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曾在《城市的勝利》中提出過一個大膽的觀點：“住在城市的摩天大樓里，才是最環保的生活方式。”

對于向往浪漫田園生活的人們來說，這樣的觀點無疑是異端學說，特別是在“大城市病”的焦慮心理下，任何試圖對城市做加法的行為都不缺少反對的聲音，以至于不少被寄予厚望的智慧城市項目，也在人為因素的干擾下被迫夭折。

但2020年注定是個轉折點。

智慧城市試點數量最多的中國，在2020年初開始了新基建浪潮，而智慧城市正是新基建的集大成者;被視為智慧城市樣本的新加坡，正從“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轉型打造“智慧國”;曾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慢半拍的倫敦，在2020年超越東京和紐約成為智慧城市項目投資第二大的城市……

借著第22屆高交會的契機，當智慧城市再次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時，不妨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在2020年后進一步加碼智慧城市，背后的底層驅動力到底是什么？

01 科技是通用語言

答案還要從年初的新冠疫情開始說起。

當無數城市被迫停擺的時候，亞洲的三座城市交出了一份近乎滿分的答卷：

一是來自中國的深圳。不同于一些城市封鎖主干道、封鎖進出口的做法，深圳防控部署的重心在于大數據，通過對人口流入流出、疫情態勢、疫情防控、物資保障等數據的實時分析，輔助有關部門進行科學決策。同時利用“i深圳”為市民提供咨詢、救助、預防到辦事的全鏈路服務以及居家健康服務。

二是來自韓國的首爾。首爾市政府搭建了“市長智能城市平臺”，基于3200萬行政大數據和ICT技術，可以全面了解城市運營狀況。同時韓國政府在3月份開發了“新冠肺炎疫情智能管理系統”，通過獲取手機定位、信用卡消費記錄信息等對患者進行跟蹤，只需10分鐘即可“復原”患者的行蹤路線。

三是被稱作“佛系抗疫”的新加坡。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新加坡的“佛系”方案引發了不小的爭議，隨后外界卻看到了這樣一幕：Spot機器狗出現在新加坡的公園里，監控人潮并提醒人們保持安全距離;BeamPro機器人出現在醫院的隔離病房中，代替醫護人員向患者詢問詢問病史等問題……

為深圳、首爾、新加坡的抗疫經驗做一個歸納的話，科技恰是其中的通用語言，并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外界對于智慧城市的態度。

比如市場調研機構IDC的報告顯示，盡管全球智慧城市的資金投入可能因新冠疫情的影響而放緩，但2020年的投資總額仍將比2019年增長11．1%，特別是中國市場的規模將較去年增長12．7%。

再比如見證了科技價值的新加坡，在財政吃緊的局面下并未削減智慧城市相關的技術投資，并在不久前宣布將增加30%的投資，2020年的投入將達到35億元，遠高于2019年同期的27億美元。

個中原因似乎并不難理解。

對于全球范圍內的大多數一二線城市來說，城市的基本框架已經成型，挑戰并不在于城市的規劃和擴張，而是化解城市中存在的諸多風險，諸如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環境污染、秩序混亂等等。期間出現了綠色城市、低碳城市、生態都市等多種概念，最終科技被驗證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核心生產力，也是人類在不斷試錯后找到的為數不多有望根治“大城市病”的藥方。

02 智慧的高階狀態

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就在《第三次浪潮》中做出了對下一個時代的判斷：工業時代必將讓渡為信息時代。

只是過了近40個年頭后，大工業生產時代對城市的不利影響仍然存在，烏托邦式的田園城市照舊被奉為圭皋，科幻小說中的智慧城市剛剛從書本走進現實。特別是回到城市治理的話題上，當下城市的智慧化程度恐怕還遠遠不夠。

正如深圳在一個月前被賦予的新使命：“要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要注重在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發揮深圳信息產業發展優勢，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讓城市運轉更聰明、更智慧。”

十四五規劃中也對城市的發展趨勢給出了明確的方向：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市生態修復、功能完善工程，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強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風險防控;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

