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美國不應該遏制“中國的創新，而應該增加美國自身對科技發展的支持力度和資金投入。因為在市場競爭、政府透明、尊重知識產權和法制的條件下，任何國家的科技發展都將造福全人類。但這也是問題的關鍵：“中國制造2025”在市場競爭、政府透明、尊重知識產權和法制等方面是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在“中國制造2015”中呈現出的政府主導，對他國的排斥與壁壘，實質上成為中美沖突的一個焦點。

美國究竟在擔憂什么?

第三輪中美貿易談判無果而終。上周日(6月3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和中國副***劉鶴在結束兩天的討論后沒有發表聯合聲明。美國代表團沒有發表評論就啟程回國。

歸根結底，兩國貿易上的沖突根源是制度層面上的。真正的擔憂不僅僅來自貿易逆差，更是美國對中國的整體戰略已經改變。

在美國學術界、商界和政界，大家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那就是美國過去主張的“交往戰略”已經失敗，是時候采取一種更強硬的方式處理和中國的關系了。

“工業4.0”與“中國制造2025”同為國家戰略，卻遭遇了美國不同的對待：雖然德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一直存在，但前者并沒有引發兩國間的貿易沖突;相反，中國制造2025卻遭到了圍攻。

這是為什么?

理論上，美國不應該遏制“中國的創新，而應該增加美國自身對科技發展的支持力度和資金投入。因為在市場競爭、政府透明、尊重知識產權和法制的條件下，任何國家的科技發展都將造福全人類。

但這也是問題的關鍵：“中國制造2025”在市場競爭、政府透明、尊重知識產權和法制等方面是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在“中國制造2015”中呈現出的政府主導，對他國的排斥與壁壘，實質上成為中美沖突的一個焦點。

從美國的視角來看，中國由國家主導創新會帶來以下問題：

首先是對市場公平的擔憂。早在2016年，中國政府宣布了將投入1500億美元，力爭在2025年之前讓中國的集成電路芯片產品在本土市場份額達到70%的計劃，時任美國商務部長的普利茲克(Penny Pritzker)曾猛烈抨擊了這種做法：

“這一史無前例的、由國家驅使的干預行為將會扭曲市場、破壞產業內的創新環境。導致該產業出現同鋼鐵、制鋁、綠色產業相似的情況：全球范圍內的產能過剩，市場價格被人為壓低。不僅僅是美國，這些行業在全球范圍內都將受到了重大損害，被迫削減就業崗位。”

美國前商務部長普利茲克曾抨擊中國在集成電路芯片領域國家驅使的干預行為(圖片來源：Politico)

其次是對知識產權的擔憂。美國歐盟商會報告中多次提到，中國主導行業發展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場。而近期中資企業在西方國家大舉收購的浪潮，也是由國家在背后推動的行為結果，目的是動用國家的力量獲取關鍵的商業技術、實現大規模強迫性的技術轉讓。

根據美國的說法，這些新工廠往往依靠的是外國公司不得不轉讓的技術，那是它們作為參與中國市場競爭的交換條件。而全球貿易規則是禁止強制性技術轉讓的。美國認為中方大肆收購外國公司以及技術是出于政府的利益，而非實際的商業目標。

此外，在“中國制造2025”實施過程中，中國會通過資質、認證等方式，限制外資企業在華的投資領域和發展規模。可預見的是，未來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空間將被壓縮。在某些領域，外國企業以后會很難獲得機會。

另外，在美國看來，中國國有銀行將為目標行業的中國企業提供低息貸款，這會導致全球產能過剩，進而可能會壓低價格，顛覆市場經濟知識產權的高投入高回報的運作規則和整個工業革命以后形成的創新激勵體制。這將拖累全球創新的有序發展。

有這樣一個國家，它對美國有很大的貿易盈余，也有一個宏大的工業和技術發展戰略，甚至在發展領域上與中國高度重合，但是這個國家并沒有和美國之間發生毀滅性的貿易戰爭。它就是德國。

實體經濟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很多國家是有很強的共識的。 德國“工業4.0”以及“中國制造2025”都體現了這個思想。但這基本上是這兩個國家發展實體經濟模式唯一的共同點。

