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電子人的社會里

凱倫·桑德勒

凱倫·桑德勒與她的起搏器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一方面，該設備可以挽救她的生命。另一方面，它有時會突然并且不必要地驚嚇到她，將她心跳中的輕微異常誤認為是求救信號。

在桑德勒的懷孕期間，這種情況出現了兩次：心臟起搏器檢測到她的心悸（這在準媽媽身上很常見），并發出不必要的震動。由于擔心設備會再次失效，桑德勒請求制造商訪問其源代碼，并希望能重新配置該植入物以適應她的狀況。但制造商拒絕了她的要求。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讓我的心臟病醫生給我開一些心臟藥物，這會大大降低我的心率，以至于讓我上樓梯都變得困難，”桑德勒告訴Digital Trends，“而這種藥物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我的起搏器對我進行不必要的治療。”

桑德勒現在擔任軟件自由保護協會的執行董事，該協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于推廣免費的開源軟件、支持開源項目、并鼓勵采取與我們今天使用技術的方式更為相關的政策。

她是為數不多的現代電子人中的一員，為控制他們體內的技術而斗爭。這似乎是一個深奧的問題——一個影響那小部分配備醫療設備、假肢或實驗性植入物的人的問題——但是隨著被植入某種設備的人數不斷增加，電子人權利和電子人法律必將影響我們所有人。

電子人社會

我們生活在一個電子人的社會里。看看你身邊任何一個公共汽車站或咖啡店，很明顯，我們與我們周圍的技術有著緊密的不言而喻的聯系。從被我們牢牢握在手心的手機，到將我們的行為模式和行蹤編織在一起的無數數據和元數據，技術工具已成為沒有實體的數字器官，好像一個長在我們手掌中的小腦袋一樣。

布魯金斯學會關于機器人法律的報告的作者之一簡·莊說：“按照目前的法律，我們的電子人化、我們對無所不在的技術的依賴，不管是否真實地植入我們的身體，都有可能使我們更加強大，但也更加脆弱。”她是布魯金斯學會關于機器人法律的報告的合著者。

“更加脆弱，是因為我們可能受到新形式的妥協和剝削，不管是我們的隱私受到侵犯，還是其他的問題，比如我們有權對我們的健康狀況和健康數據做出自主決定。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可能會在政府獲取信息的能力方面設置新的障礙，而這些信息以前可以通過如搜查令的方式來獲取的。”

根據莊的說法，這種新發現的技術力量和脆弱性可能需要一套全新的法律法規，旨在保護每一個在充斥著監控和數字化的社會中的個人（他們的數據和增強）。

電子人權利簡史

電子人的權利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將電子人的權利與人類的一般權利相提并論。在她1984年的一篇文章《電子人宣言》中，女權主義者和文學理論家唐娜·哈拉威說到，我們“都是機器和有機體的嵌合體，理論和實體的混合物，簡而言之，我們都是電子人。”

2002年，當加拿大工程學教授史蒂夫·曼恩穿著由電線和電子設備組成的網絡來增強自己的感官能力時，這個話題迅速成為全國頭條新聞。在此過程中，他被機場安檢，脫衣搜身并受到了傷害。除了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之外，曼恩還遭受了56800美元的設備損失。十年后，他在法國巴黎的一家麥當勞遭到毆打，因為員工們反對他的數字眼鏡。

史蒂夫·曼恩

第一個政府認可的電子人是在2013年被宣布的。尼爾·哈比森是一名色盲藝術家，也是電子人基金會的聯合創始人，他的顱天線植入物讓他能夠檢測到顏色。當時，他游說英國政府允許他帶著他的設備拍攝護照照片。

但是，美國最高法院最近才開始討論電子人權利問題。

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警察不能搜查在逮捕期間被查獲的手機，因為手機是我們生活中如此的親密部分，這會破壞《第四修正案》。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寫道：“手機......現在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來自火星的訪客可能會以為，手機是人體解剖學的一個重要特征。”

今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對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采取了后續行動，裁定警方需要從運營商處獲得授權才能獲取手機數據。通過采用數字時代的隱私規則，法官們提出了關于我們的設備是如何延伸我們的思維并超越了我們的身體的法律案例。此前，羅伯茨將手機稱為“人體解剖學的一個特征”。之后，他又寫道，手機“忠實地跟在主人身后，進入私人住宅、醫生辦公室、政治總部以及其他可能暴露身份的場所。”

國外也在爭論個人用科技為自己身體的辯護的權利。今年3月，一名名叫Meow-Ludo Disco Gamma Meow-Meow的澳大利亞生物黑客因違反公共交通公司OpalCard的使用條款而被罰款220美元，因為他將自己的地鐵卡芯片植入了自己的手中。除此之外，他還需要額外支付1000美元的法庭費用。但在對他的判決提出上訴后，一名地區法院法官以Meow-Meow的良好品行以及“涉及一系列獨特環境的不尋常（案件）”為由，推翻了對他的判決。

