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曾是中國追尋創新和創業的圣地，現在，這個圣地已被印度人占領，中國人被迫在印度手下苦苦求活

“那時候，大家都認為去美國是個很好的出路。而且從事互聯網的人，誰不想去硅谷這個科技圣地呢?”陳宜斌的眼神如霧霾般迷茫：“但事實上，多年過后，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未來在哪里。”

這是10月中旬的一天，北京飛成都航班上，記者遇到了這位叫陳宜斌的青年——他是一位剛剛從硅谷回國的“待業”IT工程師，打算到成都去一家創業公司應聘技術總監職位。得知記者是媒體人之后，向記者打聽起了成都的創業環境。

從24歲清華大學畢業后遠赴硅谷，熬了7年后，H1-B工作簽證時間已到，綠卡仍在天上飛，至今仍是孑然孤單一人，加上公司內部印度人抱團的日益排擠，美國夢看上去仍是水中月鏡中花，不再年少的陳宜斌不得不站到回國還是留下的人生十字路口。

過去幾十年來，硅谷無疑是全世界IT人最向往的地方，無數文章闡述著為什么全世界科技人才要來硅谷。只是，對眾多追尋“美國夢”的中國工程師來說，到頭來卻大多是陳宜斌一樣無奈回國的不甘故事——相關數據顯示，雖然每年都有中國人源源不斷涌入硅谷，但每年卻有近八成硅谷中國留學生考慮回國就業或創業，很多不再年輕的中國人在打拼幾年后，被迫拖起行李踏上歸國航班。

數據

印度留學生超過60%能拿到美國H1B工作簽證，中國留學生只有6%能拿到，而中國留學生的人數是印度的2-3倍。在美國硅谷，印度裔占總人數的6%，創辦的公司卻占到了硅谷所有公司的15.5%。若統計由移民創立的公司，印度人更占32.4%，超過了英國、中國和日本三個族裔加起來的人數。

硅谷不是天堂

沿著 101 號公路，從門羅公園、帕洛阿爾托、山景城、桑尼維爾、圣克拉拉，一直到圣何塞的100多公里狹長區域，無數班車在101 號公路上穿梭，這片連成一體，密不可分的地區，便是人們口中的“硅谷”，幾乎聚集了硅谷大部分的科技公司，也深深吸引著陳宜斌這樣軟硬件工程師們為代表的中國“新一代移民”。

2009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懷著對全球創新圣地的信仰，陳宜斌拒絕了國內多家科技公司的offer，而是遠渡重洋，加入了舊金山一家40多人的創新公司擔任工程師。

硅谷具體有多少中國碼農，誰也說不清。但那些去硅谷旅游的人通常會發現，在硅谷主要城市中，都會有多個銷售中國商品為主的大華超市(99 Ranch Market)，超市周邊通常會簇擁著一圈中餐館，走進超市和餐館，顧客大多是穿T恤丶戴眼鏡的中國年輕人，這些大多是各大科技公司的程序員和工程師。這些程序員來自國內的清華、北大、復旦等名校，也來自斯坦福、常青藤等國外留學生，他們代表著這個全球創新圣地硅谷的中國力量。

陳宜斌很快發現，硅谷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天堂，公司動蕩和波折對創新公司來說是常事。加入公司3個月后，董事會發生動蕩，接著技術性裁員20%。新投資人要求團隊屏棄過去建立起來的架構，并且接下來3個月時間內全部重做。“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功能上的問題啊，百分之百可以用。而且重新來過，也失去了市場優勢。”

果然，這家創業公司很快走向了夭折。在硅谷，創業失敗對創始人來說是一件光榮的事，但對于陳宜斌這樣的普通國外工程師而言，卻意外著重新開始以及期權的落空。

在硅谷之外，有著無數高福利高待遇的傳說。以LinkedIn為例，2015年入職的碩士畢業生入職后基本年薪約為12-12.5萬美元，股票約為6-7萬美元分3年發放，一次性安家費約為2-3萬美元，以及每年不定額的業績獎勵。

