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控制正在按信息時代的規律進行轉變，但轉變速度肯定很緩慢。信息技術提供的機遇很有吸引力，但不太容易利用。未來指揮控制結構必須采用基于網絡賦能能力和人工智能組合的漸進的混合模式。要將層級式結構扁平化，并將權威風格的指揮文化轉向更協作的指揮控制形式。必須采用綜合平衡和分階段實施的方法運用新技術，使指揮控制更加高效和有效。在考慮增加或放棄對網絡賦能能力和人工智能的控制之前，必須進行徹底的風險評估。

一、引言

軍事組織的基本觀念、特點和職能反映了其脫胎而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制度。從古至今，軍事組織一直依據這些驅動因素在演變。根據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說法，由于信息技術（IT）領域的重大革新，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第三波變革。軍事革命（RMA）的支持者進一步認為這些變革產生了新的領域（信息域），它前所未有地改變了戰爭的性質。正如預期的那樣，IT在世界主要的軍事機構中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如同它出現在所有生活領域中。

除在軍事武器裝備中獲得普遍應用外，IT已經顯著地滲透到指揮控制（C2）結構和系統中。事實上，一種高效有效的C2結構，才能滿足當代環境中C2面臨的各種挑戰，實現效果的協同。此外，在現代沖突中，行動譜系和作戰地域需要有更大的控制跨度和更高效的指揮，涉及到復雜的機器、武器和人員。基于這一意識，世界各國軍隊投資了數十億美元采購現代IT支持的C2系統，開發新的概念/模型，以滿足未來C2的需求。

阿爾伯茨指出，通過優化作戰空間信息，IT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戰爭迷霧（特別是在物理域），從而能逐漸提高C2的速度和效率。然而，由于各種潛在的原因和問題，現代IT所提供的真正潛力仍未得以實現。因此，分析這些關鍵的環節、缺點和障礙，將IT完全集成到傳統/常用的C2系統中，并根據全局環境的要求進行適應性改造，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將闡述軍事組織在利用IT改進C2方面的巨大潛力，使C2在現代作戰空間中更加高效和有效。然而，傳統的C2必須重新設計和調整，以充分適應和利用真正意義上IT的動態趨勢。本文是一篇理論性綜述，分為三個章節：首先作為背景討論 C2 的概念輪廓，然后分析傳統C2與現代IT概念的關系，最后提出若干可行的C2模型，作為對未來的展望。

*譯者注：此文是加拿大軍事學院一名學員撰寫的學術報告，不代表加拿大政府或國防部立場。

二、傳統C2概述

定義C2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對 C2 術語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從大量相關的文獻和理論觀點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同樣，它在學者甚至有C2實踐的人員/組織中都顯得有些神秘和模糊。因此，重要的是首先通過某些定義和概念，介紹C2領域的背景，這些領域可能受到或將受到IT革命的影響。

根據美國參聯會出版物給出的定義，指揮是“負責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規劃對軍隊的調用、組織、指導、協調和控制，以完成指定的使命。它還包括負責隸屬人員的健康、福利、士氣和紀律。”而C2是“由適當指定的指揮官對隸屬和附屬部隊行使權力和指導，以完成使命。C2功能的執行體現在指揮官規劃、指導、協調和控制部隊和行動完成使命過程中，對人員、設備、通信、設施和程序的安排”。從這兩個定義的相似性可以明顯看出，指揮和控制術語經常互換使用。然而，許多業者和學者都試圖區分這兩種活動，如認為二者是藝術（指揮）和科學（控制）的關系，也有認為是指揮官（指揮）和參謀（控制）的關系。

將C2看作決策可能是最具影響力和最普遍的觀點之一。緣此，世界各地軍隊大量投資于采辦現代通信系統，以改善信息獲取、情報融合，獲取戰場知識優勢（DBK），實現高效決策。在軍事組織中，C2相當于人體的神經系統，因為它們接收并處理來自不同傳感器的信息，做出適當的決策。博伊德通過著名的OODA環解釋了這個概念，強調速度對做出正確決策的重要性，并通過中斷對手OODA環來獲得超越對手的優勢。

