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通訊的遭遇，讓我們看清了一個事實，很多企業的命運其實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即便是央企。

華為CEO任正非的一段講話因此被刷屏過：““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 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的，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的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覀儾灰M隘，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p>

有人問：“華為為什么那么有遠見？”

一位已退休的華為高管回答說：“華為已經被別人摁在地上揍了十多年了，不是遠見，是鼻青臉腫后的醒悟！”

華為盡管在全球通訊領域已坐上老大的位置，但任正非仍然提醒內部說：“我們要正視美國的強大，看到差距，堅定地向美國學習，永遠不要讓反美情緒主導我們的工作。在社會上不要支持民粹主義，在內部不允許出現民粹，至少不允許它有言論的機會。全體員工要有危機感，不能盲目樂觀，不能有狹隘的民族主義?！?/p>

不認清這一點，水大魚大又怎么樣，直接滅燈，背影都不給你一個！

華為企業溝通部最近撰文：只有長期重視基礎研究，才有工業的強大。

從人類進步看基礎研究

文章說：

『力學和熱學基礎理論進步，推動了蒸汽機、內燃機的發明。蒸汽機的靈感，來源于高壓鍋。經過100多年的改良，蒸汽機從原型到規模應用，開啟了工業革命。又經過上百年的探索，內燃機為現代交通工具裝上了強勁的心臟。

電磁學為電力的應用提供了理論依據，電動機和發電機的發明，使電力走向實用，電燈的出現，點亮了一個全新的產業。而交流電系統的誕生，使電力的遠距離傳輸與大規模應用成為可能。第二次工業革命蓬勃興起，人類進入電氣化時代。

數學與物理的接力突破，奠定了無線通信的理論基礎。麥克斯韋用四個方程組，推測了電磁波的存在并且以光速傳播。赫茲用實驗擊發和探測到電磁波，證實了麥克斯維的猜想。馬可尼從赫茲實驗發現商機，拉開了無線通信產業的大幕。

現代計算機無比強大的功能，起源于最基礎、最簡單的數學規則。二進制定義了最基本的計算語言，布爾代數實現了數理邏輯運算，而馮·諾依曼提出的存儲程序原理，為現代計算機的結構奠定了基礎。以計算機、信息通信、空間技術、原子能等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式開啟。

空氣動力學的演進，是航空航天產業起飛的關鍵?！安怼笔谷藗冋J識到不同速度的流體所蘊含的力學特性。茹科夫斯基提出“升力定理”，為飛機裝上了理論的翅膀。吳仲華的“三元流動理論”，為現代航空渦輪發動機的設計方法提供了理論依據。

科學的發展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進步。愛因斯坦用質能方程揭開了質量與能量的關系，邁特納用實驗證明了愛因斯坦的預言?；瘜W家對放射性物質的研究，物理學家建設可控核反應堆，共同推開了原子能產業的大門。

沒有信息論的建立，人類就無法進入數字世界?！跋戕r定理”為信息通信產業奠定了理論基礎。集成電路的發明，讓IT產業進入“摩爾定律”時代。而通用操作系統是計算機的共同語言，軟件產業開始蓬勃發展。

人類對光的探索從未止步。丁達爾發現了光的全反射原理，電話的發明者貝爾，利用太陽光作為光源，打通了第一個光電話。高錕提出在電話網絡中用光代替電流、玻璃纖維代替導線的構思，直接推動了光通信產業的誕生。今天，光通信已成為網絡基礎設施，支撐起信息社會的海量數據傳輸。

科學的進步，往往是對經典理論的批判。相對論突破了牛頓力學的局限，量子理論又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讓人們認識到微觀粒子獨特的運動規律。而量子計算的構想，正在為人類帶來超強的計算能力。

孟德爾從豌豆雜交實驗中，推測生物的性狀是由遺傳因子控制的。1900年，“孟德爾定律”被三位科學家同時證實。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標志著分子生物學的誕生。漫長的基因解碼之路，只是人類生命之謎破解的開始?；蚩茖W的持續進步，讓我們對生命有了全新的認識和更多的期待。

基礎研究的歷史，是成千上萬優秀人才的協奏曲。愛因斯坦、普朗克、玻爾等無數科學家的研究，改變了人類的思維與觀念，也奠定了現代產業的理論基礎?！?/p>

美國科技四項基本原則

為什么二戰后大量的科技成果誕生在美國？

1945年美國發表過一份著名的布什報告《科學：無止境的前沿》 （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這份報告奠定了戰后美國科技體制的理論基礎，對美國科技政策的影響非常巨大。

