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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了三次工業革命的歐美國家，對于其先進工業往往有著嚴密的保護，也會有意無意卡后進國家的脖子。

以巴西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扶持民族工業，結果不久后，國內就發生了政變，親美派上臺，隨之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技術、開放本國市場，并大幅提高服務業占比。60年代初，外資控制了巴西90%的汽車制造業、70%的機床制造業[1]。

這種“強行去工業化”幾乎發生在每一個拉美國家，導致原本經濟基礎好、受戰爭影響較小的拉美地區，被永久地釘在了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底端，再無力沖擊高端產業。

但同一時間，飽受戰爭摧殘的東亞，卻開始迅速崛起，在電子產業中實現了趕英超美，而且有兩個鮮明的特征：建制化突破、互虧式發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東亞地區不但生產了90%以上的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臺式機、還在電子元件生產領域占到了絕對優勢。而在四大泛半導體領域（芯片、面板、LED、光伏），東亞的產能幾乎就代表著整個世界。

同時，東亞地區還誕生了大批世界級消費電子品牌，從80年代的索尼松下、到2000年后的三星電子、華碩、HTC、到如今的HVOM。東亞幾國“成建制”地實現了突圍。

互虧式發展：不同于中東國家建立歐佩克哄抬石油價格，歐洲國家攜手保護飛機、汽車價格。東亞幾國在面板、存儲芯片、半導體代工等領域的對決異常激烈。這種互虧式發展有三個顯著特點，在DRAM 存儲芯片體現的淋漓盡致：

（1）市場規模很長時間內，都有一個隱形的天花板，增產不增收。從1994年韓國在DRAM技術上追平日本開始，DRAM芯片產能急劇擴大，但市場規模在長達20年內都沒有擴大，甚至多次萎縮，原因就是慘烈的價格戰。

1991-2016年 DRAM市場規模

（2）頻繁爆發價格戰。比如從1994年開始，日韓之間不到10年就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DRAM價格戰，多次出現“生產一片虧損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資，導致沒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只能選擇死磕。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三星以單季度虧損6700億韓元的代價向中國臺灣的DRAM廠商發動價格戰，當地廠商倉促之下被迫應戰，最終導致7年近一萬億新臺幣的投資付諸東流。

總體收益不增長、競爭者內向求生，失敗者不允許退出，這種局面套用一個時髦的詞就是內卷：

寧愿虧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

東亞地區產能的霸權，卻帶不來定價的霸權。這背后其實是泛摩爾定律給東亞這個工業追趕者留下的后門和陷阱。而內卷的終局會走向哪里？本文將從五個角度進行探索：

1.摩爾定律：追趕者的后門

2.內卷之路：契約內的血酬

3.何處破壁：賭國運的決斷

4.賽道爭奪：新東亞的出口

5.產業對決：挑戰者的使命

以下進入正文。

摩爾定律：追趕者的后門

所有后發工業國都會面臨一個難題：很難進入巨額利潤產業，對領先者實現超越。

如果觀察世界各國出口強勁且毛利頗高的產業，比如美國的飛機、能源、汽車，德國出口的汽車、機械設備、化學制品，以及法國出口的飛機、汽車、制藥，會發現這些出口王牌，都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漸進式創新，核心技術早已成熟、每一個微小創新都需要長期的工藝、數據積累。二是依賴基礎科研，如材料學、物理學等，但基礎領域的技術成長曲線非常緩慢。三是供應鏈固化，零部件藕合度高、供應商關系緊密，外部供應鏈打入極難。

總結起來就是，領跑者圈子文化、強者恒強，后來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而如果不能進入這種高利潤行業，卻又非要強行工業化的話，就又會陷入一個發展陷阱：

強行工業化---進口外國工業設備---制成品沒有競爭力無法出口----外債高筑---遭遇經濟周期打擊---匯率崩盤---喪失融資能力---失去繼續工業化資金---結束工業化進程。