許多經典歷史文獻將指揮描述為藝術，并強烈認為，C2是一種人類的努力（Human Endeavour）。只有人類指揮官才具備實現使命目標所需的創造力、創新性和勤奮果敢精神，并能承擔解決C2棘手問題所需的責任。克勞塞維茨認為，指揮是一種軍事才能，是個體具有的非凡特征和特質，不僅能幫助他有效地指揮下屬，而且能制服敵人。孫子認為，故將通于九變之地者，知用兵矣（指揮官不能僅靠自己的直覺決策，還要能精通各種計算和權衡利弊的方法）。盡管經典的戰略家和指揮官的解釋各不相同，但人類仍然認為，在他們心目中決策是C2的核心部分。因此，通過回顧歷史了解我們現在的軍事C2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指揮一直與人類指揮官密切相關。

C2通常還被認為是一種有組織的過程。這種觀念認為，由于C2的復雜性和多維度，它不能依賴于個別人，需要一個慎重的組織過程。這個過程是有序的、有條不紊的，橫跨系統的各個組件/分支，最終實現所需的產品。它設想，指揮不應依賴于少數罕見的軍事天才，而應通過慎重的過程、最佳實踐和程序，使天才思想制度化。實際上，它提出了層次結構原則，即按照標準的作戰程序（SOP）運作，最終由一個位居高層的人執行。

阿爾伯茨和海耶斯將C2解釋為四個戰爭域（物理域、信息域、認知域和社會域）的功能。根據他們的概念模型，物理域包括C2傳感器、系統和平臺。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存儲都屬于信息域。對信息的認識和解釋，包括影響信息分析的心理模型、偏見和價值，以及采用何種響應，都屬于認知域。人員和實體構成了C2的基本組織和理論，它們之間的交互屬于社會域。重要的是，該概念模型解釋了在信息時代C2的直接和委托的角色，強調了社會行為塑造了C2過程的最終結果。

目前的C2——演進和特征

根據阿爾文和托夫勒描述的歷史證據，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經歷了第一次（農業）和第二次（工業）浪潮。工業浪潮給軍事領域帶來了重大變革，特別是在規模、結構和C2方面。工業時代經濟實體和企業實行的大多數管理原則，已復制到軍事C2。然而，對于當前/信息時代的軍事C2，我們還不能說類似的話，因為信息時代的C2似乎仍然繼承工業時代的某些遺產。在分析IT對C2的影響之前，需要認識到目前 C2存在以下幾個重要的和共同的結構性特征。

（1）總體的指揮權限和權力取決于某個人，他擁有決策的合法授權，這是由他在組織中的職級/地位決定的。通常有參謀和顧問協助他工作，但會因組織類型和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方法論方面，基本上遵循計劃指揮（Command by plan）與效果指揮（Command by influence）相結合的原則。

（2）和工業時代一樣，今天大多數軍隊都將他們的角色盡可能精確地劃分為清晰的機構/分支，并可通過現有的知識、技術和人員來掌控。這些參謀機構通過以J打頭的代碼/任務來表示，如人事、情報、作戰、后勤等，他們監督、報告、規劃和實施其職權范圍內的職能活動。

（3）機構和部門的組織結構決定了C2是分層的，中層領導/管理層稱為參謀。有些權限下放給中層管理者，他們負責向下級管理層解釋行動意圖，保障行動的協同。參謀的規模和層級是基于任務、組織的總體規模和所需的控制跨度而定的。

（4）目前C2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控制措施來消解地面作戰部隊單元間的沖突。這些控制措施包括定義責任區（AOR）、限高、停火區等，分配C2結構內的權力和責任，并為部隊的各作戰要素提供最佳的作戰環境。

（5）集中規劃仍然是指揮官能夠在時空中安排部隊和行動以完成使命的關鍵。此外，考慮到動態的戰場環境和計劃的脆弱性，分散執行則是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鼓勵采用的最佳實踐。