英國現代物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P.布萊克特曾經給科學下過一個有趣的定義：“所謂科學，就是通過國家出錢來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辈际矆蟾嬖诤艽蟪潭壬希撟C了國家出錢滿足科學家們的好奇心的合理性。這個合理性的基礎，在于相信基礎研究的成果在未來會導致應用研究的突破，然后導致新產品的開發、設計，乃至最后的商業化。也就是說，基礎研究是技術創新的源頭。

哈佛大學著名科技政策專家 Branscomb 將二戰以來美國的科技政策總結為“四項基本原則”：

第一，基礎研究成果是公共產品。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成果將會導致最終新技術、新產業的產生。盡管基礎研究如此重要，但由于科學研究的高度專業化特點，政府無法做到有效指導科學家們的科研活動。事實上，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是通過政府與科學家之間的一種社會契約來體現的。其主要特點是：政府提供資金，而科學家們決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質量）。

第二，聯邦政府必須為滿足某些特定國家目標的需要，積極地尋求發展新技術。這些新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具備公共產品性質，比如國防、核能、空間開發，和公共衛生。冷戰結束，環境問題、能源問題、公共衛生問題，被列入優先領域的前幾條。

第三，政府必需避免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來幫助特定商業技術的開發，或者幫助指定的企業。否則，就是政府在“挑選贏家”，而不是靠市場競爭來決出勝負。作為企業來說，努力從基礎研究和任務導向的研究中找到有用的東西，是它們的職責。

第四，聯邦政府的根本任務，是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并在必要的時候指導企業投入的方向（比如，環境友好技術方面）。除了競爭政策里面的反托拉斯法案和專利政策外，政府對于行業的監管還包括職業環境與健康管理局（OSHA），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勞工部等。這些管理部門規定勞動工作環境標準、藥品臨床試驗和投放市場的有關步驟、職工最低工資、廢品排放標準等等。

1950年美國成立國家科技基金會（NSF），一方面大力加強國防技術發展，同時增加聯邦政府的科技使命。聯邦政府采用合同方式外包科研任務，直接和執行任務的各種科技力量打交道，加強了政府對大學、企業界和其他科研機構的影響。同時，美國從其他國家大量引進人才，對美國科技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冷戰時期，美國將原隸屬于國防動員局的科學咨詢委員會改組為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還成立了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以協調科研管理。

1980年美國出臺技術創新法（史蒂文森-懷德勒法），明確了政府在推動產業創新中的廣泛作用，是技術主動從聯邦實驗室轉移到產業界的第一個重大措施。這項法案促進了政府同產業界之間的合作；同年又出臺大學和小企業專利程序法（貝赫-多爾法案），統一聯邦專利政策，允許大多數聯邦實驗室向美國的企業和大學授予聯邦專利的專有許可證。此法案促進了政府同產業界的合作；1982年出臺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促進法，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計劃應運而生，此計劃并未新增撥款，而是通過立法，規定所有研究開發預算超過1億美元的聯邦機構都必須撥出一定比例的經費來參與該計劃；1986年出臺聯邦技術轉移法，為聯邦政府實驗室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建立了基本框架。

1993年，克林頓政府繼續努力擴大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并利用許可證制度和合作研究開發手段等立法措施，更加有效地促進聯邦任務定向研究成果的商業化。

華為對基礎研究的理解和應用

任正非說，應該看到，我們的本質是“農民”，最大的優點是種地。從事基礎研究就如同刨地。也可能種玉米時，插種了一些大豆；種水稻時，稻田里養了一些魚；但本質沒變，仍在主航道上。我們并沒有泡沫化，仍舊應繼續我們的“方向大致正確，充分激活組織活力”的奮斗目標，不要動搖。虛擬繁榮的梯次性爆破與我們沒有太大關系，我們堅持在ICT這個行業的土地耕耘與不斷增加土地肥力上，雖然收益不高，但人類是永遠需要土地的。

華為認為，沒有基礎技術研究的深度，就沒有系統集成的高水準，不搞基礎研究，就不可能創造機會、引導消費。因此，華為一直在著力打造兩個基礎平臺，一個是基礎研究的技術平臺，一個是基礎管理平臺?；A研究的技術平臺需要慢慢做，踏踏實實把“塵囂”一層層沉淀下來，豐富“萬里長城”的基座。

