有人工智能制造、過程控制與個體感知、整合任何性質的網絡而進行數據整合與數據分析的全球開放式智能工業系統”。德國工業4.0的核心，主要特征是“智能+網絡化”，即依靠網絡化的信息物理系統（CPS） 形成智能工廠，從而達到智能制造 ，生產智能產品。當然 ，有學者認為，“無論是美國的工業互聯網，還是德國的工業4.0，均具有互聯、集成、數據、服務的創新特征”。

我國對于工業互聯網的認識，受政策文采用的概念影響比較大，相對具有政策靈活性特點。2015年~2017年，國務院相關政策文件的關鍵詞經歷了從“中國制造2025”，到“互聯網+協同制造” ，到“互聯網+先進制造業” ，再到“工業互聯網”的變遷。鑒于工業互聯網的行業主管部門是工信部，這也可以理解為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基本延伸。在2017年11月的《國務院關于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中，工業互聯網的建設被理解為工業互聯的網，而不是工業的互聯網，即工業互聯網一定姓“工”。從實施主體上看，工業互聯網需要ICT（信息和通信技術） 企業能夠發揮先鋒作用，但主體還是實體經濟企業。

對于工業互聯網建設內容，《指導意見》有著明確規定，即“工業互聯網通過系統構建網絡、平臺、安全三大功能體系，打造人、機、物全面互聯的新型網絡基礎設施，形成智能化發展的新興業態和應用模式”。我國最高行政政策文本中對于工業互聯網內容的基本表述，成了其他部門政策和現實推進的指導與引導。2019年，我國聯盟發布的工業互聯網體系架構（2.0版本），就是以《指導意見》為基礎的。

02

作為一種符合互聯網發展趨勢的

工業化戰略認識視角

工業互聯網的本質是工業領域的革命，理論基礎是云制造理論，而發展工具是“互聯網+”，發展的核心思想是共享經濟模式。然而，跟改造第三產業的消費型互聯網相比，改造第二產業的工業互聯網與其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

互聯網本質是一種共享模式，從信息共享的通信模式，到物聯網的萬物互聯模式，到人與人互聯的人群社交模式，可以在服務業中發揮巨大效應。在消費互聯網改造第三產業即服務業領域，我國取得了巨大成就，憑借互聯網疊加價值效應，利用國內的巨大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消費需求提升的優勢，我國消費互聯網以平臺、數據、物流、服務等一體化融合形式，創造出一種基于訂單、交易、支付、評價、信用體系建設于一體的互聯網消費服務模式，改變了第三產業生態，取得了互聯網經濟的巨大成績。

因而，互聯網的深化運用在改變社會之后，向代表生產力層面的第二產業，甚至第一產業延伸運用，成為一種必然。從這個層面理解，工業互聯網就是互聯網改變第二產業的概念，跟消費互聯網有著共性。也就是說，作為產業改造的互聯網+，在任何產業疊加上，都存在跨界融合、創新驅動、重塑結構、開放生態、連接一切和尊重人性等共同的特性，以及遵守頂層設計、數據共享、云上服務、智能運用和安全保障的基本思路，正如鄔賀銓院士指出的那樣：“發展工業互聯網需要新思路，要推動IT（信息技術） 與OT（運營技術）融合，IT企業與OT企業緊密合作尤為必要。”

但是，跟以消費為特征的互聯網+服務業相比，互聯網+工業不是簡單的兩者相加，工業互聯網場景下的企業生產網絡通常不需要全球聯網，企業內網連接設備的多樣性使標準化難度較大，企業對工業互聯網需求是個性化的。工業互聯網具有全維度、全流程、全企業、全要素的連接和融合特征，即“互聯網不單單是與某個具體門類工業的融合，而是可覆蓋到所有傳統工業門類；互聯網不僅僅是與工業企業的某環節融合，而是與采購、銷售、客服等一系列環節均可實現融合；互聯網不只是與傳統工業部門融合，而是與所有的傳統產業融合，尤其還涵蓋與傳統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進而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因而，從商業模式上看，傳統消費互聯網主要是基于全球網絡互聯而增大消費價值，其模式無法直接復制到工業互聯網領域，工業互聯網給企業帶來的轉型價值，主要表現為企業經營效率與產品質量的提升，或單位產品的消耗資源與能源節約。