三、對IT和C2未來的預期

網絡中心戰

網絡中心戰（NCW）是一種未來戰爭的作戰概念，是美國聯合愿景2010和2020的核心，旨在創建和利用信息。它專注于增強信息賦能的作戰能力，通過傳感器、決策者和射擊者的融合集成，實現公共作戰圖像（COP）、高效C2、自同步和強大的殺傷力。雖然NCW的概念輪廓已經構思出來，但仍在研究確定其C2結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仍需繼續研究。然而，創建NCW的C2有關原則被認為是：

（1）一支強大的網絡化部隊，支持信息共享和協作，能夠提高用戶之間共享態勢感知和信息的質量。

（2）共享的態勢感知和 COP 導致自同步，能顯著提高完成使命的效率。

（3）各級梯隊獲得信息的機會大大增強，并將重新定義使命參與者之間、指揮官和下屬之間的關系。

跨域力量使用的概念（PFEC）

PFEC（Pan-Domain Force Employment Concept）是加拿大武裝力量（CAF）的一個新興概念，是我們如何戰斗的核心，它需要獲得更多的能力，能跨域（物理域和認知域）集成，并能與國家權力的其他要素協同運用。除了三大傳統的軍事作戰域外，網絡域和太空域也包括在這個概念中。它確定了未來戰略和戰役環境必備的14個關鍵要素，以便能生成與作戰速度相稱的全面響應。PFEC的C2要素需要新的跨域方法，立足于先進的通信網絡、高水平的集成、與新伙伴的鏈接和共同的信息管理實踐，包括地區級、國家級、全球級。

系統之系統（SOS）

這一概念強調在未來的軍事行動中，有必要履行聯合戰略理論和各組成部分之間的高度集成。SOS的先驅威廉·歐文指出，“SOS”可以通過三種技術的集成來創建：情報、監視和偵察（ISR）；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和情報（C4I）；精確火力。SOS的C2部分將是實現ISR、C4I與精確火力之間密切協同的關鍵。C2將有高度魯棒性和互操作，并依賴于各軍種精心策劃所付出的努力。

雖然這些概念的外沿可能有很大不同，但從C2的角度看，均指向要加強集成、共享感知/COP和決策速度。在概述C2相關維度，討論了C2一般的結構和未來期望后，下面深入分析C2這些方面的話題，以確定今天C2所處的地位，以及我們可以為它做些什么。

決策與集成

在當今復雜的戰場上，快速和準確的決策是實現協同/聚合效應所必需的。簡單地說，決策包括獲取正確和及時的信息，基于分析提取選項，最后選擇可行的行動方案。這個簡單高效的過程通常稱為OODA環，被廣泛用來表示C2的功能。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化不大，但今天的作戰環境、手段和方法已與過去完全不同。信息技術顯著提高了OODA環的速度和質量，因為能使用強大的ISR平臺快速獲取信息，能使用魯棒無線通信網絡，能使用大數據分析能力。如今無論何種時刻和天候，指揮官均可以實時地訪問三類信息（語音、視頻、數據）的播放服務，從而增加了決策的時效性。然而，在采用的手段和最終所需的效果方面，離理想的集成水平仍然有許多差距。兩個主要障礙是：信息在多層等級式C2結構中流轉速度慢，信息分布不均勻/不規則。

信息的慢速傳送和延遲可以歸因于指揮鏈過長，信息只能在多層拓撲中上下流動，從而限制了高層與下屬的直接交互。龐大的中間管理層（通常出于控制機制的需要），原本是為了簡化辦事流程而創建的，似乎成了主要的梗阻區——層數越多，需要的傳輸時間越長，錯誤或失真的概率越高。此外，存在一種文化和傾向（有時還很突出）：憑借保密的名義和“按需共享”的理念，限制用戶對信息的訪問。雖然毫無疑問要保守必要的機密，但對信息的扼殺已成為我們組織文化的一部分，特別是在中層管理部門。