但這些大多是Google、Facebook這樣大公司才有的待遇，絕大部分小型創業公司的薪水遠遠低于這個水平。陳宜斌的第一份offer，薪酬是8萬美元年薪+0.1%公司期權，去除聯邦稅、州稅、保險等各項費用后，每月入賬只有約3000美元。“我跟在硅谷大公司供職的很多華人工程師聊過，他們的年薪也大多在8W到15W之間。當然你也能找到年薪20W以上的哥們，但那是人家牛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苦苦打拼幾年后，到2015年，陳宜斌的薪酬漲到了13萬美元，可是，這份收入并足以支撐實現他的“美國夢”。如果說13萬美元的年薪在美國其它城市能讓人過得很闊綽，但這是硅谷，無論多豐厚的工資，都會像冰塊一樣融化在炙熱的高消費中。

“相對于舊金山的花銷，12萬美元可以維持一個單身同學的正常生活。不過，如果你有車貸房貸，甚至成家，那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了。”他苦笑著說，簡單來說，只要考慮一下現在房價就足以讓人瞠目結舌。從東灣到南灣，普通房子都早已超過 100 萬美元。小公寓同樣很貴，帶一個臥室的小公寓月租金至少 3000 美金。

在硅谷創業界里，相對于薪水，股票更為重要，創業公司一旦上市，就可以帶來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美元的財富。不過，盡管陳宜斌擁有所在創業公司0.5%的股票期權，但他并不敢將賭注下在上面：“公司承諾的股票跟彩票一樣，不能保證一定能變成現金。絕大部分初創公司都不會成功。如果你的公司沒有成功，你在舊金山應該買不起房，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

在外界看來，硅谷員工擁有自由和悠閑的工作環境，但外界所不知道的是，如果工作沒有任何成果，他們就會面臨失業危機。對大多硅谷程序員來說，他們同樣處于快節奏、長時間以及巨大壓力的工作狀態中，陳宜斌每周都有 3 天工作到晚上9-10 點，其余兩天工作到晚上7-9 點，“濫用彈性和自由的員工往往會被公司解雇。美國社會認可‘雇傭關系可由員工和企業兩方意志自由決定終止’原則，只要不因為種族歧視、不涉及工會，如果你的工作沒有帶來任何成果，那么一切就成空了。”

找不到女朋友、拿不到綠卡的孤單人生

順利拿到綠卡，是大部分中國硅谷碼農奢望的事情

相對于買房，個人問題令中國程序員們更加頭疼。

到美國7年，31歲的陳宜斌還是孑然一身，甚至沒有談過一次戀愛。“灣區 (華人工程師) 圈子的男女比例嚴重不平衡，這里很多人中國工程師35歲以上至今單身，這邊的女生不漂亮不化妝打扮，已經被捧上天了。”

2014年，在一次華人聚會上，陳宜斌認識了一位小她3歲的師妹，并不算漂亮，試著和她約會了幾次，就在陳宜斌感覺越來越好時，師妹卻悄然無蹤，后來聽說嫁給了老外。他還是北美華人交友網站“兩顆紅豆”VIP會員，甚至想到上《非誠勿擾》的海外專場，但都無疾而終。

2010年，美國的一份人口普查顯示，目前硅谷地區適齡華裔單身男性約有45000人。不過，這并不是中國程序員面臨的問題。今年1月，在Quora上一篇熱門帖子“硅谷黑暗面”中，找不到女友成為最熱門話題之一：“如果你是男的(在硅谷這個可能性很大)千萬不要來硅谷找女朋友，估計你不會那么幸運。跟女生邂逅的機會少之又少。原因有兩個：女孩太少，你沒錢。”

相比之下，孤獨更是每一個中國程序員最常見的內心狀態，他們每天的活動就是公司與家，幾乎沒有什么休閑娛樂，甚至都不知道可以找誰聊一聊。“剛來時候想過要結交更多的美國朋友，但是文化不一樣，實在很難。他們會很友善地對待你，不過成為朋友又是另外一回事。”在Facebook上，陳宜斌擁有400多個朋友，但平時聚會、出去游玩的多是華人。“和很多美國朋友都是同學或者公司同事，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朋友。”

