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韓國，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一個詞——青瓦臺魔咒。

簡單來說，就是從來沒有一個韓國總統能夠安穩的退休，總是因為身陷財閥問題、政治斗爭等，在權利喪失后受到打擊報復。

總統們命運多舛，韓國底層人民的生活也并不好過，奧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蟲》中，宛如天塹一般的巨大貧富差距與階級鴻溝，將韓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態勢呈現在了世人眼前。

而這一切，都源于一個夢魘般的存在——財閥。

在上篇中我們說過，三星、SK、現代、LG等大型集團，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在科技興國的政策引導下，成功提高了半導體的產業集中度，更高效地利用本國資源，讓電子產業迅速壯大，將韓國一舉送上了半導體第三大強國、DRAM市場第一的位置。

這些由國家支持發展起來的大型私營企業，都成為典型的財閥代表，也像一個韓國經濟里的“大頭兒子”，不停地吸附著社會資源與政治資源。韓國半導體的強壯與孱弱，都從財閥經濟中醞釀而來。

強枝弱本：韓國模式的月之暗面

財閥對韓國經濟的貢獻（或者說綁架），已經從產業崛起的良藥，變成了畸形的龐然大物，也成為政府的頭號心病。

非要總結的話，大概有三重原罪：

1.尾大不掉，產業資源配置失衡

前面的文章中我們提到，正是由于政府的多種扶持政策，韓國的產業結構從50年代的進口替代型——60年代的出口主導型——70年代的資本密集型重工業，隨后迅速登上國際化舞臺，創造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跡。

其中，越是成績突出、國家需要的企業，越容易獲得政府支持與正向激勵，而一般的中小企業如果難以亮眼地創新就與政策支持無緣，這既讓企業充分競爭，也反過來加速了資本、資源的集中，導致了財閥的誕生。

逐漸的，財閥實力越來越大，開始反向影響政治與政策，政府的調控能力減小。比如在制定半導體政策時，政府往往需要依賴于財閥們遍布世界的情報網，依照他們精心篩選的情報做出決策。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80年代韓國政府希望三星電子生產消費電子用的半導體，但三星電子堅持發展DRAM。政府雖不支持，但也沒有干預或限制三星電子的選擇。

隨著市場的穩固，財閥掌握了大量的經濟資源，所積累的“原罪”也日漸暴露。比方新興企業如果業務對現有的財閥帶來威脅，他們便會通過自己龐大的勢力逼其退出；一些利潤良好的新領域，財閥也不吝于僅去分一杯羹，搶奪創業企業的生存空間；很多低效率的財閥子公司背負著極高的債務，卻能依靠著集團的資源優勢繼續生存……

這些情況嚴重損害了市場的“擇優”資源配置，也失去了公平競爭的價值，不僅限制了韓國半導體領域的增長與活力，也增大了財閥巨頭的風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背負著巨額債務的韓國財閥居然也如同泥人一樣轟然倒塌。三星集團不得不出售了眾多子公司才保住了三星電子。

2.社會斷層，人才缺口后繼無力

如果說在上世紀，許多精英人才被韓國財閥們網羅，使得政府也不得不聽取他們的意見。最后導致在市場選擇、產業布局等重要戰略決策中，韓國政府都無法干預財閥的選擇。這還是相對比較好的結果。

實際上，對于現在貧富差距、社會斷層的韓國來說，想要進入三星、現代、LG這樣的財閥企業，也是難如登天。首先需要考入韓國SKY（韓國最著名三所大學的英文首字母縮寫，包括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每年招生競爭都十分激烈。

即便如此，畢業后能進入財閥企業的年輕人也是少之又少。在龐大的經濟壓力下，韓國的人口出生率也開始斷崖式下跌，甚至被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視為“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人口都快不足了，自然也難以滿足半導體產業的高質量人才缺口。

3.利益驅動的單一結構

2019年的日本原材料制裁，暴露了韓國半導體產業不是依靠自己力量發展起來的重大問題。

與日本舉國體制攻關基礎科研的方式不同，韓國的產業突圍主要是國家保護之下，企業通過購買專利授權、從海外引進技術等方式所實現的，這也讓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市場規模和商業化應用上得以迅速攻占市場，但在上游產業鏈、基礎技術等領域，長期處于不平衡的狀態。