尼爾·哈比森（左）于2015年在倫敦科學博物館發表演講

這個案子可能并不像那名澳大利亞法官所認為的那么不尋常。世界各地的生物黑客，尤其是我們自己的Emerging Tech編輯器，已經將NFC芯片和大米尺寸的RFID標簽嵌入到了他們的手中，他們利用這些微型植入物打開應用程序，打開大門并存儲個人數據。

有的國家甚至舉國都參與其中。去年，瑞典開始在公共交通中使用NFC植入物進行試驗。大約有1500名測試對象在他們的皮膚下嵌入了NFC芯片，這使他們只需刷一下他們的手，就能在火車站辦理登機手續。

“植入物和其他身體修改都很有意思，因為根據我們的法律，身體在很多方面都是受保護的空間，”莊說。“我們將看到這種保護的許多變化。”

公司超過消費者？

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的電子人研究員克里斯·哈布利斯·格雷說，從歷史上看，該公司對其專有信息的權利，并已經超過了消費者了解其設備細節的權利。格雷擔心，與人類的大腦和身體更緊密結合的新技術，仍然受到的監管，就好像它們是舊技術一樣，但在舊技術中，人類和機器的區別十分明確。

格雷說：“今天的人們幾乎沒有權利獲得植入其中的專有信息。資本優先于個人控制自己命運的權利，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

探測熒光棒：當在長曝光的照片移動時，可以看到監控攝像頭的視場。

凱倫·桑德勒在分娩后更換了她的心臟起搏器，并選擇了一家新的制造商，但她仍然面臨著一些漏洞，她說，通過訪問源代碼，這些漏洞可以被稍加修復。

“現在市場上幾乎所有的心臟起搏器都默認輸出信息，”她解釋道。“它們有一個始終可以連接的無線接口，目前大多數這些設備都沒有加密，所以它們完全可以被利用。”

起搏器包含個人信息，包括一個人的姓名、心臟狀況和醫生信息。一個想要入侵植入物的不法分子既可以訪問這些信息，也可以操縱設備使其發生故障。

“目前，我們的設備基本上都是最糟糕的，”桑德勒說。“我們在這些設備上沒有真正的安全性可言，這意味著任何擁有非處方設備的人都可以控制我們的設備甚至導致致命的沖擊......而且有一些代碼無法供我們審查。所以我們既沒有透明度，也沒有安全感。”

電子人權利可能是什么樣的

一些快速解決方案將有助于解決桑德勒的問題。她說，消費者應該有權不公開他們的醫療設備數據。源代碼也應該提供給研究人員審查，但研究人員可以根據保密協議獲得訪問代碼，使他們能夠測試漏洞，與制造商分享他們的發現，并且只有在公司無法修復產品的情況下，才能將其公之于眾。

對于格雷來說，一個更為全面的法律修改是為了給所有個人更廣泛的自由。他在《電子人權利法案》中提出了這些想法。

格雷說：“根本問題在于，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保障權利基準，但我們也希望它能被憲法或其他權利聲明所涵蓋。”

加州州立大學蒙特利灣分校的律師和生物倫理學家琳達·麥克唐納·格倫對此表示贊同。她指出，法律的發展反映了不斷變化的規范，并堅持認為，在我們這個超連接的時代，我們將需要對法律作出重大的改變，使之適應人與技術的統一。

“根據傳統，在法律之下，存在著這種對立。”她說，“要么你是一個人，要么你是財產。也許現在是法律從另一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了。也就是說，與其把它看作是一個對立面，我們可能更希望將其視為一個連續統一體。”其中，那些設備開始與它們的所有者融為一體。

然而，格倫承認，連續統一體概念可能存在其“黑暗面”，這可能導致將事物被分為“非人類”或“不如人類”兩類。

凱文·沃里克，世界上第一個電子人，他也是英格蘭雷丁大學的控制論教授。

控制論教授凱文·沃里克表示，當某些權利從公司轉移到消費者手中時，關于責任的問題可能會成為最大的障礙，沃里克也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電子人。雖然沃里克支持桑德勒檢查（也許甚至改變）心臟起搏器軟件的權利，但他指出，如果設備出現故障，這可能會使問責問題復雜化。

“如果她確實有（源代碼），并決定重新編程，使之以不同的方式工作，那么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法律問題，”沃里克說，“如果她后來生病了，甚至死于疾病，那誰來負責任？如果她將其重新編程了，那誰又該對此負責？”

隨著數字時代的深入發展，律師和立法者將就這些問題展開辯論。他們的回答將決定著我們作為技術生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