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談到，美國自己的企業其實曾經達到了今天華為還無法企及的高度。AT&T僅一個貝爾實驗室就拿了8個諾貝爾獎，今天人類的通信技術可以說全是出于AT&T，就連晶體管、激光都是出自貝爾實驗室。

但是美國人不光怕華為，還怕自己本國的大型科技企業居于壟斷地位，所以他們把AT&T拆分又拆分，通信運營的部分拆成7個，設備開發制造的部分再剝離，最后終端的部分又從設備部門分離出去。華為為人類科學事業做出的貢獻，目前遠還比不上當年的AT&T。因此，華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要保持不斷的科技創新，當然這一點我還是看好華為的。

最近，《紐約時報》發表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吳修銘的文章，叫《保護Facebook，就是保護未來不屬于中國嗎？》，這篇文章映證了我之前的說法，就是在美國的價值觀中，對自己的科技大公司不是保護，反而是打壓。

這篇文章開頭說，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去年講過一段話，大意是“我們知道我們犯過錯。但難道你們沒認識到，如果你們損害了我們，不就等于將未來交到中國手上了嗎？和美國不同，中國政府可是在支持它的科技企業，因為它知道競爭是全球性的，它想要贏。”

我們知道，今年扎克伯格就因為"隱私門"在國會搞了5小時辯論，Facebook和劍橋分析公司還被美國、英國的監管機構調查。扎克伯格去年這段話不幸言中，美國政府沒有因為要和中國競爭，就在這個問題上支持自己的科技巨頭。

扎克伯格的話，并沒有被美國主流價值所認同?！都~約時報》刊登的吳修銘教授文章就對此評論說，科技巨頭“大到不能倒”，有一種淺薄的民族主義號召力。

首先，吳修銘教授承認，中國科技產業正在壯大，競爭力咄咄逼人，中國政府也支持自己的公司。世界最大的20家科技企業中，有八家是中國公司，顯示出了一種要爭奪全球主導地位的態勢。

那么，美國是不是應該考慮，不是拆分或監管，而是盡一切可能地去保護和補貼自己的科技巨頭呢？

他認為不是，因為以“民族驕傲”為中心的產業政策是荒唐的，特別是科技產業，國內的激烈競爭會使整個產業更強大。

然后，他講到了美日科技競爭的歷史教訓。

在與日本競爭的關鍵時刻，美國對20世紀70年代的民族驕傲IBM、AT&T并不是采取保護。IBM遭受了長達13年的嚴厲反壟斷調查和審判，AT&T則被美國司法部拆分為8家公司。看起來，這些做法削弱了美國一些最強大的科技企業的實力。

但是結果呢。隨著IBM和AT&T不斷受到審查，誕生了一系列不需要擔心被壟斷碾壓的新行業和新企業。

從IBM那里獲得解放的美國軟件業開始復蘇，產生了微軟、Sun和Lotus等企業。蘋果等公司生產的個人電腦開始流行起來。

在AT&T公司解體后，像是CompuServe和美國在線這樣的公司紛紛進入線上網絡，最后產生了我們現在所說的“互聯網經濟”。

再看日本，日本政府扶持自己的民族驕傲NEC，大力推廣NEC的主機，同時加大對超級計算機的投入，認為它才是計算機行業的未來。日本也從未打破NTT作為電話行業壟斷者的地位。

結果呢？日本的科技行業基本上錯過了軟件、個人電腦和互聯網革命。直到今天都沒能恢復。

因此作者認為，“如果我們在反托拉斯執法上放這些企業一馬，允許它們主導市場，并購競爭對手，美國可能會失去其標志性的優勢：允許新舊替換、接受反叛和改變的意愿。”

這種“反叛”精神里還有美國的歷史基因，托馬斯·杰弗遜的名言“自由之花需要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可能在美國人眼中，讓科技巨頭倒下，才是澆灌了自由之花，才是真愛國。

難怪在作者看來，要是真的保護了扎克伯格他們，科技的未來可能真的就要屬于中國了。

最近，“孟晚舟事件”讓華為處于中國輿論的風口浪尖。主流輿論都認為，中國政府要保護華為。同時大家也注意到，美國的高通和蘋果公司正在中國打官司，為了專利糾紛而撕逼，美國企業還在激烈“內斗”。

就“孟晚舟事件”本身來說，中國政府保護中國公民，保護民族企業的高管，毫無疑問是及時和果斷的，是必須力挺的。

但另一方面，中國科技企業也在高度壟斷化，BAT和華為、聯想這些科技企業基本上壟斷了整個行業，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說過，聯想固然受益于中國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采購。華為同樣靠著中國運營商10億用戶規模下的巨大投入，要知道今天4G設備的投入還沒收回成本，又要采購華為5G設備呢。華為各大區的銷售收入，中國業務規模最大、增速最快。

因此，對于BAT、華為和聯想這些科技巨頭，中國政府應該怎樣把握好產業扶持的政策，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螞蟻金服為什么要從阿里巴巴分拆出來？很多網文營銷說馬云如何是個大戰略家，希望加強對金融業務的掌控，為了金融業務可以獨立融資上市，希望發展國際化業務等等。但其實背后有中國政府的監管考量，即便對要走向國際競爭的互聯網公司，扶持和保護也不是無限的。

今天中國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大發展，有很多中國特色的成果，有國有企業（基礎電信領域）和民營企業（主要是智能終端、互聯網企業）的共同努力。中國誕生了一批科技巨頭可以走出去開展國際競爭，正如第一張圖片中顯示的，世界最大的20家科技企業，中國2013年只有3家，到了2018年變成了8家，事實證明，中國的產業政策是成功的。

但是當國際競爭的階段過去之后，當中國打敗了越來越多的國際競爭對手，打通了科技產業鏈的各個環節，而如果顛覆性的科技革命還沒有到來，如何在“存量競爭”階段，激發中國科技巨頭的創新活力，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命題。

華為保持每年極高的研發費用，這一點在中國商業化公司中是一個特別的存在，華為的經驗值得學習。最近有文章回顧華為的歷史，華為高價引進IBM的管理體系。相比之下聯想從IBM那里繼承的東西，似乎就沒有能夠激發更大的創新活力。聯想所在的PC行業就是一個需求已經枯竭，源頭創新也已經枯竭的產業，而在這種產業中，恐怕美國人價值觀中的“自由之花需要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未必沒有道理。

隨著國際競爭的深入和變化，在未來恰當的時機，在一些創新活力枯竭的領域，中國也未必不能像華為學習IBM的管理那樣，從美國學到他們逐漸丟棄（目前仍有有識之士在捍衛）的“開放和競爭”的精髓之處。

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就說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放的領域能力就很強，不開放的領域能力就很弱，從1958年開始能生產汽車到今天我們的汽車產業仍然需要政府保護。

那么在將來，在那些中國已經“做到頭”的行業，是不是“對外開放”可能都不夠了，需要“對內開放”一下，需要引入更多機制來保證中國特色的源頭創新？美國拆分AT&T有得也有失，而要符合中國經濟社會制度，可能就要走出一條新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