就像很多人喜歡引用的一個比喻，智慧城市就是集感知、模擬和控制等模塊于一體的巨型操作系統。現階段的智慧城市還處于初級階段，只是簡單匯集了不同的應用和技術，搭建了底層、中間層和數字層的簡單架構，要對城市進行全周期、精細化的治理，并匹配都市圈、城市群的未來定位，還需進一步邁向高階狀態：

一是進行更大范圍的系統整合，從城市智能迭代升級為智慧化的城市群;

二是擺脫各自為戰的現有局面，智慧城市需要找到一些典型的建設范式。

諸如新加坡、巴塞羅那等建設智慧化“小城小邦”的經驗，可能并不適用于中國智慧城市的需求，上海、深圳等區域化的中心城市才是不應忽視的研究對象。比如作為長三角中心城市的上海，給出了一網通辦、一網統管的方案，或許是打通區域化數據的方向;位于深圳的中國平安、華為、騰訊等智慧城市建設的急先鋒，提出了類如“1+N+1”的智慧城市生態架構，讓“深圳經驗”有了在其他城市復制、打通、聯接的可能性。

簡單來說，不同于全球抗疫過程中對“科技優化城市治理”的片面理解，在下一個40年的宏大布局中，智慧城市可以說是城市向前進化的必然選擇。

03 城市應為人而生

除了對科技的崇拜，智慧城市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是“以人為本”。

早在近兩千年前的東漢時代，著名文字學家許慎就在《說文解字》中寫道：“城，所以盛民也。”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科技和人文往往是對立的兩面，何況韓國松島新城等理想主義的“智慧化大躍進”，一度讓智慧城市走向被妖魔化的邊緣。

不過將目光聚焦在一些成功的智慧城市案例上，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并不相悖，甚至說智慧城市建設的初衷正是為了優化人類的“棲息地”。

新加坡ADDO AI首席執行官阿伊莎·卡納曾這樣解釋建設“智慧國家”的原因：“新加坡是全世界老齡化速度第三快的國家，照顧好老年人是新加坡的頭等大事。所以目前新加坡幾乎所有在建的房屋都在鋪設智能家居系統，包括接觸傳感器、動作傳感器和緊急按鈕等，確保老人在家中的安全。”

同樣的一幕也發生在中國的深圳。

深圳攜手華為建設的“鵬城智能體”，正在賦予城市智能的“五官”和“手腳”;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i深圳”APP，以集約化的形式打破了不同部門間的數據孤島，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線上服務體驗;在用戶連接和大數據方面擁有優勢的騰訊，進一步縮短了深圳市民與服務的距離。

與之對應的一幕是：原本要在多個部門之間周折的落戶審批，在深圳1秒鐘即可完成;以往跑幾趟工商局才能辦理的食品經營許可證，深圳市民在家就能辦理拿證;動輒需要等待一個多小時的剮蹭事故，在深圳5分鐘就能定責處理……不僅巧妙規避了交通擁堵、秩序混亂等“城市病”的影響，同時推動了城市治理的精細化，以及對營商環境的優化。

參考十四五規劃中對數字經濟的要求：“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平安、華為、騰訊等科技企業與深圳探索出的模式，已然踩對了中國推進數字經濟的方向。

歸根結底，智慧城市的驅動因素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技術的簡單堆砌，而是需求導向的結果：只要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遵循“盛民”的初心，將科技作為建設現代化城市的“磚瓦”，智慧城市同樣是“為人而生”的范本。

04 寫在最后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劉守英院長對“十四五”階段有著這樣的判斷：無論是城鄉關系還是人地關系，都將發生一些實質性的改變——我們的城市將越來越回歸本質。

所謂的“本質”到底該如何理解呢？

最應該思考的或許還是“城市病”的問題。城市本身并不是“病原”，而是對城市認知的誤區，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的后遺癥。就像一些城市的建設過度“重面子、輕里子”，結果一場大雨就能在城市里“看海”。同樣智慧城市也不是單純的信息化，應該從人的維度進行城市治理，逐漸打通各行各業，讓智慧無處不在。

再來回答文初留下的問題，智慧城市的走紅和疫情的應激反應不無關系，離不開城市發展的長遠規劃，同時也是讓城市回歸以人為本的時代趨勢。當智慧完成了對城市的重塑和再造，愛德華·格萊澤的觀點將不會有太多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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