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創始人之一拉里·佩奇在公眾心目中一貫就是沉默、低調的形象，這本來似乎是一個加分項。但對于 Google 面臨的眾多爭議，在 Google 的一些危機關頭，他仍然不出現、不表態的做法引發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尤其是最近佩奇缺席參議院聽證會，引發了更多的口誅筆伐。

拉里·佩奇（Larry Page）平時就不怎么露面。這位 Google 的聯合創始人以及當之無愧的領導者因其對空中出租車以及太空電梯的瘋狂押寶而為人所樂道，但近來他并沒有如期出現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9 月 5 日，參議院外國選舉干預情報委員會在國會山舉行聽證會，佩奇本該與 Twitter 首席執行官杰克·多爾西(Jack Dorsey)以及 Facebook 首席運營官謝樂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一起出現在聽證會現場，但他最終并未出席。在聽證會現場，我們可以看到在多爾西和桑德伯格旁邊為他預留的黑色皮椅，空空蕩蕩。在桌子上空白的記事本和消音麥克風前放置著“Google”標志的座位卡，似乎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與會者佩奇的缺席。與會的參議院議員對于佩奇的缺席行為一再表示譴責，佛羅里達州議員Marco Rubio 指責佩奇及 Google 態度“傲慢”，緬因州共和黨人 Susan Collins 表示這種缺席行為讓人“憤慨”。參與報道此次聽證會的新聞媒體也時時將攝像機對準那個空落落的座位。

距佩奇與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兩人共同創立 Google 至今已有二十年之久，現在的 Google 可能已經進入了最危險的發展階段。誠然，公司收入保持不斷增長的勢頭。誠然，自動駕駛汽車業務Waymo 以及 Google 公司“其他所有的押寶”擁有了他們尋求重磅突破性進展的所有所需資源。但Google 旗下不斷增長的各種產業也正是 Google 所需要承擔的最大責任之所在。全球各地都能找到對Google 持批判甚至貶低的人群，他們要求 Google 分拆搜索廣告業務。今年夏天，歐盟對 Google 處以 51 億美元罰款，原因在于 Google 涉嫌非法迫使智能手機制造商安裝其應用程序：公司免費向手機制造商提供安卓移動手機操作系統，但將該系統與“排他性協議”捆綁。如果手機制造商想要使用 Google Play 應用商店，就必須安裝 Google 的瀏覽器和搜索引擎。另外，由于俄羅斯涉嫌操縱 Google 旗下平臺 YouTube 干預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美國立法者也正在探求相關的管控措施。眾多的挑戰使得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未來蒙上了陰影，也是因為如此，在這場備受矚目的聽證會上，佩奇以及 Google 的缺席才更加讓人感到驚訝。佩奇辭去 Google 首席執行官職位轉任Alphabet 負責人之后，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擔任起了最新的Google CEO一職，但他同樣也拒絕出席這一聽證會。來自弗吉尼亞州的一位民主黨參議院 Mark Warner 希望佩奇能夠出席聽證會就 Google 當下存在的負面影響做出回應，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訪時表示：“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這樣做，缺席聽證會會損害到他們的名譽，不僅僅是損害了他們在政策制定者心中的名譽，也會損害他們在許許多多Google 用戶心中的名譽。他們到底有什么要隱藏的？”

其實，不僅僅是在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們，在硅谷科技圈，人們也開始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佩奇去哪里了？長久以來，佩奇似乎一直遠離公眾視線，保持著計算機科學家靜靜思忖各種技術問題的姿態。相比出現在聚光燈下，他更愿意將精力投入到各種瘋狂的想法以及項目之中。佩奇與其他科技公司創始人或CEO （例如馬克·扎克伯格）的風格不太相同，自 2013 年之后，他就再也沒有出現在產品發布會現場或者是公司財報電話會議上，并且自 2015 年之后，他就再也沒有接受過新聞采訪。他將 Google 的日常決議權都交給了皮查伊和眾多的公司顧問。但最近我們對佩奇的同事和一些親信（其中大部分人都要求匿名處理，因為他們擔心受到公司懲罰）進行了一系列采訪，從他們對于佩奇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現在的佩奇似乎比以往更加離群，接近于一種名譽退休狀態，公司大部分人都看不到他的蹤影。佩奇的支持者認為他仍然參與公司事務之中，只是他沉醉于未來的技術解決方案之中，無暇顧及 Google 當下所面臨的問題。一位在 Google 工作多年的主管人員在離開公司后表示：“去年一年，Google 并沒有就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給出有力的答案，如何更加關注社會影響力，而不是一味地強調技術。”