其次，在C2機構中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勻的，它往往存放在保密柜和保密室里。我們的專業部門好似煙囪，相互之間有明顯的脫節，阻礙了信息的橫向流動，限制了共享感知/同步行動的開發。這些煙囪有自己的文化和價值取向，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狹窄的目標。信息交流和協作并沒有成為一種規范，常常必須借助外力才能完成。這類傳統的鴻溝發生在作戰/計劃部門和物流/行政部門之間，由于許多根深蒂固的偏見，它們彼此之間往往互不往來，對作戰的計劃和執行產生不利的影響。此外，大量的信息囤積在指揮官和他的助理手中，沒有往下傳播。在一場短暫的、輪廓清晰的跟蹤行動中，指揮官自己可以直接監控目標時，這種信息梗塞似乎不是大問題，但在常規或長期的軍事行動中，信息梗塞情況是極其危險的。

C2中人的因素

盡管有不同的觀點，事實上指揮仍然依靠軍事組織中的個人，這種局面是歷史上形成的。這些人通過指令實施指揮，并有權代表組織做出最終的決策。然而有趣的是，C2中人的因素現在受到大多數IT的挑戰。人類思維（指揮官）在處理一系列復雜問題所需的非凡能力、創造力和直覺，在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驗。人工智能（AI）在解決問題和決策能力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并且已進入世界許多軍事規劃和戰爭博弈項目。超級計算機不僅以閃電般速度分析和管理大量數據，而且能夠創建邏輯模型、情景預測和做出準確決策，遠遠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當今企業界使用的許多計算機軟件能高效地執行與傳統軍事參謀功能有關的任務，如計算、監測和日常事務的協調。然而，我們的C2結構仍然是以人為主，很少利用機器和計算機進行控制。除了有抵抗變革的傾向、在安全和文化上不認同外，這些基于技術的模式經常被認為對人類指揮的概念和權力構成直接威脅。

在社會域和心理域，指揮負有重要的領導角色——這也是通常認為指揮是藝術的原因之一。了解你的士兵，與他們互動并建立信任關系對管理部隊至關重要。軍事指揮官的角色是評價其領導眾人的能力（領導力）和效率的重要參考維度。蒙哥馬利指出，指揮就是在信任的基礎上與下屬建立關系。出于同樣的原因，亞歷山大大帝甚至在他受傷的時候也經常視察軍隊。不幸的是，IT開始減少這類密切的互動，削弱這些傳統關系。現場勘察、巡視和個人互動遭到擠壓，經常被電話呼叫、視頻會議和網上聊天所取代。它不僅影響了重要的C2功能，而且隨之會導致士氣低落、人才難保留和部隊高度戰備等級難保持等問題。

感知管理與聯合意圖

軍事組織中的敘事構建和感知管理已經成為現代沖突最重要的指揮職責。正如埃米爾·辛普森在《戰爭從頭開始》中提到，全球化和IT增加了沖突的戰略受眾數量和類別，他們的看法對界定軍事行動的最終結果至關重要。除保持戰略敘事外，信息控制和指揮意圖共享至戰術層面具有挑戰性，因為今天的士兵有多種信息來源。不同的解釋環境、社交媒體的影響和完全令人困惑的戰爭特征使上述問題更加復雜。基層指揮官在執行戰術意圖方面往往面臨困難，因為不同的戰術指揮官往往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情，想用不同的方式做事。艾米爾·辛普森在描述他個人經歷時提到，由于各梯隊無法同步他們的指揮意圖，這種差異正在加劇，這往往導致了在復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作戰行動的失敗。事實上，豐富的信息（除了來自指揮鏈）、信息變更的頻率以及接收的次序，造成了對21世紀C2的嚴重挑戰。

C2是過程

目前的C2特別是中間管理層，均機械式照章行事，通常基于標準的作戰程序（SOP），既按部就班又十分耗時。今天，參謀的兩項主要功能，即信息傳送和員工的監管，可以用IT解決方案來實現，兼有必要的安全和效率。大量的參謀人員可以削減，他們只需按指揮官要求，作為規劃過程的一部分，負責繁瑣的業務校核。多年前的數據、記錄、報告等保存在各種文件和文獻中，可以很容易地數字化，集中放置在易于訪問的無紙環境中，以減少我們對文書人員的依賴。

另一方面，隨著高科技設備的引進，越來越需要將專家助手、運維人員和故障排查人員納入軍事組織，特別是在戰役和戰略層面。日益依賴民間承包商和專業人員，對指揮系統的可靠性、安全性、特別是訓練方面形成新的挑戰。我們面臨的困難不僅僅要進行必要的軍事訓練，還要在考慮法律和道德門檻的同時，對文職人員建立傳統/權威性的控制。