大量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其實是在不斷演繹這個劇本。比如巴西1980年代，推出了“5年投資3720億美元”的計劃，其中超過一半資金是舉借外債。但由于產品技術含量低、競爭力弱，出口賣得并不好，最終功虧一簣。

這種刀劍舐血式的經濟發展，遭遇危機不堪一擊的狀況，成為了經濟學領域中“桑巴效應”這個名詞。緊隨其后的還有“龍舌蘭效應”、“探戈效應”，洋溢著一派拉美風情。

既有工業先進國的打壓，又有強行工業化陷阱，后發國似乎很無望。直到摩爾定律，在電子產業上打開了個“后門”，即芯片上的晶體管密度每隔18個月就翻一番。

如果其他行業也能用上摩爾定律，那么航天飛機的速度早就提升到300倍光速了。但絕大多數行業都由能量守恒的物理定律支配。摩爾定律則是產業的人為約定。

半導體的研發得益于材料更改、工藝提升、電子效應等物理屬性，其效率會呈現指數級改變，因而，摩爾定律大行其道。而在面板、LED、光伏等泛半導體領域，也存在成本、效能指數級下降的狀況：

面板有京東方的“王氏定律”，每三年價格降50%；LED有“海茲定律”，價格每10年將為1/10、輸出流明增加20倍；光伏領域，過去十年發電成本下降了82%，平均下來每年下降16%。

在摩爾定律的拉扯下，終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讓任何領先者都無從保持優勢。保持優勢。即使是蘋果、三星這種絕對巨頭，也一直面臨競爭壓力，一年一更新都會被對手嘲笑技術落后。如果領先者稍有懈怠，就會被追趕者一把趕上，這在汽車、航空、醫療等領域是無法想象的。

摩爾定律的另一面是產能的指數增長，這意味著早期投資難以積累起規模優勢。后進者的新工藝新設備，反而可以形成產能優勢。而先進者的落后設備，反過來變成了累贅。

面板領域，先發者積累的產能并未形成優勢

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產量占到全球的95%，但這些產能大部分都是1、2代線。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本并未升級產線，結果2年后，就被猛砸3代線的韓國超越。而2003年到2007年間，臺灣地區大舉引入5代線，年產量4年增長了8.5倍，最終超過了韓國。

2009年之后，大陸加入戰局，把投資焦聚在高世代的8.5代線、甚至10.5代。最終在2018年一舉超過了韓廠，并在2020年生產了世界上幾乎一半的面板，實現了后發者的勝利。

正是摩爾定律的存在，給了東亞國家和地區趕英超美的窗口和希望，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東亞模式”。如今，電子產業占東亞地區總出口額的3成以上。相比之下，歐美國家中只有美國的電子產業出口占比超過10%，英法德平均下來甚至低于5%。

然而，摩爾定律帶來的除了東亞電子產業的騰飛，也留下了一個陷阱。

內卷之路：契約內的血酬

電子產業既沒有被印度、南美抓住，也沒有被歐美強行留給自己，而之所以成為東亞的盛宴，有其必然性：這是一個對勞動力和資本消耗的無盡賽道。而只有東亞國家，符合這個賽道的全部要求。

消費電子產品的生產有著非常鮮明的獨特性：除了打造品牌和操作系統以外，電子產品的組裝和模組生產，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青年勞動力，而且是可以機械化生產、軍事化管理的勞動力。

畢竟，一條手機組裝產線少說也有五六十道工序，需要將近70個工人流水完成。而手機里的模組拼接就更難了，比如攝像頭的組裝在無塵潔凈室中進行，以確保相機不落灰塵影響拍照效果，這就對工人操作要求非常高，需要正規的培訓、以及嚴謹負責的態度。

作為蘋果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在中國大陸設有36個工廠，其中有6家工廠專門組裝蘋果手機等產品，這6家工廠就有員工近80萬人。根據庫克的描述，在中國，哪怕是午夜，一個電話就能調動數以萬計的工人。