在這場參議院聽證會召開之前，Google 其實已經躲過了當下堆積在社交媒體平臺（尤其是針對Facebook）巨頭身上的蔑視和鄙夷情緒。但其實，相比其他任何科技公司來說，在開辟前所未有的數據挖掘策略以及創建一個用戶在線和離線信息以及狀態都能被追蹤的世界方面，Google 在這其中發揮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搜索引擎從中脫穎而出，創造出了這樣一種商業模式，即每次與其軟件的互動都能為其計算大腦數據庫以及收益提供支持。佩奇并不是出于這個原因才創立的Google，他只是將收入看作是促進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發展的一種手段，但他的成功確實為創建一個新系統鋪平了道路。在這個系統之中，你可以對用戶的興趣和位置進行準確的定位。Roger McNamee早期曾參與投資過 Google 和 Facebook，但現在對兩家企業卻頗有微詞，他說道：“到目前為止，Google 可以說是非常幸運，因為 Facebook 在這方面的失敗已經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但其實兩家企業都同樣糟糕。Google 這次缺席聽證會，對于 Facebook 來說是一件好事。如果你是 Google 的股東，那你應該大發雷霆才對。”

Alphabet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公司向聽證會提議由公司全球事務負責人出席聽證會，“佩奇需要專注于公司的其他事務和一些長期性的技術問題”。Alphabet 表示對于彭博社提出的問題，他們已經提交給公司城市基礎設施部門 Sidewalk Labs 負責人 Dan Doctoroff（之前曾任《彭博商業周刊》母公司Bloomberg LP CEO 職位）。對于佩奇是否有責任出席聽證會，就 Google 當下面臨的一些緊迫性挑戰發表公開言論這個問題，Doctoroff 拒絕回答，并表示他們還沒有就本次參議院聽證會所引發的問題進行討論。

在這之前，佩奇低調的態度以及鮮少露面的行為可以說是他的加分項，為他贏得了不少贊許的目光，也強化了他作為 Alphabet 主要帶頭人的正面光環，但他最近缺席聽證會以及對公眾的疏離卻讓人不得不開始質疑，誰才是引領 Google 度過這場危機的正確人選。多爾西和扎克伯格作為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代表人都參與了這次聽證會，之后也多次就他們平臺所產生的這種意料之外的影響而反復道歉，并鄭重表示解決這些問題是他們現在所面臨的首要任務。相比之下，佩奇并沒有發表任何的道歉聲明，也沒有公開表明公司計劃如何解決當前所面臨的這些問題。所以，大家現在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無論是對于股東、對于公司員工還是對于這個社會來說，他是否有這樣一個責任來重新回到聚光燈之下，回到舞臺之上。

那現在佩奇整日都在忙些什么呢？據認識他的人透露，現在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自己位于加勒比海上的一個私人小島上。但這并不是說年僅 45 歲的他已經過上了退隱生活，他仍然負責監管 Alphabet 旗下各個子公司的發展，盡管他的參與具體達到怎樣的程度、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我們可能并不清楚。另外，據知情人士透露，佩奇偶爾會與另一位 Google 聯合創始人布林（現任 Alphabet 總裁職位）一起出席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山景城總部每周五舉辦一次的 TGIF（Thank God It's Friday） 會議上。據一些現任 Google 員工表示，佩奇有時會親自回答員工提出的一些問題，但大多數時候他都是將這些問題交給皮查伊和其他公司領導來解決。現在的佩奇可以說只是將精力投入在了少數幾個讓他非常著迷的項目（例如在 Alphabet 的秘密研究實驗室 Google X 中進行的一些類科幻式探索和嘗試）之中。