四、前方之路

基于網絡的C2

為解決日益增長的C2集成需求，從傳統的層次結構切換到網絡模型是一種值得關注的選項。在網絡化的C2系統中，所有個體都是平等和自主的，能均等地獲得信息，在高度同步的環境中擁有共同的意圖/理解。此時不會出現層級上的耽擱，不會出現單一的決策者或指揮官，決策將基于共享的感知和共識。權限、資源和權力將擴展到較低/戰術層面，導致建立邊緣型組織，會根據態勢的具體情況快速做出決策。邊緣型組織將高度敏捷，特別勝任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處理不確定性和意料之外的情況。

然而，上述都是理想的情況，重要的是了解網絡化的一些嚴重后果，以及全面采用網絡技術的可行性。雖然群體思維是有益的，但基于大量受眾/利益相關者共識做出決策是非常棘手的課題。它不會縮短決策時間，反而有可能導致決策延遲，或導致不適當的決策。正如約米尼所說，基于共識的決策傾向于尋找最小公分母，做出的決策會沒有任何風險。在時間緊迫和有爭議的戰場環境中尤其是這樣。現在需要從聯盟的角度來考慮網絡決策的情況，考慮面對未來戰爭我們可能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的利益、法律和國家告警體系以及其他差異性將使集體決策變得極其困難。

將權力/權限下放到邊緣，并對整個組織授予完全平等的權力可能是有害的，特別在信息主導和信息廣為傳播的時代。畢竟，科學的決策需要決策者具有必備的才能、創造力和廣闊的視野，這不是網絡中每個人都能具備的。正如皮戈和麥肯在他們的CAR模型中所解釋的那樣，只有具有高水平能力和經驗的人，才應該給予更高的權限，實現C2職能的均衡分配。在當今時代，小型行動往往會引發戰略效應，使得全面實施這一概念極其困難。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不同層級（戰略、戰役、戰術、戰斗）作戰的同質性和可見性的增大會引發意外后果，包括有可能導致信息過載、微觀管理和扼殺創新。戰役指揮官干預戰術事務甚至戰術行動的執行，這方面的趨勢已經越來越加劇。雖然可以部分歸因于涉及各類參與者的切身利益，不斷增長的照顧主義和來自組織的壓力，但對低層可見度的提高是造成這種效果的首要原因之一。

AI主導C2

許多對未來C2的需求，特別是與決策相關的需求，通過將AI融入到C2結構中有可能得以實現。鑒于AI的決策潛力，它如今不僅是投資的重點領域，而且被谷歌、臉書和蘋果等領先科技巨頭廣泛應用于商業計劃中。同樣，全世界一流的軍隊也開始投資AI并將其能納入傳統的決策過程/作戰規劃過程（OPP）中。相反，一些軟件技術層面上的決策，如反導作戰已經完全實現自動化。雖然有一種理性的觀點認為，未來超級人工智能（ASI）將在機器學習和深度思維等各個方面超過人類大腦的能力，但問題不是“有無可能”將C2職責委托給機器，而是這樣做 “是否合適或可行”？因此，謹慎的做法是既要重視機遇，也要重視挑戰，需確定C2在哪些領域和多大程度可以采用AI技術。

雖然人類指揮官具有優越的學習和思維能動性，但人類的基本個性、心理和特有的情緒（畏懼和恐慌）可能會對C2和整個作戰行動產生不利的影響。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的大部分心理迷霧都是人類情感本身造成的。其次，人類與電腦不同，容易受到健康狀況、壓力和疲勞的影響，而AI不需要休息或睡眠，可以24小時工作。拿破侖因健康狀況不佳而導致短暫離開滑鐵盧戰役的指揮崗位，歷史證明這是決定性的損失。

