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時間，對于這一次人工智能浪潮來說，已經足夠引發一場滄桑巨變了。

記得2016年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大禮堂里聽到知名科普作家和硅谷投資人吳軍在推薦他當時的新書《智能時代》，他在臺上大膽預言：只有2%的人能夠跨越這場智能時代的革命，剩下98%的人都可能是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或淘汰的那些人。

當時的我對這一結論是深表懷疑的，分享結束之后，我專門擠到臺上問了吳軍博士這個問題：如果98%的人注定要被淘汰，那么這些人未來該如何生活？

時間關系，吳軍博士也并沒有能夠給出過多解釋，他較為樂觀地說，未來可能要寄托在政府的強力調控，由富人多納稅，來增加其他階層的福利。不管這種理想社會的圖景是否會出現，人工智能技術在此后幾年的狂飆突進，確實要超出我們的預期，而且“智能”替代“人工”的趨勢也愈發明顯。

上周我參加了今年的北京國際信息通信展，親眼見證了5G網絡、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對傳統產業工作方式的創新革命，無人車間、港口貨運調度的遠程操作、自動駕駛送貨等。越來越多的場景都在出現AI機器人對于人工勞動力的替代，或者因為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大幅減少了現場的運維人員。

我們看到這一趨勢造成了兩種結果，一種是很多人的工作崗位被AI所替代，這些人不得不另謀生計；另一種是AI代替了眾多充滿重復性、危險性的工種，客觀上增加了勞動者的勞動福利。

顯然無論出于哪種考慮，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趨勢都只會越來越快，而我們不得不要面對人工智能技術對于替代我們工作崗位的可能性威脅，也必須要思考大規模人工智能技術上崗之后，對于人類勞動者所帶來的正反兩面的作用和影響。

疫情之下，一大波AI機器人正在上崗

今年新冠疫情的出現，導致了一左一右的兩個趨勢加速：一個是全球化的退潮，從開放交流走向相互封閉、各自為戰，跨國人員流動的大幅縮減；一個是數字經濟的加速，疫情導致的物理隔離，引發了傳統產業的數字化升級和在線辦公模式的增長，當然這一趨勢在疫情之前就早已出現。

簡單來說，就是物理世界中盡可能減少人際接觸，數字世界里盡可能增加人機交互、人際互動。無論是個人的直觀經驗，還是根據媒體報道所看到的趨勢，我們都能深刻感受到數字技術當中，AI技術正在對現有工作方式的革新，以及對現有工作者的替代和支配。

疫情的出現為這種AI機器人的上崗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比如，英國和澳洲的一些農場，在這個季節正在迎來水果、蔬菜的大規模成熟，原本這個時候這些農場會雇傭季節性的采摘工人，通常是由東歐來的工人和國外各地的背包客們完成采摘任務，但是受今年疫情影響，這些人入境困難，一度造成非常嚴重的用工荒。

英國的一些農場開出500英鎊每周的薪資，也很難發動起本地的年輕人來從事這些辛苦而枯燥的工作，澳大利亞的部分農場甚至給出 3800 美元/周的超高薪來招聘，高出澳大利亞的職工平均收入水平的三倍，也同樣找不到年輕人愿意來工作。

一邊是爛在地里的農產品，一邊是超市瓜果蔬菜的價格上漲，一些地方的農場主已經開始主動尋求AI機器人的幫助，通過采摘機器人來頂替人工采摘。據報道，英國推出一種可以采摘樹莓的機器人Robocrop，擁有四個爪子，借助傳感器和3D攝像機的引導，同時進行采摘工作。Robocrop可連續無休地采摘 20 個小時，每天最多可以采摘 2.5 萬個樹莓，而八小時輪班制的工人，每天一共可采摘 1.5 萬個。

現在，采摘機器人的造價成本高昂，采摘速度稍遜于人工，但是如果采用租用的方式，并且連續不間斷工作，其采摘成本就要比雇傭人工要低。

如果這一采摘機器人的模式成功推廣，必然會帶來以下兩方面的后果：當農場主發現AI機器人的自動化采摘會帶來更顯著的成本降低和效率增加，那么，他們將會更多與這些機器人研發機構和公司合作，推動種植和采摘的標準化、自動化過程。與此同時，就是這些農場未來不再需要外國工人的勞動力，隨之而來的就是這些人將減少一大部分收入。

再一種是受疫情影響，企業對經營利潤預期的下降，導致很多企業開始主動裁員或者削減人力開支，取而代之的就是采用人工智能的技術方案來替代這些人力資源支出。這一現象從高端的銀行金融業、到汽車等制造業，甚至是互聯網行業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案例。