回想 2011 年，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將 Google CEO 職位交給佩奇之時，佩奇仿佛是將這一挑戰看作是一個工程難題去解決。他每周工作 80 個小時，如饑似渴地閱讀大量的領導力書籍，并且研究那些管理學偶像的做法，例如 Bill Campbell 和沃倫·巴菲特。但是，慢慢地他對這種監督運營的乏味性感到厭倦，他的思維更適合用于研發，而不是研究公司損益盈虧。據最近從 Google 離職的一位高管回憶，在公司會議場合，當話題討論中心從核心技術轉向乏味的企業管理問題時，你會發現佩奇的眼神會變得有些“呆滯”。這位高管回憶道，有一次在會議上，當大家所談的內容偏離了佩奇所關心的一個話題時，他曾這樣說道：“你們說的這些真的很無聊。”除此之外，佩奇也沒有興趣就公司管理層形成統一的政治和管理理念而做出努力。據一位 Google 前高管回憶，之前在 Google“L 團隊”（Google 員工對于佩奇執行管理團隊的稱呼）內部曾爆發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必須要由佩奇親自出面才能調解。但佩奇卻對他的副手這樣說道：“難道你們就不能自己解決這個問題嗎？”

據兩位 Google 前副總裁表示，佩奇任職期間，Google 在人工智能和大型設施方面進行的投資策略都極具先見之明，有助于存儲 Google 不斷增長的數據儲備信息，但這份工作也對他的健康狀況產生了負面影響。20 世紀 90 年代，佩奇被診斷出患有聲帶麻痹，這是一種神經疾病，能夠影響到聲帶的正常活動，最終可能只會發出嘶啞的低語。2013 年，佩奇在一篇帖子中寫道：“謝爾蓋說這樣一來我可能會成為一名更優秀的 CEO，因為我遣詞用句會更加謹慎。”也是從這一年開始，佩奇不再參加公司的電話財報會議。

2015 年，公司重組，皮查伊晉升為 Google 首席執行官，佩奇轉而擔任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首席執行官。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聰明的退休計劃：一方面可以保留對自己這一心血產物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他又不必承擔大部分的責任，讓自己可以更自由地專注于未來“瘋狂”而又“天馬行空”的科技研發之中。佩奇自己參與投資了三家致力于從事自動駕駛飛行設備的公司，另外他對 Alphabet 的各種機器人項目也非常癡迷。據之前參與過 Google 光纖（Google 公司在堪薩斯州和密蘇里州試點光纖通信建造高速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一項實驗性項目）項目的一位經理人員透露，幾個月以來，佩奇與 Google 光纖項目的相關負責人一直保持每周一次的見面和會談頻率，為找到實施這項服務的技術解決方案而集思廣益。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始于 2015 年的代號為 Heliox 的臭鼬工廠項目對交通運輸領域進行了童話般的重新構想。據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團隊在美國宇航局之前位于灣區的一個機庫內建造了一個相當于地鐵車輛寬度的塑料管道，沿著一條環形軌道蜿蜒而過，旨在通過氧氣和氦氣渦旋快速向前推進那些騎行者。Heliox 就是那種能讓佩奇癡迷其中的項目，體現的是一個充滿想象力和奇妙的機械設計的太空時代概念：項目愿景是要將這一管道系統延伸到空中數百英尺高度的距離，以 Google 山景城總部園區地面入口，到舊金山以北 35 英里處的一個出口結束。這聽起來很像是自行車版的 Hyperloop。