在歐美國家，沒有哪家企業敢以這種強度消耗勞動力。而在中東和南美，也找不到這么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兩地人口之和也不及中國多，并且分散在四倍于東亞的廣袤土地上，唯一能提供電子產業需要的人力資源的，基本上只有東亞和南亞。

而資本方面，高代際產線需要的錢越來越多，單個晶圓廠投資成本最高已經達到百億美金，而且還需要持續投資。以臺積電為例，2019年收入340億美元，凈利潤117億美元，但當年資本開支也高達152億美元，也就是說賺的錢轉手就去買設備了。這種規模的投資，只有東亞國家和地區能負擔。

總結下來，這種超級重資產的生意，和高回報的互聯網、穩定賺錢的飛機汽車相比，歐美不屑一顧。而南美、印度玩不起，勞動力密集、儲蓄率高、政府財政投資意愿強的東亞，最終成為摩爾定律的戰場。

那么在東亞國家卷的飛起的同時，歐美國家在做什么呢？

首先是給東亞競爭的雙方賣“軍火”、賺生產端的利潤。東亞電子公司互相競爭基本是靠買高級設備。做面板、半導體代工，競爭壓力大，甚至不賺錢，但賣設備的美國應用材料、泛林電子等公司利潤卻蒸蒸日上。

另外則是造生態、收割消費端的利潤。在臺灣地區生產全球筆記本電腦的時代，美國選擇了打造windows和x86生態，“系統+CPU”的Wintel聯盟收割了電腦產業絕大部分利潤。一臺電腦5000元，聯想和華碩只能賺上100多元；單價1000-2000元的CPU，英特爾可以賺上一半的利潤；而邊際成本接近0的操作系統，微軟則賣到1000多元。

隨后，日本索尼、韓國三星、中國臺灣的和碩、大陸的聯想，以及新興的華為、小米，殺得越狠，Wintel越穩。

移動時代，安卓+Arm的新組合，躺賺著看三星華為等一干品牌激烈競爭。蘋果生態鏈也如此，2019年，中國Apple Store上的蘋果抽成收入高達200億美元，相當于5個富士康或30個立訊精密的利潤。

東亞企業電子淘金熱時，歐美牛仔們就悠然做著賣水人。而且壟斷性越來越強，邊際成本越來越低。這種躺賺的狀態，保證了歐美企業把精力放在基礎理論研發等領域，壁壘反而越來越高。

2015年，美國企業投資了全部基礎研究費用里的28%，英國企業則是約23%，而中國的企業即使在近幾年快速增長后，到2019年也才不過3%。

東亞地區雖然也做出了大量創新，但卻基本集中在工藝提升上，一旦技術路線改變，大量經驗就難以復用。

企業是由人構成的，歐美和東亞企業命運的不同，也造就了職員不同的生存狀態。在中國職場，“35歲之后怎么辦”是所有高級職員的終極之問。而同樣的話題在歐美卻是匪夷所思，公司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個老專家，怎么會在黃金年齡開除？

東亞終于看到了摩爾定律契約的反面：血酬。在工作時長上，東亞國家一騎絕塵，最熱衷于發動價格戰的韓國，工作時長一度達到恐怖的3000小時，是德國工作時長兩倍多，巔峰時期的韓國，更是達到了全民996的地步。

1953-2017年，平均年工作時長

這種獻祭式的追趕，讓韓國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江漢奇跡，也創造了全球倒數第二的生育率，韓國急速沖向老齡化。而日本、中國的老齡化也日漸令人擔憂。

1960到2015年，韓國的生育率變化

在這個人口最稠密、最喜歡儲蓄的東亞地區，大眾把時間、精力、身心，甚至“多子多福”的國民性都拿了出來，創造出了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也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范圍的內卷地。

