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正視世界本體及其關系的變化。當人（社會）的本質、人（社會）與工具的關系甚至人類的主宰地位可能或者正在發生改變的時候，當人與社會的本質開始使用信息、數據和算法等概念加以認識和解釋的時候，以研究教育與人的發展、教育與社會發展為己任的教育學如何能無視這種變化呢？我們必須正視萬物互聯條件下教育與學習實踐的變化。正如歷次工業革命帶來了教育的革命性變革一樣，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會帶來新的教育與學習革命。數據主義的一條誡命“就是要把一切連接到系統，連那些不想連入的異端也不能例外。而且這里指的一切并不只是人，而是一切事物。人類的身體自不必說，還包括街上行駛的車、廚房里的冰箱、雞舍里的雞、樹林里的樹，一切都要連接到萬物互聯網上”。

在萬物互聯的世界中，教育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萬物互聯也會把教育連接進來，而且首先會把教育連接進來。在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以及5G技術的支持下，教育會呈現為一種新的形態。包括智慧校園在內的萬物互聯網當中，人類的學習、機器自主學習、人機交互學習成為教育和學習的常態。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5G通訊技術甚至量子科學決定著未來社會與教育的結構關系。教育面臨著以第四次工業革命為背景的發展范式的結構性變革。當教育和學習的實踐活動發生革命性、結構性變革的時候，研究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的教育學不能無視這種變化。在數據時代，建立在工業時代基礎上的教育學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主題。一方面，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機器革命及其相應的技術變革催生教育學研究的新主題。教育學既需要探討教育與機器的關系，又需要以“教育與機器的關系”作為中介，研究、討論教育與人的發展關系和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作為本體與目的的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倫理價值與思維方法的重構。另一方面，教育學需要在新的技術結構和歷史條件下重新研究和思考人類的命運和未來這個根本性問題。人類思想史上的近代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之爭在21世紀的數據時代轉化為人與機器的關系問題。其中一個嚴肅的問題是，機器會像當年人文主義取代神（宗教）使人類成為世界中心一樣，逐步取代人成為世界的中心與主宰嗎？眾多的科學家和學者都預言和分析了這個可能性。實際上，處理好人與智能機器的關系是討論“教育與機器關系”一個重要條件。

智能機器越發展、水平越高、融入社會生活越深入，越需要我們回到人性、回到人本身去思考人的本質與社會的本質問題；越需要我們從人類與機器相互適應的視角，從多個層次去思考“教育與機器的關系”及其內在機制這個命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會使人類和世界更加需要教育，需要教育去研究和思考為什么存在、為什么教、教什么、培養什么樣的人、人類的未來是什么等涉及人與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此外，教育學對于信息化、網絡化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究亟須超越“教育與技術的關系”這個層面，即需要超越“教育技術學”的范疇。盡管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性技術變革都帶來了人類社會的根本性變化，但是這一次似乎有一點兒不同。技術革命不再僅僅只是促進人的發展、社會發展的技術基礎、物質基礎、工具和手段，同時，技術革命又是人的發展、社會發展本身、本體和實在，還會引起價值體系與思維方式的重構。教育學應該從一個更為根本、更加理論以及更為上位的視角來討論教育如何面對人類社會新一輪技術變革所帶來的新挑戰與新問題。

關于“教育與機器的關系”命題的幾個基本要點在教育與教育學的歷史上，關于機器在教育、教學中的應用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最為典型的是20世紀中期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的程序教學理論與使用教學機器的教學模式，以及當代計算機輔助教學的廣泛應用。但這些理論與實踐背后的哲學與行為方式仍然是局限在人類中心與主客二元論的范疇里。一般是在方法論的層面把行為主義、建構主義、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基礎，從工具主義的層面看待機器的作用，僅僅把機器作為人類教育與學習的工具來看待和使用。在數據時代，人類中心主義的地位將會被撼動，主客二元的思維方法將會被打破。

綜上所述，人的本質被賦予新的含義。機器至少將會從工具、技術、客體轉變為目的、主體乃至本體的一部分；學校、教師、學生也會成為萬物互聯的一部分。這需要我們超越行為主義、技術哲學、工具主義等方法論層面的思維，在哲學本體論、價值論層面來思考和研究教育教學中的機器問題。新的哲學本體論的產生，必然影響著價值體系和倫理規則的變化，進而影響著方法論與評價體系的變革。教育學應該從哲學、教育學原理、教育政策學的層面思考和研究“教育與機器的關系”這個命題。

審核編輯 黃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