美國提出工業互聯網、德國提出工業4.0，都是一種面向未來工業的博弈戰略。美國工業互聯網戰略于2012年上升為國家戰略，既涉及到基于網絡及工業化的機器、設備、集群，但更在于將美國強大的軟件技術、工業物聯網、大數據進行深度結合，其目標是在關鍵的工業領域掀起工業再革命，促進轉型升級。由德國產、學、研協同制定的工業4.0，作為德國的下一步工業化戰略，其目標在于應用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維持并且進一步提升德國工業的國際競爭能力，以此應對來自美國、日本等這類制造業強國，也包括應對中國這類制造業大國的挑戰。有學者明確指出：“從當前中美德及其他發達國家的工業互聯網發展態勢上看，一是全球工業互聯網兩極多元的總體格局日漸清晰；二是以工業互聯網平臺為核心的生態競爭不斷升級；三是以標準化為戰略制高點的前瞻性布局全面提速。”因而，可以說工業互聯網戰略具有國際關系中普適的競合（競爭－合作） 特征。

從2002年開始，我國走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到“兩化深度融合”（2013） 再到“中國制造2025”（2015），進而到中國的工業互聯網（2017） 提出，顯然有著后發工業化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進而由工業化大國走向工業化強國的明確戰略意圖。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是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但目前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仍具有第二次工業革命（工業2.0） 的特征，即規模化和低成本，工業3.0不到10%，這就亟需借助工業互聯網的布局，實現工業化大國升級成為工業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正如工信部原副部長楊學山指出的：“構建制造強國現代工業體系，既要有互聯網視野，也要有信息技術視野，更要有工業發展視野，將三種視野深度融合，互相配合，才能實現工業由大變強，才能實現工業高質量發展。”

03

作為一種推進生產力發展的

政策工具認識視角

工業互聯網屬于生產力范疇，其有構成生產力的三大基本要素：以生產工具為主的勞動資料（網絡、平臺、數據），引入生產過程的勞動對象（物件、機器、車間、企業），具有一定生產經驗與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人才）。另外，工業互聯網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物聯網、移動互聯、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技術，應用于生產制造過程，融入生產力諸基本要素之中，能夠轉化為巨大的實際生產能力。跟生產力的自然關系相對應，生產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即勞動主體在產品生產創造過程中，形成的勞動互助、合作關系，主要用國家法律、政策、制度來確定、解釋與調整，從這個意義說，工業互聯網的生產關系就是法律政策和制度調節的關系。鑒于目前工業互聯網主要由國家政策工具推進，因而，可以從我國政策文本內容分析，說明工業互聯網發展中的生產關系是要如何適應生產力發展的。

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中國制造2025》，隨后出臺與互聯網+協同制造、工業轉型升級、智能制造等概念相配套關聯的政策文本；2017年11月，《指導意見》中代表工業化升級的工業互聯網成為我國兩化深度融合有關政策文本的核心概念，與工業互聯網的網絡、平臺、標識解析體系、APP、工業大數據、數字中心、工業云、企業上云、安全、5G+等概念的政策文本配套關聯，并在2018年以后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下簡稱“新基建”） 概念下，作了新的政策安排。從2018~2020這三年工業互聯網政策文本看，利用工業互聯網重構未來工業生產體系，具有我國制度優勢下的統籌規劃色彩。另外，從工信部頒布的多個政策文本中，明顯看出我國工業互聯網的政策工具特點：一是目標導向，二是精準發力。