“硅谷華人碼農之間的聊天，基本上就是幾件事：女朋友、身份、公司待遇、印度人等等。”陳宜斌說，“身份指的就是工作簽證抽沒抽上，綠卡申請的如何等等。”

實際上，盡管一些華人工程師，在google等硅谷最頂尖公司有著讓人艷羨的工作與薪水，但簽證和綠卡等問題，始終是心頭的一片陰云。

要想在美國留下來，對于大多數留學生或碼農來說，必然要經過從OPT到H1B再到綠卡的申請過程。OPT(專業實習)能工作36個月，H1B也要靠運氣，是發放給美國公司雇傭的外國籍有專業技能的員工，能干3年，然后再申請延長，但6年后正式過期，如果沒有拿到綠卡，即便還是公司雇傭的正式員工，還是得卷鋪蓋離開美國。

取得 H1b 之后，如果想移民美國，就只有靠雇主( Sponsor) 代為提出綠卡申請。“自己的綠卡申請還在等排期，大概要4年之后，而且我的H1B時間眼看就要到了。”陳宜斌說，盡管大多數硅谷科技公司，都宣稱幫助員工申請綠卡，但面對美國越來越嚴格的移民新政，即便在美國深造多年以及本身足夠優秀，獲得綠卡仍然純粹靠運氣。

因此，在每次聚會中，他們最主要的話題就是身份問題，身份問題一日不解決，未來生活就很難清晰。他們要么一次次對技術類綠卡發起沖擊，要么只能按部就班地照排期來等待綠卡，這種排期經常長達5年之久。

印度人抱團排擠，硅谷再無一位華人高管

不過，即便那些最后幸運拿到綠卡，定居在美國的華人工程師，也大多得不到足夠的職業發展機會。

原因很簡單，現在的硅谷，從管理層到普通層，很多公司都被印度人占領了。陳宜斌所在公司，除了4個美國人和歐洲人外，他的上司和多數同事來自印度。“壓力非常大，很大一部分來自這個環境，單就老印們每天勾肩搭背訴說家鄉見聞我一句插不上話的尷尬，就知道升職又沒戲了。”出于尊重和謹慎，他不愿詳述自己和印度上司、同事過多的恩恩怨怨，但他認為“這種事兒在很多公司都太常見了”。

在知乎，關于硅谷華人和印度人的恩怨糾纏有幾十條問題和上千條評論。在這些評論中，中國工程師一邊倒的認為“老印”是他們在硅谷的對手和絆腳石，而他們與老印同事、上司不得不說的故事，很多都可以繪聲繪色的講上三天三夜。

“老印”就是特指硅谷印度裔碼農。他們人數眾多，最擅長抱團取暖，不僅在職場上通過語言優勢、辦公室政治、拍馬屁等各種手段占盡中國碼農相對應的資源，甚至，由于印度人不吃牛肉，包括谷歌在內的食堂牛肉都越來越少，轉而全部是符合印度咖喱味的食物。

“在硅谷，中國工程師 和印度人的矛盾)已經很‘公開’了，兩個圈子。印度經理只招印度人，也只提拔印度員工。”2015年底從硅谷回國的陸一清說，由于硅谷科技公司里的印度中高層越來越多，很多中國人才已經開始被迫熟悉印度特有的英語口音。

的確，在硅谷，中印兩國科技人才在硅谷的職業走勢分化已經越來越明顯。硅谷科技公司印度裔管理人員則數不勝數，甚至掌管了三大科技巨頭中的兩家(微軟與谷歌)。在谷歌、甲骨文、思科、高通、微軟等老牌科技公司，印度裔員工的比例已經遠遠超過了華裔，一些部門從主管到員工基本被印度裔把持，中國工程師成了孤立無援的絕對少數。

相比之下，中國人才卻在硅谷科技公司出現了明顯斷層。2014年，微軟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博陽回國加入LinkedIn，成為中國區總裁，最新消息顯示，微軟另一位全球執行副總裁、bing負責人陸奇也已離職回國于今年10月加盟騰訊——至此，美國科技行業已沒有華人高管的身影，更別說來自大陸的高管了。

