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狩獵時代到農業時代，人類經歷了從打獵技術向耕種技術的跳躍式革命。200多年前，蒸汽機的發明代替了牛、馬的動力，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啟工業化之路。在此之后，電力的出現帶動了電氣化革命。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生產力的不斷躍遷，新生產工具、新勞動主體、新生產要素的不斷涌現。人類逐漸構建起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新模式，人類文明得以發展。

現在，計算機、互聯網技術促進了人類處理信息能力的飛躍，催生了新生產力的崛起，一個全新的數字經濟時代正加速到來。而在數字經濟時代下，我們對數字生產力仍有待更多了解。

數字時代下的數據生產力

生產力作為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觀物質力量，是一個時代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

生產力一詞由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在18世紀中期最先提出，強調土地和人口對于累積財富的作用。隨后，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生產力相當于勞動生產率，不斷細化的分工是其得以持續提升的根源。同為英國經濟學家的李嘉圖則認為生產力是各種不同因素的“自然力”，資本、土地、勞動都具有生產力。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1841年首次提出生產力理論的基本框架，而馬克思則系統建立和闡述了生產力的理論體系，并在經典著作《資本論》中提出了生產力三要素，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勞動者是指具有一定勞動技能和生產經驗、用體力和腦力參與社會生產過程的人；勞動資料是指勞動者用以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物體或物質條件，以生產工具為主；勞動對象是指生產過程中被改造的物體，包括直接從自然界獲取的資源和經過加工而得到的原材料。

其中，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又被統稱為生產資料，只有同勞動者結合才能產生作用。正是人的勞動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此外，生產工具的地位尤為突出，反映了人類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廣度，是衡量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標志。

我們的社會從“刀耕火種”發展到“鐵犁牛耕”，再到“機器代人”。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互聯網經濟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顯然，在數字時代下，數據生產力的三要素，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還將面臨巨大改變。

其中，勞動者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勞動者自身生產活動的特征、勞動者的結構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都發生根本的變化。

在農業社會，人類通過繁重的體力勞動對土地資源進行有限開發以解決溫飽和生存問題。進入工業社會，機器的出現則把勞動者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信息技術革命帶來了智能工具的大規模普及，使得人類改造和認識世界的能力和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不僅大量繁重的體力勞動被機器替代，數據生產力更是替代了大量重復性的腦力工作。于是，人類可以用更少的勞動時間，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

這也意味著，在數據生產力時代，有創新精神并創造出新產品、新服務或新商業模式的人才將成為市場的主要支配力量。

當機器文明的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的大勢所趨，而人類文明的協同發展則要求我們著眼于人類對勞動分工的貢獻——對機器的理性進行補充，而非試圖與它競爭。這需要勞動者培養創新精神，培養挑戰權威的意識，甚至是非理性的想法，并不是因為非理性是福佑，而是因為非理性的創造力才是對機器理性的補充。只有這樣做才會讓我們與機器產生差異，而正是這種差異化會創造價值。

從生產資料來看，馬克思曾經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因此，以勞動工具為主的勞動資料成為劃分社會形態的基本標準之一，也是生產力在社會形態這個集合上投影的集中代表。

20世紀后期，隨著微電子技術和軟件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改造自然的工具也開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標志是數字技術使勞動工具智能化。

智能工具成為信息社會典型的生產工具，并對信息數據等勞動對象進行采集、傳輸、處理、執行。如果說工業社會的勞動工具解決了人的四肢的有效延伸問題，而信息社會的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的結合則解決了人腦的局限性問題，是一次增強和擴展人類智力功能、解放人類智力勞動的革命。

從數據能力到數字經濟

不論是勞動者、勞動資料還是勞動對象，數據都是最核心的生產要素。今年4月9日，中央《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就明確了數據是繼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之后的第五大生產要素，令數據要素的戰略性地位進一步凸顯。

事實上，回溯社會的發展會發現，不同的社會形態往往對應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要素，生產要素的轉換也是社會更迭的重要標志。

農業時代土地和勞動力是核心要素，工業時代資本和勞動力是核心要素，進入數字社會后，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圍繞數據的搜集、加工、分析、挖掘過程中釋放出的數據生產力，正在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能。

圍繞數據要素的轉化，釋放數據生產力，首先要實現從數據到數據資源的轉化。就我國而言，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與資源優勢，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數據生產提供了豐富資源。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數據資源大國和世界數據中心。IDC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共產生了約7．6ZB數據，占全球數據量的比重為23．4％。數字化、信息化的快速推進，5G、移動互聯等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海量數據的積累從技術上成為可能。而超級數據的量變將引發超級智能的質變，引領生產力快速發展。

其次，要發展數據算力與數據算法，從數據資源向數據能力過渡。具體來看，圍繞海量數據分析處理需求而產生的分布式計算、高性能計算、云計算、霧計算、圖計算、智能計算、邊緣計算、量子計算等“算力”體系成為發展的重要引擎。

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等“算法”幫助人類發現規律并提供智能化支撐，而以5G、NB－IoT、TSN為代表的現代通訊網絡將數據、算力與算法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實現了協同作業和價值挖掘。而對大數據的充分挖掘而形成的智慧支撐系統，將成為未來實現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最后，是數據能力作用于數字經濟，實現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具體來說，數據要素作為驅動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核心動能，不僅作用于數字產業化的發展，還包括產業數字化的發展，即數據要素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帶來的輻射帶動效應。

目前，大數據已經廣泛應于生產制造、零售、交通、能源、教育、醫療、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等多個領域。以制造業為例，數字化推動了大規模的柔性、定制化、分散化生產，縮短了研發生產周期，降低了生產成本，增強了決策支撐能力。顯然，數字經濟已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也是經濟轉型、推動人類經濟形態轉變的重要突破口。

擁抱數據，融入時代

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技術迭代頻率不斷加快，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決策系統復雜度、難度空前提高，想要釋放數據生產力，仍然需要考慮諸多問題。

從個人視角出發的權利保護訴求，既有傳統的隱私和個人信息保護問題，也包括數據化發展到深入階段后，對個人基于數據分析而形成評估判斷的公正公平問題。

從產業視角出發，則需要考慮創新、發展和競爭需求。其中，數據確權和定價是數據合理使用的基礎。數據產權應當分類別確定，數據定價可以參考大數據交易的實踐，從成本、收益、效用、用戶等屬性確定數據價值的構成，通過市場主體的競爭活動確定數據要素的定價規則和定價標準。

從國家視角出發，需要考慮的是數字經濟競爭力和數據安全需求。對于數據資源的開放利用，將決定了我國是否能夠把握住新一輪國際競爭的主動權，并通過數字產業的發展壯大保障國家數據安全。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技術的日新月異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巨變時代，只有不斷面對數據新時代的挑戰，擁抱變化，融入變化，深挖數據價值，推動數據增值，才能使數據為人類商業帶來的洞察力得到真正釋放。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