何處破壁：賭國運的決斷

對于困境，東亞玩家們并不是沒有體會，也一直在尋找破局路徑：韓國采用了“極致內卷”、中國臺灣采用了“金牌管家”、日本采用了“據險扼守”等不同策略。

內卷存在，是因為有無窮無盡的追趕者，不斷拉低利潤。那么有沒有可能通過最殘酷的戰斗，徹底把對手消滅，也震懾追趕者們不敢再來，從而終結內卷呢？

于是，韓國選擇了發動高烈度，賭博式的競爭來消滅對手。換句話說，就是把自己卷到死，讓對手無路可卷。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金融體系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少國民甚至把金銀首飾捐給國家補充外匯。但同時期的三星依然繼續加碼投錢，擴產面板和內存芯片，可謂“男子當戰，女子當運”。在三星眼里，危機就是消滅對手的良機，減產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減產。

日本面板產業率先被三星斬落馬下，隨后，日本和中國臺灣的存儲芯片也被打的奄奄一息，行業內只剩下了相對佛系的美國美光和韓國三星、海力士。拿下內卷短暫勝利的韓國廠商，年利潤一度高達400億美元。

然而，極致內卷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大財閥對國家經濟的綁架越來越緊，死亡、稅收和三星，是韓國人一輩子都避不開的事務。而一家企業大到如此，社會體系要想健康，也就無從可談了。更加尷尬的是，隨著中國大陸這個巨型玩家進場，三星前面的投入都像是九牛一毛。

相比拼命三郎般的韓國，中國臺灣考慮到地緣政治和島內狀況，選擇成為“金牌管家”。和產業各巨頭做捆綁、為各巨頭做代工，老大有口肉，自己跟著喝口湯。

臺灣的IT教父施振榮曾經評價說：臺灣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敵人。因此，施振榮提出了制造業微笑曲線，創造了宏碁(Acer)品牌后，又創立緯創干起了代工的活。

除了生產iPhone的富士康、臺灣的5大電腦企業（仁寶、廣達、聯寶、英業達、緯創）生產了80%以上的電腦，隨后貼上惠普、戴爾、聯想的logo銷往全球。即使是在芯片制造頂端的臺積電，也是從服務美國芯片公司起家、服務蘋果等公司壯大，絕不和客戶搶生意。

“管家”的戰略，對于一家企業而言，也許最優策略，但如果一個地區集體甘當打工仔，就未必是幸事了。

當年，臺灣手機品牌獨苗HTC被三星擊敗，直接導致臺灣產業鏈失去了自我升級的主動權，只能把全島希望寄托在蘋果身上。但蘋果不會用聯發科的芯片，觸控屏、鏡頭等業務也陸續轉移到了大陸。

比起韓國和臺灣地區，日本放棄了激烈競爭，選擇佛系做研發，卡住一些市場小但繞不開的產業關鍵位置。

比如在電子被動元件領域，日系公司是絕對霸主。村田和TDK兩家就占據全球近80%份額，收入過百億美元。而半導體材料領域，日本也占據了6成以上份額。19種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種市占率超過50%。最新一代EUV光刻膠領域，日本的3家企業申請了行業80%以上的專利。

與此同時，日本在精密儀器、工業機器人等領域取得了不俗成績。日本東京電子、Cannontokki等設備公司都陸續崛起，打破了歐美在半導體設備領域的壟斷。

日本之所以可以選擇這條路，是因為三個優勢：首先和韓臺相比，有汽車這張硬牌，擁有產業騰挪的空間；其次，日本人崇尚的“工匠精神”，可以確保他們在材料領域深耕細作。另外，日本基礎學科也很扎實，16個諾貝爾獎得主中，有6個屬于化學領域。

但日本的轉型依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無論是材料、還是設備，合計也不過是一千多億美元的市場，和電子產業相比并不算大。而曾經風靡世界的日本品牌，幾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擊，消費電子的八大金剛，除了索尼以外，都逐步從消費者視野中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蘋果、中國的華為。

韓國和同行死磕、中國臺灣“找大哥”、日本佛系“退守”，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都沒有沖破美國的籬笆，沒有拿出真正和美國較量的產業利器。而中國要想真正實現突圍，似乎只剩下一條路：和美國核心賽道正面對決。