但是，這其中許多項目，包括 Heliox 都已中途夭折或失敗告終。有些投資者對于這些 Google 核心業務之外的投資項目感到焦慮，作為 Alphabet 的首席執行官，佩奇不得不做好這些人員的安撫工作。現在，Alphabet 幾乎所有的支出都流向了 Google。幾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之前的 L 團隊現在已經逐漸縮小成為一個名為“AlphaFun”的小圈子，佩奇近年來與 Alphabet 子公司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松散，在公司內部很難找到一個可以說是佩奇明確參與其中的新項目。Google X 實驗室的一位前任經理人員表示，佩奇出現在辦公場所的頻率非常低，偶爾來一次感覺就像王室成員出訪一樣。但是，Sidewalk 實驗室首席執行官 Doctoroff 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并表示佩奇現在仍然“積極參與”公司事務，每周他們都會進行視頻聊天，并且在 7 月份，佩奇剛剛造訪了 Sidewalk 位于多倫多的一個項目現場。雖然佩奇有數月的時間沒有到過 Sidewalk 的紐約總部了，但 Doctoroff 表示，盡管如此，他們之間一直沒有間斷交流，一直就包括“動態路面”和“交錯層壓木材”等各種各樣的想法進行討論。

這段時間， Google 內部成員一直有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相對于公司未來主義項目的發展來說，解決公司目前面臨的這些問題似乎更為緊迫。長期以來，Google 的對外事務一直都是由施密特承擔，他在1 月份卸任執行總裁之前，也一直樂此不疲地面向國會和批評者為公司進行辯論。過去兩年在一些關鍵性時刻，例如對于特朗普總統 2017 年移民禁令進行抗議以及今年春天 Google 與五角大樓在人工智能項目合同方面產生的分歧，出面解決的都是皮查伊和布林，而不是佩奇。

對于佩奇這樣一位創始人兼 CEO 來說，這樣的做法似乎有些古怪，但相比馬斯克在視頻直播中的口無遮攔來說，佩奇的緘默不語不失為一種更為可取的做法。據一位佩奇的忠實擁護者表示，佩奇這種鮮少露面的高隱私度做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選擇，也是公司經過深思熟慮后達成的一項策略。21 世紀后期，Google 迅速崛起，在美國搜索市場份額占到了 70%，推出了你所能想象到的各種新業務。在這種時候，公司內部的一些人認為有必要對佩奇的對外形象進行適當的調整。因為他們留意到在微軟公司長達三年的反壟斷訴訟事件之中，比爾·蓋茨成為各大媒體調侃和諷刺的對象，他們不希望佩奇成為類似的角色（既是公司的吉祥物，也會成為攻擊公司的一個目標）。

但從現在事態發展來看，這樣一種公關策略已經過時了。總體來看，即便是最常被諷刺的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出現在公眾面前也會對公司產生有利影響。這些佩奇的同行雖然現在還沒能完全把控當下的評論風向，但勇敢地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態度也有助于事態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

佩奇缺席本次參議院聽證會，也使得各種批評與質疑的聲音更加不絕于耳，參議員批評 Google 與中國打交道，專家們譴責佩奇此舉是不愛國的表現。公司早期投資者 McNamee 表示，佩奇和皮查伊此次缺席聽證會是一種推卸公民義務的行徑。他說道：“現在參議員聽證會邀請你去發言，去保護我們的民主，你的反應卻是這樣，整個世界都在關注著這件事，他們都在想，‘你們是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吧？’”

這種譴責的聲音無疑會損害佩奇以往在人們心目中友好的未來主義者形象。并且，由于他的半退休狀態，加上他的健康問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虛弱、衰老的狀態，以至于人們都忘記了其實佩奇比他的繼任者皮查伊還要年輕一些。截至目前，他最后一次公開路面是在 2014 年 TED 演講的舞臺上，佩奇看上去還是非常年輕、樂觀的狀態。他談論了技術會如何傷害到人類以及數據濫用等問題，當時他的聲音聽上去已經低沉許多，深呼吸時還能聽到一些嘶啞的聲音。雖然他當時談論的是愛德華·斯諾登所引發的硅谷間諜活動一事，但他也就公眾在數字時代應該如何重新評估政府權力一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或許也可以為他應對當下 Alphabet 和 Google 所面臨的挑戰提供借鑒。他在演講中說道：“我們還沒有進行這方面的探討，我們需要就此進行辯論，否則我們就無法實現有效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