比如三星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興地區建成首個芯片廠。為了在DRAM上趕超，首先就是向遇到資金問題的美光（Micron）公司購買64K DRAM技術，而加工工藝則是從日本夏普公司拿到的，還取得了其“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工藝”的許可協議。

這標志著韓國從LSI技術到尖端的VLSI技術的重大飛躍，全部建立在外國技術的基礎上。

站在巨人肩膀上確實能夠快速出位，但也很容易被追趕。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末以前韓國企業基本都是以DRAM 中心的同質型競爭，產業結構單一。

那么，時移世易，現在的韓國半導體產業面對動蕩的國際局勢、萎縮的智能手機市場、崛起的AI經濟機遇，總不可能錯過吧?？墒聦嵤牵瑯O端地依賴外國進口半導體設備和原材料，讓韓國與日本在基礎研究領域的差距，難以在一年時間內就快速追平。“財閥經濟”又進一步阻礙了韓國半導體的創新以及變革，在核心競爭力的建構甚至日常經營中不夠快速。

2019財年，由于供應過剩和需求疲軟，SK海力士官方財報顯示其收入與2018年同比下降33%，營業利潤同比下降87%，成績十分慘烈。也是在同一年，英特爾從三星手中，搶回了全球半導體營收龍頭的寶座。

（2019年英特爾收入最高，其后是三星電子、韓國SK海力士和美國美光）

這與韓國半導體過去嚴重依賴存儲器業務，沒有抓住時機早點尋找新的利潤來源有直接關系。如今，韓國半導體公司也在加快腳步，從DRAM和NAND閃存之類的半導體存儲器擴展到非存儲器領域，包括晶圓代工。DRAM在SK海力士集團的營收占比已經在2019年從80％下降至今年的75％，三星也開始關注EUV制造、CMOS圖像傳感器等市場。

而反觀近三十年前，當時韓國還只是一個簡單的裝配生產基地，但僅1982年至1986年間，韓國四大財團就在DRAM領域，進行了超過15億美元的瘋狂投資，相當于同期臺灣投入的10倍。

曾經的勇氣與今日的平淡相對比，阻礙韓國半導體產業健康發展的桎梏已然清晰。一切皆有因果，興衰并非無常。

穿越死亡谷：

韓國半導體的國產化突圍有多難？

日本《電波新聞》曾在報道日本對韓國的原材料制裁時這樣說道——這種高度依賴日本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必然是畸形發展的。韓國近年來，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只是產品取得高速發展。由于基礎技術薄弱，難以很快調整到合理的產業結構布局。

直到上世紀末，據韓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統計 , 韓國需要25 億美元的設備，其中82%依靠進口，原材料需求量更是增長了近3倍，價值19億美元的市場中自給程度還不到一半，只有46%。

顯然，時至今日，韓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依然受困于基礎技術的“死亡谷”之困。

所謂死亡谷，指的是研發與產品商業化之間存在一個高昂的壁壘。

三星電子前副董事長尹鐘勇就曾說過，日本在完善制造流程方面擁有專業知識，韓國企業將很難克服這一壁壘。

為什么會有此結論呢？

一方面，韓國對基礎領域的政策扶持不可謂不用心，但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只是“自嗨”。

2019年日本政府決定加強三種半導體核心材料（高純度氟化氫、光刻膠、用于顯示屏面板的聚酰亞胺）的出口管制之后，韓國很快就啟動了“半導體材料的國產化”政策。

韓國政府制定了一項藍圖，對材料、零部件、設備行業（材料、元件、設備）進行了扶持，計劃實現100種材料、零件和制造設備的國內生產，以期在五年內結束對日本的依賴。

一年時間過去，除了極紫外光刻（Extreme Ultra-violet，EUV）曝光工序的光刻膠、高純度氟化氫氣體的國產化還沒有得以實現，韓國Soul Brain公司、RAM Technology等企業成功量產的液體氟化氫材料已經達到了與日本STELLA CHEMIFA株式會社、森田化學工業等同等質量的水平。

是不是值得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喜大普奔立即上馬了？

不好意思，財閥們又出現了。他們表示，本國的材料是好，但是不經濟實惠，還是應該把持與日本的關系。

（韓日在半導體設備方面的協作）

韓國電子制造商South Koran 的一位高級官員就聲稱，韓國公司可以嘗試制造這些材料，但是它們的缺陷率可能更高，或者價格可能太高。因此，我們很難采用他們的產品。