賽道爭奪：新東亞的出口

美國的核心賽道有兩個：下游大利潤賽道和上游卡脖子賽道。

東亞生產了絕大多數的終端產品和零部件，但這些電子產品組成的信息科技產業里，美國的IT公司足足占據了整個行業70%以上的市值。這意味著電子產業改變世界的收益，還是被技術發源地美國賺到了自己手中。

雖然硬件自主化是國家命脈，但賺錢效率確實不如互聯網。全球市值最大的10個企業中，互聯網占據了6個半（蘋果算半個）。而即使在美國，所有半導體上市公司市值之和，也不及半個蘋果。這個現象正是美國的典型策略：

放棄中游的重資本、重人力，在下游應用領域收割大量利潤，隨后補貼上游的研發環節，上游卡脖子，下游賺大錢。

通俗點說，這就是美版“貿工技”。然而，這個模式行得通的基礎在于，美國常年雄踞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又擁有全球通行的文化影響力，因而美國在攫取消費端利潤的效率遠超其他國家。

縱觀全球來看，中國是唯一一個可以在下游市場復制美國的國家。2019年，中國整體消費市場規模超過41萬億人民幣，接近6萬億美元，和美國6.23萬億美元相比，只有不到5%的差距。預計到2020年，中國就可能超越美國，坐上其雄踞大半個世紀的全球最大消費品市場的王座。

而當龐大市場的利潤源源不斷輸入到中國科技企業后，他們就可以攻堅上游科技。

比如阿里巴巴，在電商利潤的反哺下，打造出了自研操作系統的云計算體系。華為，也正是在通信設備和手機上賺到了錢，才有能力在10年投入了6000億元，進行5G、海思芯片研發。騰訊也有三大人工智能實驗室，還投入10億來設立“科學探索獎”獎勵基礎科學研究，舉辦騰訊科學WE大會、騰訊科學周。

這些推動科研的舉措，無疑都建立在公司豐厚的現金流基礎上。而中國互聯網公司也開始出海發展。最為耀眼的自然是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短短2年時間，單美國業務就做到了500億美金的估值，相當于中國大陸本土最大的電子代工廠立訊精密，創業十幾年、雇傭13萬員工的市值。

而事實上，新興電子和IT技術應用市場，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了“中美雙頭格局”。2020年胡潤獨角獸報告稱，世界前586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科技新興企業（又稱獨角獸）里，有227個來自中國，233個來自美國。而這些獨角獸，高度集中在電子商務、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軟件服務、共享經濟等ICT技術的應用端。

不同于韓日和中國臺灣的“躲避”，中國大陸在應用端緊緊咬著美國企業。而中國互聯網的出海，也顯然挑戰了美國互聯網的壟斷，導致美國“下游支撐上游的大循環”的根基出現了松動。最終，美國放棄自由主義，用禁令用“卡脖子”來遏制華為，甚至總統親自下場指揮對TikTok強買強賣。

美國的極限施壓，似乎正表明，中國大陸的正面對決，正是突圍的正確選擇。

產業對決：挑戰者的使命

今年9月16日，代表全美國半導體營收95%的半導體行業協會（SIA），攜手著名的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了一篇重量級報告：《政府激勵計劃與美國半導體制造的競爭力》。

這份不長的報告配合其詳實的數據和圖表展示了這樣一個核心主題：作為曾經的集成電路領域的發明者和領航者，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業目前正在被全球尤其是東亞越拋越遠。

但實際上這份報告既是事實，也是嬌嗔。因為美國制造業的核心，從來都不是龐大的規模和高超的工藝，而是充當一個布鏈者的角色。

美國在攻克一項新技術后，往往會只抓卡脖子和產生利潤的部分，而把其他環節拋灑向全球。一旦某個環節的承包商開始向其他環節伸手時，美國就會扶植小弟來反擊，并對挑戰者發動產業打擊，這也是為什么東亞總是在周而復始的進入產能戰爭的重要原因。