德國是在2013年推出新一輪工業革命中的“工業4.0”戰略。即在一個“智能、網絡化的世界”里，物聯網和服務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將滲透到所有的關鍵領域。德國期望借助“工業4.0”繼續領跑全球制造業，保持德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與美國互聯網巨頭競爭未來制造業領域的商業機會。

德國在2013年正式推出了“工業4.0”戰略(圖片來源;Hacker Noon)

2015年，中國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和德國的“工業4.0”在時間和技術領域都有相當的交叉。 “中國制造2025”計劃包括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等十個重點領域。

無論是德國“工業4.0“還是“中國制造2025”，其關鍵都是促進智能制造的發展。雖然德國和美國之間的競爭一直存在，但“工業4.0”并沒有引發兩國之間的貿易沖突，這是因為德國是在市場經濟和法制環境下運作的，和“中國制造2025”由國家和國有企業為主體驅動形成鮮明的反差。

美國“301調查”的理由是“中國制造2025”的運營機制是非市場模式。報告建議加征關稅的中國進口產品清單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包含大約1300個獨立關稅項目。

報告中關于中美貿易逆差的內容很少，真正討論的是以“中國制造2025”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為代表的中國產業政策。

中美貿易沖突的最根本的起因是中美之間的制度沖突，而不是技術沖突。美國更加擔心的不是技術的崛起，而是其中國技術崛起背后的制度。

厘清企業行為與政府行為

德國“工業4.0”的項目同“中國制造2025”最顯著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的主體是企業界，即使有政府的介入，也有明確的披露;而后者的主體是國家計劃。讓美國擔憂的正是這種國家計劃背后的制度安排。

德國“工業4.0”的技術和產業變革在監管上采用“二元結構”，由政府和標準化協會等一系列非政府組織組成，二者分工明確。德國政府主要的職責是，促進科研創新與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建立，保證行業可持續發展，政府不插手企業具體經營，提倡競爭的市場經濟， “工業4.0”基本上是德國工業界自發的行為。

“中國制造2025”則是一項國家計劃。這項計劃包含的范圍更廣，內容更復雜。其目標不僅是實現制造業的現代化，而更是提升中國在包括機器人、新材料等10個關鍵領域的全球地位。

中國政府斥資3000億對“中國制造2025”高科技企業實施補貼不是市場經濟的模式，而是一個政府運作。市場經濟的政府作用一般覆蓋在基礎研究、產權保護和宏觀引導，和國家具體安排和操縱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明晰企業與政府關系

過去，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不需要應對華為、中興這種政府背景的私營企業。對中興和華為海外受阻，國內的一大觀點是美國要壓制中國的科技發展，是遏制中國經濟。這個結論過于簡單。

從純經濟意義上說，美國不擔心華為、中興等中國私營企業的崛起，擔心的是其背后的制度。不僅在美國，華為在歐洲、澳大利亞和印度也面臨這個問題。中國企業現在已具備世界級企業的規模，但是它們的披露制度非常原始。

市場經濟和法制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是披露。美國社會不知道這些企業跟政府的界限和關系，對中國企業不透明的背景產生深刻的擔憂。在中興事件上，中興對美國政府的欺騙和隱瞞事實，更加強了美國社會對中國企業的不信任。

事實上，這種擔憂很早就開始了。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就阻止中國科技企業收購美國公司。清華紫光曾在2015年試圖以23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愛達荷州的存儲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但美國監管方面的擔憂使交易落空。

特朗普政府則在去年否決阻攔了中國投資者對萊迪思半導體(Lattice Semiconductor)的收購。而華為公司更是很早就被美國拒之門外。白宮還在一份200頁的報告中，將美的集團、中國化工、中國中車、中國商飛和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清華紫光、華大基因等，也列入了黑名單。

中美的創新模式和制度基礎相去甚遠。美國是自下而上，基于對科研和大學的投入來推動國家的創新。而中國是國家主導產業。近40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自上而下地創新，“中國制造2025”更是突出了政府的主導地位。這種制度差異，也導致中美兩國在市場競爭中的巨大分歧。

解決中美之間制度沖突唯一的辦法，就是中國要加速市場化的改革。增加美國產品的訂單會解決短期的問題，但是長期的摩擦是源于中國企業用非市場的模式，大規模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中國經濟已經完成了國際經濟的接軌，體制接軌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