類似的發言在韓國大型企業集團志之中時有傳出，盡管他們認識到依賴日本供應商的風險，但卻不愿等待國內供應商發展。紛紛表示“國內生產不符合經濟邏輯，勞動分工才是理想模式”、“在最優惠的條件下采購最優質的材料是我們的計劃”。

這樣的阻礙并不出人意料，實際上，早在2001年，韓國政府就曾出臺過類似的組件和材料開發計劃；2009年李明博總統公布了該計劃的第二版；后來，樸槿惠總統就職期間又發布了第三和第四項計劃。2017年日韓貿易局勢發生變化后，韓國政府還曾宣布，每年提供1兆韓元的預算，來支援半導體材料、設備的國產化。

但直到現在，韓國依然對日本生產的、技術先進的零件和材料十分依賴。

青瓦臺推動半導體國產化的一腔熱忱，就這樣倒在了企業家主動防守、鐘愛日本產品的“死亡谷”前。

穿越死亡谷、基礎產業向國內轉移，對于身為半導體行業強國之一的韓國來說，都并非易事。

那么，中國能從中學到什么嗎？

勇者不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

中國半導體的前路

如果說曾經的韓國與今天的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那么比對方更快更高地迎接新產業周期，或許是時代給中國半導體產業最好的饋贈。

從韓國半導體財閥的經驗中，我們可以重新認識中國的優勢與挑戰：

1.勇者不畏

今天，提到國際形勢之于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困境，大家時不常會沉浸在悲觀情緒之中。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更輕歷史包袱的中國產業反而能夠以更堅定的信心與更輕盈的姿勢來推動獨立自主的產業國產化。如果說美國向one world two systems（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發展的割裂行為會長期持續，那么比起自怨自艾，從當下開始走出自己的第一步，豈不是更好？

就連依賴程度高的韓國，也有不少企業在森田化學工業公司恢復出口之后，依然堅持轉向國內替代產品。

韓國總統文在寅的首席政策秘書金相祖（Kim Sang-jo）也曾對媒體表示：“有一天，我們的材料產業將會發展，我們可以說，'謝謝安倍先生！'。

制裁雖然慘烈，但長期看來，這正是大力扶持國產半導體、主動產業升級、構筑全體系能力的重大機遇。

狹路相逢勇者勝，只要中國半導體同業者與全體國民都有類似的信念，結局早已寫就在時間的尺素上。

2.智者不惑

當然，勇氣不是盲目的自大。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是亙古不變的傳統智慧。

從韓國半導體發展的歷史潮流中，不難看到科技研發穿越“死亡谷”、科技產品商品化的成功率，對產業增長與國際競爭力來說至關重要。

而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 10% 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 40% 的水平。響應國家號召，各地政府半導體基金紛紛出臺，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背后的原因，一方面來自于政府經費的主導，但科學家們對成果和專利更重視，研發課題脫離現實效用，導致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下；

另一部分拿到政府投資的企業，在隨時跟進政策變化，疲于尋求上市謀利等商業利益變現，而忽略了技術研發的深度。而校企之間的合作也面臨著機制不健全、參與深入不足、實際效果無法轉化為應用的局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產學研體系，對于從根基處升級的中國半導體產業來說，已經刻不容緩。

3.仁者無憂

韓國財閥經濟的前車之鑒也提醒我們，政府與企業之間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平衡。

過多的扶持和保護不利于企業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最終妨礙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但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干預和領導作用對于產業結構的形成、技術創新的推動、社會效益的兼顧等等，起到了不可忽視的調控意義。

在金融、稅收等方面為企業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鼓勵經營自主與市場競爭，但同時從宏觀角度未雨綢繆、建立完整可靠的獨立自主產業鏈，已經被韓國證明是半導體產業的最佳途徑。

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就在《國家的興衰》一書中寫到：強勢利益集團對于國家總體實力之衰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強勢利益集團的逐利行為必然會損害公眾福利，增加社會成本，導致制度僵化，從而既損害了社會效率也傷害了社會公正。

韓國可能也沒有想到，自己孵化出的巨人在鼎革天地又一寬之后，這么快就走向了余暉之中。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原文標題：芯史 | 青瓦臺魔咒與半導體“死亡谷”

文章出處：【微信公眾號：長沙新一代半導體研究院】歡迎添加關注！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責任編輯：h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