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人臉識別技術正在深度滲入社會各個領域，“刷臉”也一度成為備受消費者追捧的“新時尚”。如何讓“人面不知何處去”不再成為大眾的擔憂？發展與監管的平衡之路，道阻且長。

隨著“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晚會上記者的曝光，以人臉識別技術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術被濫用問題，再度激起大眾的熱議。

晚會報道顯示，科勒(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在旗下衛浴門店安裝人臉識別攝像頭，抓取并分析得出包括性別、年齡在內的個人信息。

通過安裝配套系統，商家可在顧客不知情、沒有感知的情況下抓取人臉識別信息，并通過抓取的信息實現精準營銷、追蹤行程、添加標簽等功能。僅“萬店掌”一家攝像頭系統生產商，目前抓取的人臉數據信息累計已有上億條。

如今，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人臉識別技術正在深度滲入社會各個領域，“刷臉”也一度成為備受消費者追捧的“新時尚”。如何讓“人面不知何處去”不再成為大眾的擔憂？發展與監管的平衡之路，道阻且長。

人臉識別再陷“隱私旋渦”

前段時間，“部分售樓處采用人臉識別技術精準‘掌握’客戶”，成為房地產界的熱門話題。

原先，同一套房屋，消費者從不同渠道購入，差價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但當房企用上人臉識別技術之后，卻有了變相捆綁之嫌：消費者被一“識”定終身，首次看房后就被固定了業務員，其他渠道不再“接單”，消費者失去了“貨比三家”的權利。因為擔心自己面部信息被盜用，有買房人甚至佩戴頭盔，“全副武裝”去看房。

被“3.15”晚會曝光的人臉識別系統生產商“悠洛客”科技，其產品除了能夠分析消費者性別、年齡等基本信息外，還通過抓取人臉數據，實現對消費者心情的摹寫。有網友在觀看晚會后直呼：“原來人臉識別比我更懂我自己！”

大眾對面部信息被盜用的恐慌與反感，為何來得如此強烈？浙江海泰律師事務所主任、高級合伙人鄔輝林告訴記者，這主要是由面部信息遠距離可采、虛擬距離可采，且不可替代、不可更改的特性決定的。

“相較于姓名、手機號等基本信息，面部信息屬于個人不可更改的生物識別信息，一旦泄露就難以逆轉。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民法典》第1035條明確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征得該自然人或其監護人同意。再往前推，在2017年就付諸實施的《網絡安全法》，也對個人信息的采集、使用和存儲的合法界限作出了規定。”鄔輝林表示。

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人臉識別設備最大的消費區域，但由南方都市報人工智能倫理課題組和App專項治理工作組發布的《人臉識別應用公眾調研報告(2020)》顯示：六成受訪者認為人臉識別技術有濫用趨勢，三成受訪者表示已因人臉信息泄露、濫用而遭受隱私或財產損失。

報告顯示，大眾最難以接受的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爭議場景為“部分商城運用人臉識別技術，收集顧客的行為和購買手段”，其次為“一些高校運用人臉識別技術收集學生的抬頭率、微表情、上課的姿態”。相對而言，大眾更能接受基于安防場景的人臉識別應用，比如公共安全攝像頭、闖紅燈記錄系統等。

“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場景的‘遍地開花’，在我看來并非好事。”市民徐先生說，“交通安檢、實名登記時‘強制’刷臉我可以接受，但如果在出入門禁、上下班考勤方面也要求‘強制’刷臉，我就會很反感。”

各界共謀“治本之策”

在先進科學技術的使用中，絕不能忽視對自然人合法權利的保護，尤其是在“互聯網+”滲透至生活方方面面的當下。針對不同領域中人臉識別技術引發的爭議，社會各界曾多次探討，“互聯網+教育”更是首當其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基于人臉識別系統的道閘，成為全國各大高校人員出入管理的有效“助力”。同時，通過電子設備上網課，成為學生群體“停課不停學”的主要學習手段。而在此前，也有部分大學“試水”人臉識別系統，不但可以識別每個進出教室的學生，自動簽到簽退，還能識別學生發呆、打瞌睡、玩手機等行為。

對此，教育部科學技術司司長雷朝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人臉識別進校園，既有數據安全問題，也有個人隱私問題。“包含學生的個人信息都要非常謹慎，能不采集就不采集，能少采集就少采集，尤其涉及個人生物信息的。”他說。

