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芯片設計公司的角度，經常在思考的問題是，中美的芯片市場到底有什么區別，美國的經驗能否照搬到中國來，造成這些區別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為此分享一點思考。

這幾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中美兩國的市場不僅有很多區別，而且區別巨大。由此可以推導出，芯片公司的運作方式必然會有很大不同。

我想分五個方面探討一下。

首先，我們國家獨特的“體制內市場”。

理解中國的芯片市場，不能繞開中國企業的經營環境，而這是由國家的體制決定的。中美兩國的芯片市場，因所處的社會制度不一樣，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物種，不存在可比性。

理解中國體制的關鍵，在于深刻意識到生產要素市場存在政府的行政干預，一切企業經濟行為的蝴蝶效應從此展開。

我國的經濟運行體制脫胎于長期戰爭和備戰的歷史，國家最終從政治動員形式轉型為經濟動員形式。各國的社會秩序都是其歷史的獨特產物，不存在普世規律，美國是“市場內國家”，而中國的特色是“體制內市場”。

在芯片行業，可以體現為投資內循環和市場內循環兩個方面。

投資內循環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在互聯網上高歌猛進的美元基金在硬科技領域如鳥獸散，讓位于以大基金為首的央地國資基金，后者在實踐中形成了完美的科創板內循環模式。

市場內循環的做法則相對隱秘，通過分析科創板企業的收入來源，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企業收入并非來自民用市場，而是政府采購、特種行業，甚至有大部分收入并非來自產品銷售，而直接來自于“項目”，最直白的還是補貼。

當然，有幸進入這個體制內循環的企業大多也是體制內的產物，有高等院校所屬的企業（如清華復旦），有中科院/電科院所屬的企業（如HWJ），還有大量央企和地方國企所屬或者投資的企業，普通民營企業很難獲取準入的資格。

內循環的基礎設施和要素市場都是國有化的，招標過程的判斷標準，需要企業的背景根正苗紅，因此也誕生了不少圍繞資質產生的衍生企業。當然也有少數民營企業得以進入了體制內市場，原因是技術門檻導致的供給稀缺性，或者特殊因素。

第二，地方政府企業家化的影響。

中國的稅制結構中，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代表的間接稅占主體地位，分稅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重視生產和投資，熱衷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地方政府對于企業起到了總部式服務的作用，地方官員則成為另類的企業家。

過去30多年的中國經濟奇跡本質上是縣級政府的競爭結果，各級政府扮演著當地“經濟中臺”的角色，分稅制使得地方政府重生產而輕民生，大力刺激同質化的工業投資，企業獲得的各種政府 “轉移支付” 的支持也主要在生產側，并最終導致產能過剩。

因為官員的任用周期，與企業的生命周期，市場的供需周期之間不能完全協調匹配，加之官員的晉升在某種程度上是零和博弈，無法對市場做出及時的正和調整。

芯片企業一旦規模化以后，就會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各個地方政府官員紛至沓來，給錢給地，希望能去地方落戶辦廠。如果大家去統計一下過去三年，全國各個地方新建了多少封裝測試工廠，包括MEMS、碳化硅等等，你會發現我們各級政府是怎么改寫了重復建設的定義。

分稅制下地方政府之間在各種生產要素方面全面競爭，使得企業可以在這種競爭中獲得非常多的 “用腳投票” 的自由度，官員的評價體系跟營商環境強關聯。這是一種地方與地方之間競爭帶來的市場化。

因此對于企業，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轉移支付”的支持，但是帶來的另一個現象是，以降本增效為主要價值點的企業無法快速橫掃市場，市場中會存在大量僵尸公司無法出清。大量沒有競爭力的企業以各種政府補貼為基礎，在市場上存在，逆向淘汰有真正技術創新的公司，延緩了技術進步。

正常的市場，正和博弈會讓大量公司要么兼并重組，要么自然淘汰，最后留下龍頭企業。體制內市場存在大量關鍵節點和關鍵人，使得這種正和博弈難以順利發生。

第三，集體主義與創新的問題。

東亞的集體主義文化天然適配大規模資源調動和組織生產。生產者只能集體完成使命，消費者從來都是個人主義。外需和內需的齊頭并進，其實是要完成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無縫融合。

在集體主義的傳統下，存在恐懼創新和輕視技術的傾向。創新意味著對穩定秩序產生負面影響，我們歷來相信“用大錢辦大事”，有“錢”就可以搞出所有的技術，比如兩彈一星，但我們對“人”相對來說沒那么重視，對于背后的知識產權的創造過程也一樣。

紫光、哲庫、格力、國產***的不同案例，都各有體現。

在軟件行業，一直沒有跳開甲方和軟件外包公司的模式，甲方擁有資源，只購買勞動力，甲方會索取源代碼，乙方被不斷剝奪知識產權的積累。在今天，很多地方做軟件招標的定價體系依然是根據人頭和工時。