另一方面，對AI主導C2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許多嚴峻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似乎缺乏戰爭藝術方面的研究，如政策和戰略的微妙之處。AI在沖突的法律、文化、人道主義和倫理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不明確。通常認為，與機器相比,人類的大腦更容易接受由不確定態勢帶來的動態性和復雜性。如果依賴于機器執行的程序做決策，就有可能存在偏差。與政治和外交斗爭相關的指揮策略也很模糊。此外，軍隊缺乏實施AI所需的資源（經費和專業技術知識），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這種狀況可能不會改變，至少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是這樣。民用工業和企業的潛力難以利用，由于擔心對企業和聲譽有影響，它們不愿成為國防項目的合作伙伴。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權力始終與人相關，人類歷來是圍繞權力勾心斗角，將權力讓渡給機器將是十分困難的。

C2的混合結構

很明顯，上面討論的兩類C2模型各有利弊，全面采用是不可行的，也不適合全盤采用，至少目前是這樣。然而同樣明顯的是，為充分利用IT提供的潛力，目前的C2還沒有實現全面的優化。因此，需要進行過渡，其中可行的選項之一是，在目前的C2中系統性地導入精心選擇的基于網絡和AI的能力，將C2轉換為高效的、不斷演進的混合結構。這些網絡賦能能力（NEC）和AI作為使能者，將分擔指揮官和參謀人員的負擔。此外，由于世界各地軍隊的規模、文化和角色不同，提出標準的未來C2結構不切實際。因此，對建議的C2混合結構的共性部分解釋如下。

決策權應保留給人類指揮官，無論最終是落實到某個個體還是某個團體，同時要減少嚴重集權的傾向。最大限度地利用AI有助于提供高效的分析、戰爭博弈、通信、數據管理和治理，同時不要過分強調AI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和程序中的應用。應尋求私營部門在這方面最大限度的支持，以跟上最新技術的發展和全球趨勢。

C2拓撲應該扁平化，減少層次結構中的層級和分支。使用基于IT的能力和數字化技術擴充其控制跨度。眾多、冗長、重復的參謀功能應讓位給快速的計算機軟件。能為不同梯隊提供更直接和快速的通信來改進通信延遲。雖然創造共同意圖的環境絕對重要，但由于端節點的人員能力水平不同，全面實現相同水平的理解和解釋仍然很困難。這也突顯了問責制的重要，因為追責極其困難，特別是當最終責任是由指揮鏈中的高層承擔時。此外，各種制度和社會政治因素的限制，也會影響到指揮官的決策。基于這一事實，與其建立一個開放/同質的網絡，不如創建一個優化的網絡，以確保各級和各分支機構之間的運行和信息具有適當和充分的可見性。

盡管將權力和主動性推送到戰術層面是個好主意，但顯然是非常棘手的難題。今天的戰爭是混合型,爭權奪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這使得政府和戰略指揮官甚至對軍事行動的戰術級執行也極其敏感。戰爭的風險很高，未來微觀管理的趨勢可能會增加，因為戰役級指揮被認為是可以擠壓的環節。這意味著集中規劃的重要性可能會增大，而分散執行的概念（二戰中使用的機動作戰和使命戰術）需要改變。未來的跨域作戰和聯合作戰更需要集中執行，以實現預期的協同效應。剝奪戰術指揮官的主動性肯定會導致怨恨，其解決辦法是增加各級指揮間的聯系和交互，將C2領域從指揮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塑造為咨詢和協調（consultation and coordination）。更重要的是重視C2領導力的培育。快速溝通、組織扁平化和網絡賦能能力NEC的使用，將有助于有效地彌合這一差距。這也將有助于聯盟作戰，屆時許多民事利益攸關方也會參與決策。

五、結論

C2正在按信息時代的規律進行轉變，但轉變速度肯定很緩慢。IT提供的機遇很有吸引力，但受眾多機制和環境因素的制約，不太容易利用。由于理想的、全面的未來C2結構難以設計和預測，因此必須采用基于NEC和AI組合的漸進的混合模式。有必要將層級式結構扁平化，并將權威風格的指揮文化轉向更協作的C2形式，以便利用技術的優勢。必須采用綜合平衡和分階段實施的方法運用新技術，使C2更加高效和有效。此外，在考慮增加或放棄對NEC和AI的控制之前，必須進行徹底的風險評估。

審核編輯 ：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