著名智庫“機工戰略”的陳琛總結了美國發動打擊的五種武器：標準規則先行、基礎能力控制、價值單元鏈控、平臺軟件支撐、創新生態驅動。而這五點層次遞進并互為基礎，如同一張天網，密不透風，讓任何挑戰者都會不自覺的望而卻步。

（1）標準規則先行，在通信行業，高通把自己的大量專利運作成了行業標準。因此產業里的任何挑戰者，要遵守標準，就要屈從于高通的專利網、繳納專利費。

（2）基礎能力控制，把核心基礎材料控制在手里，比如電子產業的芯片、醫療影像設備行業的CT球、燃氣輪機的精密冷卻孔制造技術；這些頂級技術都在美國公司手中。

（3）價值鏈單元鏈控，把各個環節的基礎玩家，進行互相嵌套鏈接，實現“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產業聯盟，比如芯片領域的制造、設備、材料等環節各公司聯合研發，每種光刻膠都對應特定的設備和工藝，形成閉環，而核心依然是美國公司。

（4）平臺軟件支撐，平臺負責嵌入整個產業鏈，不斷正向積累數據，同時形成網絡效應。比如工業設計的仿真領域，美國ANSYS、MathWorks、Altair三家公司占到了全球50%市場份額。半導體設計領域EDA軟件，美國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鏗騰電子）和MentorGraphics（明導國際，2016年被德國西門子收購）三大公司則占據了80%以上份額。

（5）創新生態驅動，這是所有招式的最終一招，以產生新的產業鏈來實現布鏈，特斯拉就是近期的代表。美國創新了產品，屬于零部件的電池，則先讓中日韓三家一起競爭。

在看到美國范本，也感受到布鏈者威力后，中國的轉變方向也十分清晰：從制造者，走向布鏈者；從身強力壯，變成手持利刃。

在新能源車、光伏、航空航天等領域，并不一定要追求“全球產能盡在我手”，而是要細究“五把武器”中我們手里握幾柄。部分生產環節的全球散鏈、也能讓更多的國家和中國結成“一條鏈上”的共同體，而不是讓他們成為低成本的競爭者。

內卷之所以成為內卷，本質上還是因為被布鏈者拉入了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拓荒，才能走出內卷。

尾聲

研究機構Global Firepower每年都會發布一版“全球軍事實力排名”，在其2020年的排行榜中，日本和韓國分列五六位，僅次于美俄中印，越南和泰國分別排在22位和23位。買了一堆過時武器裝備的臺灣省，單拎出來也能排在全球第26名，超過后面一片發達國家。

把東亞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扔到歐洲，都至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區域性大國，東亞也因此被網友戲稱為“地獄模式”、“怪物房”。這種全世界最艱難的生存模式，也催生了全世界最勤勞的人民。

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催生出口導向型經濟，再通過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實現彎道超車，這種模式被稱為“東亞模式”。這種發展思路誕生了四小龍和中國奇跡，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形成財富焦慮、資產泡沫以及無法提振的生育率。

無論是韓國用極致內卷塑造壟斷地位，還是日本佛系研發卡住產業鏈的關鍵位置，抑或是越南和東南亞國家對著產業鏈轉移躍躍欲試，都是為了讓本國人民的勤勞，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有一個合理的定價。

但對于人口是日韓總和7倍的中國來說，我們通關游戲的難度則要大的多——既要完成主線任務，又要完成支線任務：我們需要學習韓國的產業鏈控制力，也要學習日本的基礎研發；要防止制造業大規模流失東南亞，也要追上英美在品牌和創新上的腳步。

只有這樣，才能讓14億人共同享受產業升級的紅利，而非只讓一群五環內的少數人永遠先富。擺脫打工人的宿命，超越甚至顛覆“東亞模式”，是中國產業升級、攻堅高科技頂峰的最大意義。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