在科學的入口處，真正是地獄的入口處。當任正非看到貝爾實驗室科學家的實驗室密如蛛網，但混亂不堪時，不由得對這些勇士肅然起敬。華為從1998年就開始嘗試做一些基礎研究，但由于不懂，反而造成了內部的混亂。任正非不由得感嘆：基礎研究的痛苦是沒人理解的，甚至被曲解、被誤解，象餓死的梵高一樣。走出渾沌，需要數十年理論與基礎的探索，冷板凳要甘坐十年二十年，至少在心理素質上就關山重重，任重道遠，華為不知是否會產生這樣的勇士。

由此，華為主要通過與世界上一些大學建立聯合實驗室的方式進入基礎研究領域。基礎研究的投入風險很大，但華為始終在堅持投入，到現在已經敢于將30%以上的研發費用投在基礎研究領域。同時，華為認為，基礎研究是國家的財富，國家的科技撥款不應該向企業傾斜，而是要多給那些基礎研究所和大學，基礎研究出來的成果是國家的，以后每一個企業都能享受理論的陽光普照。

基礎研究需要吸引宇宙能量

華為正在通過炸開人才金字塔，打破組織邊界，支持全球的科學家開展基礎研究。

以下為任正非相關的一些講話片段：

“我們為什么要延伸到基礎研究領域，因為這個時代發展太快了，網絡進步的恐怖式發展，使我們不能按過去科學家發表論文，我們理解后去做工程實驗，然后產品，這樣緩慢的道路。我們現在就要選擇在科學家探索研究的時候，探進腦袋去思考如何工程化的問題。我們不僅要使自己數十個能力中心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努力探索，不怕失敗。而且要越過工卡文化，大量支持全球同方向的科學家。我們的投資是不具狹義目的的。正如我在白俄羅斯科學院所說的，我們支持科學家是無私的，投資并不占據他的論文，不占有他的專利、他的成果，我們只需要有知曉權。不光是成功的，包括他失敗過程的知曉權。像燈塔一樣，你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別人，而且燈塔是你的，完全不影響你產業化。”

——任正非在“出征?磨礪?贏未來”研發將士出征大會的講話，2016年10月28日

『基礎研究是把錢變成知識。我們和高校的合作，就是通過資助獲得知曉知識。因為學院的科學家他們是為理想而奮斗的，它會領先我們公司自己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因為，企業的社會功能定位和本性是商業組織，更看重利益所使，會更貼近現實。學院的科學家與技術專家們更貼近理想，常超越在我們之前產生知識。他們的先知落到我們公司近萬名基礎研究人員的漏斗中，形成推動我們產品領先時代的有利能力。我們的研究平臺擔負向生產轉移技術的責任，因此有現實性的局限，目光會短淺一點，我們的視角可能只是五到十年左右的未來。但我們也不是完全只靠自己這近萬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去對未來技術的研究，世界一切優秀的企業、世界各個大學和各個研究機構，都是我們的合作伙伴。學院科學家和教授們研究的是未來，很遙遠，處在引領時代前列，點亮著我們前進的航燈。我們判斷他們方向與我們大致相同，就開始支持他們，這個支持不光包括投資和經濟上的支持，也可以開放我們公司的研究平臺進行交流，我們也可以派一些員工幫教授做實驗。

教授的基礎研究對整個人類社會是公平的，他們發表的論文、申請的專利，像燈塔一樣可以照亮別人，也可以照亮我們。我們有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和產品研發平臺，解析這些教授的思想，把它轉化為人類的應用，要比任何人都快，以此增強了我們的競爭力，我們有信心堅持這種開放長期不動搖。同時，我們不僅僅只有一束光在照亮我們，還有千萬道光也在照耀我們，近萬名基礎研究人員＋7萬多產品開發人員，8萬多人，加上未來每年將近200億美元的研發經費，我們的消化能力又比任何人都強，實際上我們自己就變成了金身，只要我們能謙虛地消化，我們就能領導這個世界！

還有一種情況，我們出了很多錢，教授沒有成功。但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失敗這個名詞。你只要把失敗的這個路徑告訴我們，把失敗的人給我們，這些失敗的人甚至比成功的人還要寶貴。他們可以補充到我們生力軍中去，把失敗的經驗帶到我們其他的項目中，避免失敗。合作中沒有失敗這個名詞，不要說這個沒有做好，那你能不能請我們喝一杯咖啡，告訴我們哪里走彎了，將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這就是成功，錢花了就花了。我們以這個思想，從中國到日本，再到俄羅斯、東歐、整個歐洲、英國、加拿大、美國、以色列，建立了各個強大的能力中心，合作非常成功。越來越廣泛的朋友圈，使我們的實力大幅提升?！?/p>

——任正非訪問加拿大四所高校校長座談會上的講話，2017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