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科研領域腐敗問題又引起了大家熱烈討論。山東常林機械集團破產重組揭開了該企業涉嫌項目空轉、科研造假的問題，媒體報道了其“漢芯”式造假：常林集團所謂“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的高端液壓產品”中一款液壓泵 “是將日本川崎的泵的油漆涂掉，換上中川的標牌就通過了鑒定”。就是這個通過了國家級鑒定的液壓軸向柱塞泵，和日本川崎的產品簡直一模一樣：

有意思的是，常林問題曝光不久前，科技日報的“亟待攻克的核心技術”欄目剛剛報道高壓柱塞泵是“鯁在中國裝備制造業咽喉的一根刺”。另外，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和浙江大學副校長褚健涉嫌貪污案，褚健已經釋放，而李寧遭羈押超4年審而不判，引起中國工程院院士沈國舫最近致信媒體，認為不妥。這是最近另一個引起熱議的新聞。李寧被指將部分科研資金轉至其任法人代表或控股的濟普霖公司和濟福霖公司的賬目上，盡管公司所有經費都全部花在了科研研究和探索產業化研究中。有一部分為李寧辯護的聲音，不管說的對不對，其中反映的一些現象是值得注意的。一位網友在觀察者網上談自己親身經歷：

“我上個項目用到美國一個LED燈珠，要是使用這個燈珠，需要向美國提交不得用于某些你懂的用途只能用于醫療方面，被查出來的話以后就沒法再能拿到貨了。這企業必須是民企，與國家有關系的企業死活申請不到資格，科研學校機構也一樣。這個院士是不是什么東西需要用到禁運或者限運的東西，必須要民企資格我不知道……別老逼著我們這些干事的人去鉆研怎么搞到國外的高科技元件。”

他還指出，

“真要按體系內的弄，試劑哪里來，哪里去，誰用，都要寫申請，方案設計報告，儀器設計思路報告，改進思路報告方案申請，等等等太多了，還要跨部門，一個月能走兩三個方案驗證真是求爺爺告奶奶了。更別提靈感驗證，等到做驗證的時候，別靈感了，連孩子都上學了。”

不管他說的情況是不是李寧將科研資金轉到自己的企業的動機，這些情況反映的科研人員的困難是客觀存在的。一個是高科技產品禁運的問題，這個暫時沒有特別好的辦法；另一個就是“心高氣傲的科研狗”為了經費要圍著行政體系轉的問題。后一個問題，國家高度重視，但始終也沒有特別好的解決辦法。***總理幾乎每年在兩院院士大會都會說到這個問題。2016年，***總理說：

“我們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員辦法管理教學科研人員。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來激發科技創新活力。”“有科研人員反映，每年有1/3的時間都在填各類表格，有時候還填不對、要打回來重填，許多時間都浪費到這上面了!……我們要精簡程序、簡化手續，把科研人員從繁瑣的表格中解放出來。”“這種怪現象必須要解決，我們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員的辦法管理教學科研人員!”

到了2018年，還是在兩院院士大會，***總理說：

“科研項目審批經費程序太多、管得太死，生怕出什么紕漏，難道科學家不知道經費怎么花，只有審批人員才懂行嗎？”“基礎研究屬于發明創造，行政規劃不出來。尊重人才要從內心里信任人才，盡早把科學家從繁瑣的表格和審批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把主要精力用在攻克原創性科研成果上。……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相關部門要把這方面不合理的章程和規定徹底捋一遍，盡快拿出解決的辦法。” “基礎研究屬于發明創造，行政規劃不出來，必須尊重科學規律。要給科學家足夠的產生奇思妙想的時間和空間，釋放他們更大的創新創造活力。大家想一想牛頓坐在蘋果樹下突發奇思妙想發現了‘萬有引力’，這是事先能夠規劃出來的嗎？恐怕連他本人也規劃不出來。”

為什么這個問題那么難解決呢，因為防止腐敗的行政管理和寬松的科研創新環境之間始終存在著矛盾，這里還不說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這個栽了很多人的雷區。比如，開頭說的常林涉嫌科研造假的問題，常林擁有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山東省重點實驗室，8年獲得科研經費15億元。這么大的科研經費，要管好當然不容易。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元豐評論稱：

“以歐美國家科研經費管理為例，從制度上實行全過程監管，這與中國應該沒有特別大的差異。所有項目申請、立項、預算、過程管理、成果等，除涉及國家機密或商業機密外，均須向社會公開。如美國《信息公開法》規定：經政府批準的科研經費預算執行情況，在不違背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必須向公眾公布，接受公眾監督。在執行過程中，要嚴格按照預算執行；在結題后，有內部和外部審計，對經費的使用予以審查。”

這種“全過程監督”，中國和歐美國家都一樣，這就造成為了“怕出事”，行政規劃會用“繁瑣的表格和審批”讓人覺得“程序太多、管得太死”，這是制度創新和改革的難點。

而且大家都能理解的是人心，就許你“科研狗”傲嬌，行政人員也要顯示自己的存在感不是？

歐美和中國的不同在于，在歐美國家相對而言，1）法律嚴懲科研不端行為、造假或者經費違規使用。2）學術造假行為會受到誠信環境的嚴懲。（也就是不僅判刑，而且在學術界將難以容身）據公開報道，“漢芯”事件影響那么惡劣，陳進至今仍然正常經營幾家芯片公司，更不要說當年參加評審的人都沒有被追責。韓春雨呢，掀起了那么大的全社會討論，結果還是撤稿就沒事了。大道理管小道理，要說清楚“科研、科研轉化本身的道理”和“防腐反腐、監管科研經費使用的道理”孰大孰小，恐怕永遠爭論不清楚，最后許多年審而不判的情況都會發生。我們需要在有效的監管程序上探索制度創新，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學習歐美國家的一些先進經驗，加強懲戒的法律和道德環境“威懾力”，這種“威懾力”對降低監管的行政成本和廣大科研人員的負擔肯定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