“老印他們基本上整天想的就是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接來公司，不上班享受福利，但很多華人工程師也只有忍氣吞聲。”陸一清說，比如工作簽證這事，中國程序員就是一人抽一次，印度人就有辦法一個人抽四五次，我們也都無話可說。

相關數據同樣顯示，現在每年到美國的留學生超過40萬，但是美國每年能夠拿到工作簽證的總計只有8.5萬。這8.5萬工作簽證中，又被印度人搶走了大半，中國人能順利拿到工作簽證的并不多。

資料顯示，蘋果公司在2001到2010這十年間共申請1750份H-1B專業工作人員簽證，但2011到2013這兩年申請件數暴增到2800份。美國研究機構HfS稱，大多數簽證都屬于印度人，這代表蘋果近年來對印度工程師的依賴性日益升高。

回國還是堅守，都是兩難選擇

職業規劃無望下，在硅谷又還能做多久的工程師呢?要知道，硅谷同樣是一個更歡迎年輕人的地方——Facebook、谷歌、AOL以及Zynga公司的員工年齡平均為30歲，甚至更低。而因為年齡歧視而吃上了官司的Twitter，其員工年齡中位數僅為28歲。蘋果與Facebook甚至開始為女性員工提供冷凍卵子的福利，這樣他們的女員工就可以將20多歲到30多歲的大好青春都奉獻給公司，推遲自己當母親的年紀。

赤裸裸的利益面前，種族差異變成了一道似乎無法跨越的鴻溝。在這道鴻溝面前，硅谷很多中國工程師都在糾結這個問題——“回國換一種活法?”

還在硅谷時，陳宜斌還在中餐館吃飯，就經常聽到周圍人討論中國的發展前景、投資瘋長，甚至偶爾還在議論阿里巴巴、華為、騰訊待遇差多少。此后，眼看著周圍人越多越的人回國，他也動了心思：“中國現在機會那么好，是不是要回去看看?”

“當然要回去了，即便不是創業。”一位在PayPal工作多年的軟件工程師說，“我很清楚，要想在事業上有更大發展，回國是一個最好選擇。我最近和華為、騰訊都談過，對方開價很大方，但我不想那么辛苦。我最近又在想，要不回去投靠個既得利益集團也不錯，比如中移動什么的。”

陸一清則認為，對于那些考慮回國的人來說，考慮因素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因素：所在部門印度員工數量太多，直接影響到自己的上升前景，回國是為了更好的發展空間。當然，回國后選擇創業，則是首要的選擇——李彥宏回國創業成首富的故事，迄今是硅谷眾多工程師的追求。

“我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我不能保證自己一定會成功，我只是覺得，創業這個過程給我的收獲也許是在硅谷工作10年都沒有辦法獲得的。”在硅谷工作了幾年后，曾任清華學生會副主席的李一帆向前邁了一步，回國和兩個伙伴創辦了“禾賽科技”，主打產品是一種便攜式氣體成分測試儀器。

但是，對不少已經當了若干年硅谷人的“老人”來說，回國還是一個讓他們糾結的話題。一位在AT&T擔任著一定領導職務的工程師說，他現在的困惑同樣在于要不要回中國，畢竟在硅谷生活、家庭都已穩定幸福，而回國創業就要面臨各種變化。““很多人說創業應該有勇氣，有魄力，孤注一擲，聽著很有道理。但是我這個年紀，有家庭有孩子，我難道讓他們和我一起孤注一擲?”

而另一位在谷歌工作的中國工程師則完全沒有回國的打算，他在Quora的回答掩飾不住內心凄涼：“在美國已經好些年，回國一切都要從頭開始。雖然我也在等待綠卡，但回國就業或者創業?離開那么多年，已經回不去了。”

深度分析：

科技圣地為何被印度人統治了?

“你如何看待華人工程師?”2010年，楊琳樺把一個問題拋向了克里(Chri)。克里是她的鄰居，一位來自印度的思科職員。

“嗯。”克里躊蹴了一下，回答楊琳樺說：“他們都非常聰明，但很少說出自己的真實想啊。”

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很清楚，也許和民族文化有關，也許是害怕說錯話?”