年初微軟用AI編輯代替了一大批人類編輯的新聞，還讓一眾新聞媒體人驚詫不已。YouTube也在年初大規模的裁撤了遍布全球的內容人工審核團隊，而全部替換成了AI進行內容審核，這一舉措為YouTube省下了大筆的人力開支，也使得YouTube出現有史以來第一次整一季度，沒有人工審核員參與內容初審。

這一系列“智能”對“人工”的替代場景的出現，絕非疫情之下才會出現，而只是因為疫情的到來變得更為緊迫，加速替代的過程變得更快而已。現在，我們不得不思考我們的工作有無被AI所替代的可能性，或者未來與AI一起協作而被支配的威脅。

要么主動接受？要么被動淘汰？

為什么我們要需要人工智能？對于國家層面來說，發展人工智能是一個國家的核心技術競爭力，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對于政府、企業組織來說，AI技術是可以廣泛應用于社會管理、企業生產管理的有效技術手段，也是可以創造巨大社會經濟財富的新型生產力代表。而對于我們個體人而言，AI技術能為我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生活環境，為生活和工作提供種種高效和豐富的智能化解決方案。

在我們已經默認享受AI技術帶給我們種種好處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AI技術帶給我們工作價值的替代性威脅。

首當其沖的是AI技術已經加入到與人類勞動者一起協作的工作體系中，開始產生對勞動者進行支配或控制。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最近那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中，其所揭示出的一種外賣騎手們被算法鎖定而產生的“與時間、生命賽跑”的安全困境。

由于疫情眾多企業裁員、服務業停擺，大量就業者涌入了就業門檻最低、技能要求不高的外賣行業，獲得基本收入的生存考慮成為他們的第一考慮。就這樣平臺希望業績最大、消費者希望等待時長最少、騎手希望送出更多訂單，算法則在不斷被訓練以高效為最優目標，自然而然就會將騎手的送餐時間“優化”到極致，從而造成這種幾方都可以推脫責任，但最終又難以解決的困境。

類似外賣騎手這樣的重復性、結構化、時間剛性的工作，像電商倉庫的分揀工人、共享出行的快車司機、流水線的一線工人等藍領，是最容易被進行AI算法的優化改造的職業領域，一方面他們要接受AI系統、攝像頭和用戶評價系統的實時監控，一方面企業還在研究相應的AI機器人來完全取代他們的工作。

如果你認為只有這些藍領職業處于AI機器人“監管”之下，那就“Too Young，Too Naive”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疫情期間，由于美國大量企業開啟了居家辦公模式，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采用具有監控性質的管理軟件，用來自動記錄和分析員工在電腦中的操作記錄，并且還可以截屏作為證據。原本可以作為優化員工工作效率的智能工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不休不眠”的監工和“告密”者。

更直接的威脅在于AI算法及其機器人設備對大量崗位工作者的直接替代。

比如自動駕駛正在跨越大規模商用的臨界點。最近Waymo再次受到關注，就在于這一次Waymo在一部分自動駕駛出租車上真正去掉了安全員，做到了真正的無人駕駛出行。幾乎同時，百度Apollo在北京也開放了自動駕駛出租車打車服務。

我們總覺得自動駕駛距離走進日常生活還很遙遠，取代數以千萬的司機還有很長的路走。實際上，自動駕駛前期的技術迭代、硬件普及以及基礎設施和法律體系完善確實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博弈，但是這些條件一旦成熟，其普及速度將如海嘯般襲來。到時候，對于大多數私家車主來說，這意味著路上時間的徹底解放，而對于貨車司機和出租車司機而言，這無異于工作機會的消失。

同樣，對于那些處于高度結構化、程序化、弱社交聯接的腦力勞動，如銀行的柜臺職員、股票交易員、電話客服，甚至處理基礎文件的律師、看片醫生、財務會計等專業性崗位，都正在專門性的AI系統的升級下遭遇被替代的威脅。

我們可以透過這一標準來回顧下我們當前的工作模式，可以反思下哪些環節正在和人工智能產生協作，哪些環節存在被AI優化的可能，而哪些環節已經被AI系統所取代。

比如，前兩年我在超市還看到一個收銀員在努力地向顧客介紹自主結算和人臉識別支付的技術。而現在很多人都可以很輕松自主結賬和支付，而收銀臺只需要開放少數窗口來為上年紀的顧客結賬。顯然，這一過程已經減少了收銀員工的數量了。

