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不止日本人，甚至全世界都認為，日本才是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

1955年，在堆積著一桶一桶廢品的工廠里，在無數次的試驗之后，索尼成功制出了第一臺袖珍式晶體管收音機，同時拉開走出國門的序幕，制造出運用于相機的拳頭產品CCD芯片，一步一步把“日本制造”的招牌打響全世界。巖間和夫后來成為索尼第四任社長，人稱“CCD小子”。

索尼的發家史是當時日本許多機電公司的縮影：接受美國先進技術的轉移，并積極自主研發，使得日本企業在芯片行業“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從索尼制出第一個晶體管收音機開始，只用了四年，日本就以年產8600萬個晶體管的產量擊敗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晶體管生產國。

晶體管之后，新一輪競爭在集成電路和DRAM內存芯片上展開。日本基本復制此前的發展路徑——學習、量產、創新、再量產。1985年，日本成功趕超了芯片“原產國”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然而美國的打壓隨即而來，從指責日本傾銷，逼迫日本打開對外市場，再到對日電子產品加征100%的關稅。迫于美國的實力和日本特殊的政治軍事地位，日本毫無招架之力，沒有尋求報復的可能。

時過境遷，如今的日本在半導體行業上更渴望與美國攜手并肩，掙扎著走出自己獨特的產業復興之路。然而那段輝煌后的屈辱歷史，才更值得在當下進行反思。

讓我們先把目光聚焦在1970年，讓日本政府無比焦慮的一年。

那時業界的研發核心是DRAM內存芯片，而絕對的技術優勢使得美國半導體制造商牢牢掌握著DRAM巨大的全球市場，日本仍然需要從美國進口關鍵設備和生產原料。

同年，IBM推出使用DRAM內存芯片的370系列計算機，讓日本深受打擊。因為在過去的10年中，日本一直致力于縮短與IBM之間的技術差距，想把IBM在日本一度高達70%的市場份額拉下來。

另一個IBM的傳聞讓日本政府再也坐不住了：IBM可能在1980年之前推出一個名為“未來系統”的新計算機系列，采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技術（VLSI），以承載儲量更大的DRAM內存芯片。

“日本迫切需要重組計算機產業以應對IBM這個怪物。”時任眾議院議員橋本登美三郎如此形容日本計算機產業所面臨的困境。如果日本不積極迎戰，那么日本的計算機產業就會被扼殺在搖籃里。

所以，日本政府決定沿用一直以來的發展方式，向芯片產業傾斜資源。1976年，通產省出面集合NEC、日立、東芝、富士通和三菱五大公司，設立VLSI技術研究所，以啟動“DRAM制法革新”國家項目。

盡管這幾家互為競爭對手的公司心存疑慮，但還是在政府的“撮合”下化敵為友，把自己的技術精英投入到研究所中。政策到位了，錢也得到位。日本政府在這個項目中以無息貸款的方式出資了291億日元（約14.5億人民幣），占項目總資金的43%。此外，日本政府還為國內的半導體企業提供減稅和低息貸款等傾斜政策。

當然，日本政府也是有要求的——四年時間，研究所要開發出制造最先進VLSI存儲芯片所需要的技術。

舉全國之力研發的成果沒有讓日本政府失望。研究所在四年時間里突破了重大技術難關，使得日本直接在DRAM技術上趕超美國——1977年日本研制出第一個64K DRAM芯片，比美國早兩年進入VLSI時代，并在1980年研制出256K DRAM芯片，率先搶占市場。

進入1980年代，日立、NEC和東芝幾大公司先后以過半的全球市場占比拿下了不同儲量DRAM芯片的戰場。

齊心協力縮小技術差距后，日本建起大量芯片制造工廠，流水線日夜不停。

但日本的領先遠不在于產量，還在于海量生產的同時保證了質量。這得到時任惠普公司數據部總經理安德森的高度肯定，稱“日本的芯片質量遠超美國芯片”。

物美價廉，哪個電子產品制造商不愿意用日本芯片呢？于是，日本在1985年以全球53%的市場份額，正式成為世界第一的半導體王國。

但槍打出頭鳥，成為產業龍頭也意味著更多的風險。

如果把全球市場看作一個蛋糕的話，日本多拿了兩塊，就意味著其他國家得少拿兩塊。

尤其，日本不止在技術上先行一步，還海量生產DRAM內存芯片。大量產能的進入把DRAM芯片的價格狠狠拉到了美國企業底線以下。1983年，在過剩的供給下，DRAM芯片的價格暴跌70%。

既要大量投入資金以跟上日本的研究步伐，又要承擔產品價格暴跌的市場浮動，美國企業當時在巨額虧損狀態中苦苦掙扎。AMD公司的凈利潤在1981年減少了三分之二；英特爾不得不在1982年裁員2000人，在1985年迎來上市后首次季度虧損。

為此，英特爾正式宣布退出早年領軍的DRAM芯片業務，但對內部員工的解釋是DRAM價格下滑，市場供應過剩，退出業務有助英特爾專注于微處理器和其他相關產品。它不忘強調自己作為DRAM芯片創始元老，退出業務也是明智的。

和日本的如日中天相比，美國芯片企業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苦不堪言。但從英特爾的“發言”中不難看出，美國企業認為自己被打敗的原因并不在于創新，而在于制造技術和成本。而日本企業能在這些點上具備優勢，政府的貿易保護和資源傾斜是關鍵因素。

于是，面對“不平等”的市場競爭和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向來奉行“自由市場”的美國決定反擊。更何況，此時“日本威脅論”的輿論正在美國社會甚囂塵上。

1985年，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起訴訟，指控日本內存芯片制造商們違規傾銷，進行不正當的市場競爭。同時，美國半導體制造公司美光科技也向美國商務部提起訴訟，指控日本64K DRAM芯片的傾銷行為。

美日之間便就半導體問題開始談判，但主要是滿足美國提出的訴求。

一方面，美國要求日本開放本國的半導體市場，允許外國企業在其中占有20%以上的市場；另一方面則是要求日本制造商向日本政府提交季度成本和銷售數據。而美國政府將會裁定“公平市場價值”，并把具體價格指示給每一個制造商——低于這個價格則會被視作傾銷。

迫于美國的壓力，日美兩國在1986年簽署了《美日半導體協定》。

但問題并未就此解決。協定簽署之后，日本的芯片制造商們依然主導著全球芯片市場，市場占有率不降反升。當時，世界前十的芯片制造廠商仍有6家來自日本，并且日本企業還包攬了前三。

為此，美國政府在1987年以貿易法第301條向日本的個人電腦和彩電等3億美元的電子產品加征100%的懲罰性關稅，以報復日本“不守”協議規定。

盡管戰后日本一直接受美國的扶植，也并不甘心被壓著打。美國此舉一出，日本政府曾試圖以違反關貿總協定為指控提起訴訟，并同樣編制一份美國產品清單以加征關稅。

但時任日本貿易部官員山本雅治接受媒體采訪時也稱，盡管日本積極對美國加征關稅的做法進行回應，“但日本報復的可能性很小，因為我們已經默認日本會在與美國的全面貿易戰中成為輸家”。

日本在貿易戰中慘淡收場，甚至在1991年續簽了《美日半導體協議》，開放了芯片產業的知識產權和專利。到兩期協議結束時，美國和其他國家制造商在日本半導體市場所占的份額已經增長了兩倍，達到30%。

環顧四周，韓國已經趁勢崛起，韓美兩國聯手重組了全球芯片產業的供應鏈，中國臺灣芯片產業也發展迅速。對比之下，日本芯片產業則全面衰退。

審核編輯黃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