第一，網絡體系。根據2019年1月工信部和國家標準化委員會頒布的《工業互聯網綜合標準化體系建設指南》 （以下簡稱《標準化體系建設指南》） 的說明，網絡體系是工業互聯網的基礎，將連接對象延伸到工業全系統、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可實現人、物品、機器、車間、企業等全要素，以及研發、設計、生產、管理、服務等各環節的泛在深度互聯，包括網絡聯接、標識解析、邊緣計算等關鍵技術。《行動計劃》提出了既有“初步建設工業互聯網網絡基礎設施和標識解析體系”這樣的質性目標，更有建成5個標識解析國家頂級節點、標識注冊量超過20億的量化目標。另外，工信部還出臺了工業互聯網網絡建設及推廣指南等專項政策文本。

第二，平臺體系。根據《標準化體系建設指南》說明，平臺體系是工業互聯網的核心，是面向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需求，構建基于海量數據采集、匯聚、分析的服務體系，支撐制造資源泛在連接、彈性供給、高效配置的載體。平臺體系包括平臺與數據、工業APP等關鍵技術。《行動計劃》在2020年的質性和量化目標是：初步形成工業互聯網平臺體系，分期分批遴選10個左右跨行業跨領域平臺，推動30萬家以上工業企業上云，培育超過30萬個工業APP。為了進一步推進平臺體系建設，工信部還出臺工業互聯網APP培育工程、平臺建設與推廣指南、平臺評價方法、工業大數據、數據中心、工業云、企業上云等精準發力的政策文本。

第三，安全體系。根據《標準化體系建設指南》說明，安全體系是工業互聯網的保障，通過構建涵蓋工業全系統的安全防護體系，打造滿足工業需求的安全技術體系和相應管理機制，識別和抵御來自內外部的安全威脅，化解各種安全風險，是工業互聯網可靠運行，實現工業智能化的安全可信保障。《行動計劃》的2020年質性和量化目標是：初步建立工業互聯網安全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機制，全面落實企業內網絡安全主體責任，制定設備、平臺、數據等至少10項相關安全標準，同步推進標識解析體系安全建設，顯著提升安全態勢感知和綜合保障能力。同時，工信部及相關部門出臺了《加強工業互聯網安全工作的指導意見》、《網絡數據安全標準體系建設指南》 （征求意見稿） 等推進工業互聯網安全體系建設的專項政策文本。

另外，5G作為打通工業互聯網平臺最后一公里的橋梁，我國實施了“5G+工業互聯網”512工程內容，即打造5個產業公共服務平臺，內網建設改造覆蓋10個重點行業，形成至少20大典型工業應用場景。除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用以提高工業PaaS層核心競爭力、大數據中心作為構建工業數據處理體系，在“新基建”的戰略政策中，又與工業互聯網一起作為重點發展領域，進行統籌規劃、協調發展的政策安排。

04

結語

作為一種面向未來工業布局的發展戰略，當前世界上主要制造業國家的工業互聯網，既有競爭屬性又有合作屬性。但鑒于工業互聯網平臺為核心的生態競爭不斷升級、標準化為戰略制高點的前瞻性布局全面提速，美國IIC和德國工業4.0平臺已經對接和強強合作，聯合著名的跨國企業平臺，并共同推進“標準與互操作”，倒逼我國聯盟必須加緊布局并開放合作，否則就會失去先機。當然，我國工業互聯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是普遍的，包括缺乏關鍵核心技術、跨行業構建平臺能力不足、標準化體系不完善、制造支撐產業薄弱、工業數據采集和分析能力不足、開源社區和工業互聯網APP開發隊伍建設滯后、信息安全領域薄弱環節較多等問題，但我們的制度優勢是在于統籌規劃下的目標導向和精確發力。不過，產業的政策工具是雙刃的，在互聯網與新一代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形勢下，技術運用與市場的不確定性會增加目標達成的風險。因而，作為生產關系的政策工具需要不斷調整，防止產業圈養，才能避免成為工業互聯網發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