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大學工程教育的辦學質量，眼下，由國家教育部聯合其他部委實施的“卓越工程師計劃”已經悄然啟動。首批試點高校的課程改革方案陸續出爐。

無論是與這場高教改革利益相關的企業界人士，還是高校內的教師，對改革結果持樂觀態度的不多。“教改只能改課程，改培養方案，但現在的大學里最需要改革但又最難改的，是學生的想法。”

就職于上海通用汽車公司，擔任電子工程師三年有余，朱玉龍過著最普通的小白領生活，心里卻躥著一股理想主義的火苗：用博客上零零星星的文字“敲打”后輩師弟師妹們，讓他們盡快脫離大學科研的“書生氣”，努力成長為卓越的新生代中國工程師。

如今的大學里，讀工程專業的學生很多，立志成為工程師的學生卻十分有限，而能在踏入企業后迅速勝任工程師崗位的，更是少之又少。

考大學時趕上“擴招潮”，眼見著電子工程師的身價從入學時的本科起薪7000元一路暴跌至如今的兩、三千……2007年，從上海交通大學碩士畢業的朱玉龍進入外企工作后，方才明白為何“初出茅廬”的電子工程師只能賣個“白菜價”：即便是大學里被鑒定為學業優秀的畢業生，到了企業都無法勝任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無論是高校，還是企業，誰都不愿意成為培訓新員工的“黃埔軍校”。活躍在互聯網電子設計領域的名博主朱玉龍看到了一個“賣點”：工作時必須要懂，但學校課堂又沒教的，補上這一知識斷層，剛入職場的“菜鳥級”工程師急需一份上崗功略。

8月中旬，朱玉龍的“汽車電子硬件設計”書稿終于完成并交付印刷出版。當初像寫游戲攻略一樣地寫書，最后發現，成稿儼然像極了一本教科書，整整10個章節都在講專業知識和操作實戰技巧。但仔細翻翻，仍能發現作者的良苦用心：傳授知識點不過癮時，他會直接跳出來談個人的一些工作感悟，甚至給職場新人一些過來人的告誡。“在工作和學習中，很多人遇到問題，會選擇在第一時間去提問求助，也正因此，我們經常可以在網上看到很多不經過分析和思考的問題帖子。對于年輕的工程師來說，其實首先要做的是拋開自己思想上的牽絆，甩掉習慣性依賴別人的拐杖。”

作為職場中人，朱玉龍時常會從用人企業那里聽到一些招錄應屆畢業生時的“笑話”：面試時只要求應聘者設計一個低功耗的電源模塊，但能提供準確答案的學生鳳毛麟角;一些學生讀到電子工程系畢業，仍然分不清電解電容的正負極,認不出二極管、三極管實物，不知道調壓器……

比“笑話”更讓人震驚的，還有發生在同行身上的悲劇。不久前，電子設計界內就流傳著這樣一則消息：一位畢業于滬上名校微電子系的碩士赴南方某企業從事產品開發設計工作，但學習成績一向優異的他，卻在設計開發產品時屢犯低級錯誤而遭同事詬病，最終選擇了輕生。

唏噓之余，圈內掀起了一股反思熱潮：除了個人性格因素外，不全面的大學工程教育是否為年輕工程師的職場失利埋下了隱患?當今大學的課堂，究竟能為學生征戰職場提供多少有用的“炮彈”?

大班教學、實驗課“放水”、畢業設計蒙混過關、與職場要求完全背離的思維訓練……松散的大學工程教育，宛如一條失控的生產流水線，其結果是導致步入職場的年輕工程師成了一顆顆“待修理的小白菜”。

用人企業對工程人才求賢若渴，但從工科院校畢業的學生卻難以符合企業實際的生產需求。一位業內人士分析說，2005年以后，隨著畢業生人數的加劇，曾經大規模招收電子系學生的諸多外企，后來不得不在減招應屆畢業生的同時調高行業門檻，一些職位只對獲得研究生以上學歷的應聘者開放。即便如此，有幸在大企業找到工程師職位的研究生，也往往被視為“待修理的小白菜”。

終于，當這些“小白菜”被作為一個個教育產品而被重新審查，追溯其“生產流程”時，浮現于大學院墻內的，竟是一條失控的工程師生產線!

