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萬億市值的巨無霸，一個是世界亞軍的國產圖騰，聚光燈下的兩位重量級選手在三星中國“退團”的襯托下，越發撩撥了看客的興致。

其實，這一幕早在2015年華為消費者BG那場著名的內部爭吵中就已經注定了。

2011年華為決定從粗制濫造的運營商定制手機轉向公開市場，2013年又推出互聯網手機品牌榮耀，這兩個關鍵轉型都得到任正非的堅定支持。但到2015年小米攻勢最為猛烈的時候，華為內部充滿了危機感所帶來的各種自我懷疑，用CMO張曉云的話說，“那一年都是爭吵過來的”。

激進派主張全盤小米化，把榮耀推到第一線，以線上代替線下，弱化華為品牌，用低價產品占領大眾市場，先安內再攘外。

保守派希望縮短產品線，再造一個蘋果，最大限度發揮華為的品牌優勢，與蘋果和三星爭奪那10%的高端市場，而不是陪著友商玩小米+步槍。

務實派走的是三星式道路，做全產品矩陣，用榮耀在低端市場牽制小米，依賴技術+硬件+專利+品牌的策略鞏固在中高端安卓手機市場的地位。

余承東支持后者，華為手機業務由此迎來大發展，這才有了今年Q2以5420萬臺的出貨量超過蘋果的4130萬臺，而且這還是一個有IDC、Strategy Analytics、Canalys和Counterpoint四大機構背書的具有公信力的數據。

不過消費者BG風光的同時，也是余承東麻煩的開始，因為華為體制特別擅長讓你處在一個不舒服的位置，對人對事都是如此。

余承東的戰略在有形指標上很成功，但有一個嚴重的后遺癥，就是拖累了華為的利潤。

華為去年2017年營收6036億元，阿里1582.73億元，騰訊2377.6億元，表面來看是四個阿里、三個騰訊的節奏，但與BAT不同，華為天量營收的軀殼之下有著沉重的實體負累，而且為了支撐消費者BG的奮斗，每年都在透支利潤。

從2014年開始，華為利潤率就進入了下行通道，2014年是9.6%，2015年是9.3%，2016年是7.1%，去年是7.9%。2016年那一波低谷讓任正非對余承東提出了嚴厲批評，因為當年消費者BG的利潤20億美元，還低于上年的22億美元。任正非在內部會議上要求余承東關注現金流的同時，要“合理地賺錢”，這并不過分。

而余承東有自己的困難。

華為手機處境特殊，一方面背負著遠高于友商的研發和技術投入，一方面又有出貨量和利潤的雙重壓力。更要命的是，余承東在2013年提出的“三五年超過蘋果”的口號已經進入最后兌現期，不能功虧一簣。

所以可能的解法只有兩個：

1.保持出貨量的前提下抬高手機均價，這一點華為做得極為成功，Mate 10全球出貨達到了1000萬，P20系列突破了900萬，這強化了華為在600美元～800美元的市場表現。

2.改變任正非批評的給渠道打工的局面，華為的渠道返點高出其他友商4%～8%，余承東不能一刀切，只能收縮T3級以上城市的成熟市場，在T3以下城市繼續施壓。

但這只是權宜之計。

現實是，失去了美國市場的華為手機很難完成任正非期望的利潤指標，美國一年高端機的出貨量在6000萬臺以上，找不到運營商的華為僅靠終端市場或電商走量，幾乎不可能與蘋果和三星競爭，這是一個客觀現實。

另一方面，iOS是馬里亞納海溝，Android是珠穆朗瑪高峰，華為攀得越高，與蘋果離得越遠。因為數據顯示高達87.8%的果粉在換機時仍會選擇iPhone，而不是同等價位的Android手機，蘋果賬戶中超高的遞延收入(產品預付款)一直令所有廠商羨慕。

華為登上C位必須也只能與三星PK，然而論硬件之強無人能攖三星之鋒，余承東只能對軟腹部動刀子，就是瞄準Android系統久用卡頓這個致命病灶。

一般來說，頂級科技或互聯網巨頭都有能力開發獨立的手機操作系統，但這個投資完全沒有性價比，原因很簡單：第一，你不能保證流暢度高于現有的Android系統;第二，建設生態條件不成熟，阿里YunOS就是先例;第三，有可能激化與供應鏈或友商的矛盾。

華為2012實驗室下邊有很多名稱高大上的研究部門，歐拉實驗室就是自研操作系統的，但頂多是一項防御性措施，任正非也說過，“別人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華為更關注的是工程科學創新而不是基礎研究。

不過要對Android系統進行修補亦非易事。

谷歌的系統管控并不放松，雷軍就曾因為Android不支持17：9的屏幕比例，專門前往加州Mountain View總部溝通，說服谷歌將16：9的屏幕限制放寬到17：9甚至18：9，并更新對圓角顯示的支持，為全面屏手機鋪平道路，而余承東比雷軍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