硬科技領域相對來說好一點，一個是迭代周期比較長，定制化成本較高，另一個是有BOM成本，但客戶的定價會無限趨向于BOM成本。

說到文化和創新，就話長了，沒有必要在此贅述了。

第四，體制外市場的分化。

過去三十年，是外循環的成功，尤其是進入世貿組織后。

芯片的體制外市場與電子產品出口息息相關。最初，來料加工模式當然都是來自國外的芯片，外企為主的供應鏈逐漸在低端領域本土化，在手機、電腦、數碼、家電、汽車形成了一些大的供應鏈集團，近五年來，芯片領域才真正進入國產替代的窗口。

當一個社會是“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時候，其在本質上是反利潤的。只有理解了這點，再去看中國的供應鏈市場，才會豁然開朗。

中國大量的企業擠在產業的中游和下游，內卷化競爭帶來的結果是它們必須依靠著現金流而活，而不是利潤而活。商品流通環節在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本質上是因為大家都在做 “墊資” 的生意，拿掉這個 “墊資” 價值，很多環節本質上是不創造價值的。

這使得很多企業的生存具有脆弱性，一旦經濟波動和周期到來，流通環節上任何的堵塞和延遲，都會要它們的命。而經濟波動和周期都是客觀存在，所以企業的生命周期就不可避免的很短暫。

低利潤和高獲客成本，摧毀了供應商的財務模型，使得很多公司陷入了“提供了價值，賣不出價格”的窘境里。

前一陣子某品牌汽車公司強迫供應商每年降價10%的新聞猶在，須知其支付條款是一年的賬期，可見其國產供應商是多么的弱勢。大量窮公司補貼大公司的怪象，當然不僅僅是在芯片領域，其實是我國的普遍現象。

消費類的芯片有很多類似的案例，有些***為了攻入大客戶，提供了負毛利、長賬期，附加大量人工現場支持，最后勉強拿到“二供”的資格，量還少的可憐，但是好處是可以宣布“進入大客戶供應鏈”，可以繼續融資續命。

這個市場，由于永遠都可以存在新的進入者，先入者如果沒有技術優勢，競爭護城河永遠建立不起來，除非其背后能拿到無窮無盡的補貼。

以上只代表一部分體制外市場，另一部分市場是下沉市場。

電子行業除了那些巨頭以外，也存在著天量的中小企業，它們是沒有人服務的散雜市場，深圳華強北是典型的散雜市場平臺，自由市場的弊端也很明顯，就是市場波動很大，炒貨嚴重。

不過在這個市場上，甲方乙方可以平等說話，不再有貴賤強弱之分，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傾向于自由交易的市場，***在這里不再唯唯諾諾，也不需要搞定關鍵人，靠產品水平說話就好。

最后，技術壁壘帶來的挑戰。

如果一家公司大獲成功，那么它肯定找到了一些因素扼殺了競爭。

這些因素可能來自于資質牌照（權）、金主爸爸（錢），也可能來自市場化壟斷（微信）、規模門檻（美團滴滴）、資源壟斷（分眾），以上都是非技術因素。技術壁壘則是一個另類的攪局因素，是唯一政府很難掌控的因素。

比如ASML的***，最近又被荷蘭政府限制出口，我們雖然恨得牙癢癢的，但仍然希望能買到就好了，對于英偉達A100芯片和JSR的光刻膠的態度也是一樣。

在國產GPU芯片領域，有五六家公司對標英偉達拿到了幾十億的巨額投資，當然可能其中不乏有掌握核心技術的人才，但是這里就產生了一個悖論。假設這些公司都有追平乃至超越英偉達技術水平的黑科技，第一是英偉達憑什么有幾萬億的市值，英偉達的技術顯然被嚴重高估了嗎？第二是五六家公司都能做出來的，還是不是高科技？到時候大家互相內卷殺價，還不是一樣沒利潤？

如同互聯網時代的“To VC”創業模式，芯片行業也出現了大量迎合政府基金的創投項目，良莠不齊，令人眼花繚亂，很多專業的行業人士尚且看不透技術盲盒，何況是外行的政府，這種情況下，出現象“漢芯”這樣的案例就在所難免了。在國有資產不能流失的避雷針下，即使發現有問題，也會盡量保住項目不讓其出清，這也是當下地方政府芯片投資的困局。

在體制內市場，產品做到70分，也許也夠了，但是在體制外市場，產品必須做到100分，有技術壁壘的公司可以輕松碾壓其他后進者，比如高通的基帶芯片和座艙芯片，英偉達的GPU，TI的模擬芯片，ASML的EUV，JSR的光刻膠，臺積電的工藝，正因為它們占據了技術城堡，才扼殺了競爭。

技術壁壘也并非大公司獨有，小公司也各有各的生存模式，一門手藝就可以帶來差異化，專業化就可以帶來超額溢價，有一定的口碑和品牌護城河，本質上是一種“專精特新”的產品模式。

應該說，技術壁壘是可以對沖體制內市場的唯一法寶。

理解了中國的特色經濟學，就會明白為什么美國市場的各種對標企業、經營指標、方法論、成功路徑、和投資策略，在中國的市場會失效。中美兩國市場的差別是制度性的，而不是發展階段性的（跟單純的人力成本弱相關）。政策紅利在中國是一種重要的企業戰略要素。獲取政府的“轉移支付”的能力是***公司特有的資源，只有深刻理解了這種制度性差異，才能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的芯片市場，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

審核編輯：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