那時的楊琳樺，還是一位駐美的媒體記者，多年后，她成了一個創業者。只是，她和克里的疑惑，在多年后仍未有一個清晰答案，甚至印度人統治科技圣地的情況更為明顯——硅谷的印度高管已經數不過來了，僅僅是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以及微軟歷史上第三任CEO薩蒂亞.納德拉，這兩位土生土長的印度人就掌握了硅谷超過8000億美元的市值。而除了統治硅谷的印度人，印度裔擔任首席執行官的國際大公司名單還包括百事可樂、安塞樂米塔爾、迪阿吉奧、利潔時、閃迪、花旗集團等等。

中國、印度都是重要的科技人才輸出國，也是美國最重要人才輸入國，大多數中印人才初期發展軌跡也并沒有明顯差別：都是從國內頂級院校畢業，深造后加入硅谷科技公司，從初級底層工程師開始自己的職業道路。但為什么后期職業發展會呈現出如此巨大的差別，而且在近年來越來越明顯?

強大的技術、管理能力

作為印度土生土長的窮孩子，皮查伊小時候，因為家里沒有足夠臥室，他和弟弟一直睡在客廳里，因為沒有電視，他就弟弟一起無聊看著天花板。

雖然家里窮，但這沒有埋沒他的天賦。在印度南部城市欽奈長大后，皮查伊高中畢業后考入鼎鼎大名的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IIT Kharagpur)，該校堪稱印度神校，盛產科技、工程精英，被譽為全世界最難進的大學。

1993年，皮查伊父母花光了所有積蓄給他買去美國的路費，他回憶說自己剛到斯坦福，發現一個背包都要賣60美金的時候，完全被驚呆了。此后他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程碩士學位，畢業后進入半導體行業擔任工程師。之后，他又考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獲得了MBA學位。

2004年進入谷歌后，沒過多久，皮查伊的名字就與一些關鍵項目聯系到一起：谷歌工具欄、Chrome瀏覽器。2009年7月，皮查伊推出ChromeOS，此后，Gmail、谷歌+、谷歌搜索、谷歌地圖等一系列改變世界的功能均出自他之手。

最后，他成了谷歌的CEO。從當年印度破公寓里動身，用了20年，到執掌硅谷最重要的谷歌帝國命脈，這樣的跳躍哪怕是發生在“美國夢”的語境下，都令人動容。

像這樣的傳奇，印度人在硅谷比比皆是。不同于一些族裔高管都是移民二代，這一波印度裔高管都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比如微軟CEO納德拉，1967年出生于印度的海德拉巴，在印度的班加羅爾大學獲得了電子和通信的工程學士學位，隨后前往美國留學。最引人注目的是微軟邁向云計算，以及建立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云基礎架構來支持bing、xbox、office和其他服務。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在技術創新、管理方面非常活躍，可以說有著技術與管理的雙重基因，因此產生了許多改變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國一位長期對硅谷進行追蹤的業內人士就表示，相比之下，真正有技術、管理雙重能力的中國工程師并不多，大多都只是甘于寫代碼的底層工程師。

印度移民實力在不斷上升同時，華人實力變化并不顯著。哪怕是自己創辦的公司，最后也經常傾向于外聘CEO，自己做CTO，專注產品和技術研發。“據我所知，很多中國工程師依然停留在‘勤奮、靠譜、技術能力強’的研發人員層面。”清華企業家協會天使基金(TEEC AngelFund)的創始合伙人張于慶就表示，要想在硅谷真正出人頭地，不僅僅需要有深厚的技術功底，還需要對于市場趨勢和產業環境有商業敏感度，最重要的還需要溝通和管理的能力。

拉幫結派的印度式學徒傳統

這本書，揭示了印度”拉幫結派“的歷史文化

“在硅谷企業中，一旦有印度人得到提升，那么他通常會把自己的親屬、朋友、校友等推薦進入公司，繼而完成印度人對整個公司的占領。”對印度人在硅谷地位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瓦德華認為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很簡單。