為此，教育部等八部門曾聯合印發《關于引導規范教育移動互聯網應用有序健康發展的意見》，旨在全面規范教育App，促進“互聯網+教育”健康發展。

關于房企濫用人臉識別技術的問題，日前，寧波慈溪市檢察院以“如何加強房企售樓處消費者人臉信息安全監管”為議題召開檢察聽證會，針對杭州灣新區部分售樓處濫用人臉識別技術這一行為集思廣益，共謀保護人臉信息安全的“治本之策”。

律師代表陸逸翔在聽證會上說，本案中，樓盤開發公司的行為系違法收集買房人的個人生物信息，屬于侵害不特定消費者個人信息，社會公共利益已受到侵害。他希望檢察機關采用檢察建議等訴前方式，對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監督，以實現行政公益訴訟維護公共利益的價值目標。

寧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何躍軍則表示：房企售樓處使用人臉識別系統缺乏必要性，在“刷臉”時代，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則很有必要。他建議房產企業對各類客戶加強線下審核，并拆除人臉識別系統。

不可否認，隨著對人臉識別技術的探討日趨深入，一個良性的變化是，民眾的隱私保護意識有所提升。

《人臉識別應用公眾調研報告(2020)》顯示，高達八成的受訪者表示關心過人臉原始信息是否會被收集方保留，以及會被如何處理。其中，受訪者最為關注的是收集方“采取何種技術和管理措施保證收集的人臉信息安全”。

為“臉”維權困難重重

現實生活中，由于人臉信息收集門檻低，很多人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被”人臉識別；而且，人臉信息存儲、保管、使用邊界模糊，甚至被有意或無意地泄露……

“目前，相較于人臉識別系統在社會某些領域得以應用，我國相關法律建設缺乏系統性、完善性和創新性。”鄔輝林對記者說。

具體來說，我國缺乏專門針對人臉識別技術的明確法律法規，人臉識別技術在法律性質上仍停留在身份信息識別的隱私權范疇，且大多數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條文屬于原則性規定，可操作性不強。

例如，《民法典》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網絡安全法》規定，網絡運營者應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來收集、使用個人信息；《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規定，收集個人生物識別信息前，應單獨向個人信息主體告知并征得其明示同意；《網絡安全法》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個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等。

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或小部分群體因人臉識別信息被濫用而維權的道路困難重重。

一是取證不易。由于人臉識別系統具有非接觸性，侵權主體可遠距離或虛擬距離獲取人臉信息，受害者很難證明自己的人臉信息被侵害，進而確定侵權主體。

二是索賠困難。大部分情況下，人臉識別系統濫用、人臉信息被非法售賣，對人們的心理和精神健康造成的傷害更大，受害者通常無法衡量事件中間接造成的經濟損失，導致索賠困難或獲得賠償少。

三是二次傷害率高。人臉信息被侵害，對受害者是一次不小的傷害，維權過程中，受害者不得不復盤事情經過，可能招來他人異樣的眼光，從而引發又一次傷害，因此很多受害者選擇靜待事件平息。

“事后維權是應對人臉識別技術濫用的‘鑰匙’，但不是解決這類事件的‘良藥’。”鄔輝林強調，“我們應從立法創新的角度尋求解決之道。”

制止“濫用”立法為“藥”

《人臉識別應用公眾調研報告(2020)》顯示，盡管對人臉識別技術仍然心存顧慮，但社會大眾對這一技術的整體態度是積極的：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為人臉識別“總體利大于弊，推廣應用時需注重風險，保障用戶知情權和選擇權”。

可見，數字時代發展與個人信息保護尤其是人臉信息保護的關系，成為當下我國制訂相關法律法規時不得不權衡的一個議題。“發展與規范、放與管的關系很微妙，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放任不管。”鄔輝林說。

為此，他提出了如下建議：

提高商業公司人臉信息收集門檻，嚴格貫徹用戶自愿原則和勿騷擾原則，保證人們對人臉識別技術的選擇權。如規定居民小區在安裝人臉識別門禁系統時，需要經過小區全體住戶的同意，并獲得他們的簽字，且應保留其他的門禁方式供住戶選擇。

加大超邊界使用人臉識別技術的懲治力度，針對人臉識別技術濫用案件的取證不良現象，實行取證責任倒置制度。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再要求受害者取證，而是要求侵權方取證，侵權方要提交自己未曾侵權的證據，這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受害者的壓力，有效預防人臉識別技術濫用行為。

編輯：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