再比如，像我們這些自媒體人，資料收集和撰寫過程中，已經有大量的搜索算法和輸入法算法幫助我們來提高效率，但是從選題的構思和謀篇布局，還需要我們親力親為。但是橫亙在我們眼前的GPT-3，已經可以根據一個題目或一句開篇，就能有模有樣地編輯完整的長文。如果比較產量，我們會被輕松虐成渣，但是比較可讀性，我們可能還有一點勝算，畢竟哪個人類要去讀這些毫無感情色彩的機器寫的毫無人性的文章。

在AI技術對我們工作的大肆入侵的現狀下，我們確實只能有兩種態度，要么選擇主動接受，與AI一起協作，要么等著被動淘汰，在AI的卓越表現面前敗下陣來。

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一“人類退位，AI上位”的進程呢？

“人類一抱怨，AI就發笑”

米蘭昆德拉說過“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借用這一句式，我們可以引申一句“人類一抱怨，AI就發笑”。這該如何理解呢？

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AI技術在人類生產生活當中的引入，都與人們在工作生活的各個環節當中存在種種的不滿和抱怨有關。比如，司機抱怨起早貪黑開車時間長，那么自動駕駛就出現了；保安抱怨熬夜值班太辛苦，智能監控就出現人；客服抱怨打電話單調乏味、對方態度粗暴無理，智能客服就出現；電力工人抱怨野外巡山太艱苦、礦工抱怨下井太危險，塔吊工人抱怨作業太孤單寂寞，那么相應的自動化設備和遠程超控就出現了；行政文員抱怨工作重復、單調枯燥，那么智能應用和自動化流程辦公就出現了……

我們首先應該是從正向看待“AI對人工”的替代價值的。顯然，AI的出現不僅大幅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而且可以有效地減輕勞動者的勞動強度，改善其勞動環境，解決大量重復性、危險性和有損身體健康的負面工作問題。

可以說，人類從采集狩獵時代步入農業社會起，就被無休止的沉重體力勞動所裹挾，但其實人類本性仍然在追求舒適和享樂，隨著近代工業革命進入大型機械化、自動化流程，勞動者又重新開始擁有了大量的閑暇和休息時間。而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將徹底將這一進程推向極致，那就是大批勞動者得到真正的解放。

而這一過程的副產品就是原本需要大量人工勞動力的崗位消失，越發多的人沒有實質性工作。現有的“不勞動者不得食”的薪酬分配體系根本無法應對這一問題，而像我一開始提到“人工智能替代我工作之后，我該如何生存”的擔憂，正是這一價值體系下的問題。

我們不妨大膽地預測，一旦依靠技術進步和AI所帶來的效率提升，數字經濟所產生的社會總財富將遠遠高出目前的水平，因此，盡管大量的人不再從事原本的工作，社會也會有相應的財富轉移給到這些人，但顯然大多數人只可能得到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福利。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加劇，這一過程也將愈發明顯。一方面是社會的年輕勞動力不足，必須采用大規模的AI機器人來從事生產。比如現在日本面對農業人口的過度老齡化，只能大力推行農業機械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實現無人農業；一方面社會財富的增加，保障這些“失業者”仍然享受較為富足的生活水平。

對于那些能夠和AI系統建立協作的勞動者而言，這一進程將呈現出另外一種面貌。那就是卷入一張快節奏、高效率的協作網絡，在AI的加持下完成更多復雜性的工作。這些人自然可以獲得高額的財富和工作成就感，但同時這些人也將在這張協作網絡中變得越來越繁忙，真正成為《智能時代》當中描述的那2%的人群。

回到前面的故事，陷入算法系統困局當中的外賣騎手，因為也有種種“抱怨”，未來也大概率會被另外一套系統，諸如無人送貨車和無人機取代，甚至被未來室內的智能打印的快餐機器人所取代。但在這個新舊系統和職業價值更替的過程中，外賣騎手這一非標準化、多靈活性的職業，仍然是很多其他被淘汰的勞動者所能“暫時過渡”的一種選擇了。

而YouTube的取代內容人工審核員的AI系統，則因為過于高效，標記違規的視頻過于寬泛，導致YouTube又不得不回聘那些經驗豐富的人類審核員。AI在關于什么是色情、暴力和恐怖內容，什么又是藝術、玩笑和紀實報道之間做區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項工作對于人類審核員來說，確實存在著有損身心健康的職業風險。顯然，未來這樣的工作更適合AI來進行，而人類審核員要根據用戶申訴起到最后把關者的作用。

未來，我們將全方位地和AI攜手同行，能夠與AI算法一起協作，雖然辛苦但有價值，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如果無法與AI一起協作，但能夠享受足夠的閑暇和娛樂，這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至少我們還在不斷向AI系統釋放我們作為人類的活生生的數據，來形成人類更大規模的集體智慧。這或許是我們面向未來的最重要的價值吧。

審核編輯 黃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