仍以電子工程教育為例。由于近年來的持續擴招，一些大學的電子系直到碩士階段，給學生上矩陣論等專業課，仍實行大班教學，上課人數動輒超過150人，作業都由助教來批改。課堂互動肯定少了，學生受訓程度大打折扣。

比起課堂教學，實驗課“放水”更是一種災難。就讀于滬上一“985高校”信息學院電子工程系的劉麗同學，這樣回憶本科時的實驗課：每周只進一次實驗室上課，大家先是自己做，有困難就求助老師或者學長，再不行只能去抄一個報告，或者自己改一改實驗數據，反正總能通過。

即便身在名校，劉麗仍然感到，對工科學生至關重要的實驗課和畢業設計，很大程度上已停留于為拿學分而必走的一道“程序”。尤其是到了大四，很多同學紛紛踏上一條畢業“快速通道”：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完成畢業設計，求職心切的同學瘋搶學院里“好講話且手里有項目”的老師。只有一些準備讀研或者出國、在學術上有要求的學生，才會在畢業設計上花費一些時間和精力。但就算這部分學生中，掛靠導師項目搭“順風車”的仍是多數，很少有學生會提出自主設計畢業作品的意向。

身在職場的朱玉龍認為，高校工程教育更致命的缺陷是，它對學生的訓練與企業對工程師的要求背道而馳：在學校做科研，思維是發散式的，走一步看一步，結果怎樣不太重要;而一旦進入企業，工程師的任務只有一個——千方百計解決問題。

在朱玉龍身邊，很多同事都出身于國內的工科名校，曾參與過大學院系的大型科研項目。當研究生時，院系重點實驗室的一個汽車研發項目，動輒有上百萬的經費資助。只要在一個環節尋求突破，研究生就可以寫論文，子課題就可以繼續。也就是說，在學校做科研從來不需要考慮成本，不計較項目進展，更不會讓自己時刻投入“戰斗”狀態。但到了企業，一些常規項目的研發投入往往只有二三十萬，生產一輛汽車的成本可能必須控制在5萬以內。換言之，企業的研發項目經常伴隨著諸多制約條件，且研發時間分秒必爭，在經費上錙銖必較。

由此可見，企業對工程師的要求和學生在學校里受到的訓練有深層次的差異，而這也正是一些優秀大學畢業生到企業后出現嚴重“水土不服”的原因。

有輿論把矛盾指向講臺上的教師，認為是很多教師重科研、輕教學，最終“誤人子弟”。但在高校承擔大量基礎專業課教學的一線教師卻另有話說：學生受困職場，不過是遲來的教訓。

乍看起來，大學的課堂和實驗室似乎難以承載培養工程師的重任。但每天和學生們朝夕相處的老師，看到的則是另一副場景。

執教于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年輕的馮老師每個學期都要給本科生開講專業基礎科。但連續幾年，困擾他的不是繁重的教學任務，而是來自于學生的提問和要求：“老師，你講的很多內容都落伍了，對我們今后求職有什么用?”“我今后不想當工程師，老師放我一馬吧，不要在成績上為難我”……為此，每個學期開講新課，馮老師總要在課堂上抽出時間，為自己的課程尋找一個存在的合理依據。“有些看上去是落伍的知識，恰恰構成了這門學科的基礎。落伍和沒用，并不是一個概念。

”讓馮老師最為感嘆的，是很多在校學生的從眾心理和功利意識：有的學生剛讀大二就去企業找實習，明知道做的是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活;還有的學生看到身邊同學都在考托福、考GRE，一下子就打亂了自己的學習計劃，趕緊也報個英語培訓班;更有一些工科學生為了迎合用人單位的招錄癖好，不惜擠壓進實驗室的時間，投身各類社會活動，積攢“社會經歷”……

馮老師觀察到的一個現象，耐人尋味：在一些就業率高的工科專業，學生們在專業學習上反而肯下苦功，有一種淡定學習的意識，班級學風好了，老師們教學也更有激情;相反，在一些“求職心切”的院系和班級，學生越是忙于考證、為就業做準備，老師在上課時難以發現“求知的眼睛”，在專業教育上自然花的時間較少，由此進入了惡性循環。

在大學老師看來，學生在課業上的“自我放逐”，已經讓課堂教學變成了對牛彈琴。不過，曾經擔任過班長的劉麗，卻更加同情那些大學四年始終處于“放逐”狀態的同學。

“無論是國家還是學校，恨不得大學生人人都進實驗室，每個都有創新成果。但實際呢?根本沒有多少人想當科學家，也很少有人想一輩子當一個工程師。”

在劉麗的本科班級，多數同學求職時選擇了轉行，有的去了咨詢公司、會計公司，還有的去IT企業從事銷售和行政管理工作，對工程師職業并無多少留戀。

在一個國際化團隊中，朱玉龍感覺到了中國工程師在職業進階時的后勁不足。“客觀來說，國內工程師相對國外的同等工程師，水平要低，效率也要低。歐美的工程師上班像上了發條一樣，對工作非常有熱情，除了敬業，更重要的是興趣使然。而國內的大部分工程師兄弟，工作間隙能不做則不做，因為當工程師本不是他們的職業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