1982年瓦德華加入微軟時，是公司僅有的兩名印度人之一。隨后，許多來自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遠渡重洋相繼加入微軟。1988年，瓦德華成為第一個打破微軟玻璃天花板的印度人，被任命為微軟項目總經理。此后，以瓦德華為首的印度老一輩硅谷追夢者，建立組織和天使基金，讓隨之而來的印度人加快成功，又幫助后輩打破印度人只能當出色工程師的框框，教導他們做好管理工作。

現在，隨著皮查伊成為谷歌CEO，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加入了谷歌，某種程度上，谷歌都快成了印度人開的公司——谷歌董事會領導層的13名成員中，就有4人是印度裔。甚至，谷歌還取消了牛肉這一菜譜。

“第一代硅谷的印度移民成功打碎職業上的玻璃天花板后，他們還決定要從此互相扶持著前進，創造良好的印度硅谷生態圈，這是靠一代代印度移民非常有意識的努力才爭取得來的地位。”《印度經濟時報》在一篇文章中說。

但這又恰恰是很多中國工程師對印度同事最大的抱怨，認為印度人“互相偏袒”，比如最被詬病的幾大罪狀，公司入職時，印度面試官赤裸裸地偏袒印度候選人，甚至不惜放水;工作中，印度同事又拉幫結派，喜歡口頭上表功和討好上司，個個都愛鉆研晉升之道。

這些“聲討”當然有中國工程師受壓抑的情緒化，但在管理學中，這種“印度式管理”卻被外界更多認可。“這種管理藝術可能來自于印度的學徒傳統，在上下級之間會建立情感紐帶。”新罕布什爾南方大學在一項研究中稱“印度高管的風格是，上級會非常真誠地替下屬考慮，兩者之間往往會建立極強的忠誠感，甚至超越了薪水回報”。

相比之下，從職場升職到創業，中國人沒有印度人抱團也是眾所周知。這一點可以從硅谷分散的華人組織可見一斑。根據記者了解，硅谷現在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華人創業組織、協會和社團。不僅有行業細分，還有學校細分。

相比中國眼花繚亂的創業社團組織，印度創業社團只有一個，那就是TiE, 全稱是The Indian Entreprenuer(印度企業家協會)。1992年發起于硅谷，現在已經有13000多個會員，都是行業的精英和成功的企業家。這家協會為印度在創業領域形成的端對端的產業鏈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印度創業者可以依托這個平臺，找到印度的VC投資，然后再由印度把控的IT企業收購或者形成戰略合作關系，幫助創業企業從想法層面到迅速成長的華麗變身。而華人雖然社團眾多，但是力量卻相對分散，資源沒有實現最大程度的整合和利用。

語言和文化優勢

對于中國工程師，除了缺乏這種強力抱團的傳統外，最望塵莫及的還有印度人英語的母語優勢。對此，許多中國工程師也都會哀怨地自嘆：“中國工程師就算想拍句馬屁也都說不太溜。”

相對于傳統謙遜美德的中國人才，印度工程師有著明顯的表現欲，而語言優勢更是加重了這種差別。在硅谷從事創業與投資多年的賈石璉用一個段子詮釋了這個差別：“同樣是做一件事，美國工程師做了5分可能會說10分，印度人往往做了1分會說10分，而中國人做了10分可能只會說出3-4分。”

他提到，中國文化有一個明顯缺陷是渴求伯樂，等待著自己的工作得到別人的認可，但美國文化是需要自己去表現，你不主動就可能不會有人來發現。“相對于中國人，印度人在硅谷公司也更容易得到管理層的認可和器重。”

張于慶(Eugene Zhang)同樣認為，中國人的封閉文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來到硅谷的華人大多數都是工程、編程等技術背景，這個群體有一個共性就是邏輯性強，有務實精神，對于技術問題一絲不茍，但卻少言寡語。英語又并不是強項，這讓他們更傾向于鉆研技術問題，更愿意和中國人玩在一起，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的動力并不強。這也導致他們與美國同事的交流僅限于工作層次。“硅谷中國人才地位衰退，更多的還是能否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原因。”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崛起，國內市場迎來黃金創業機會，吸引了李彥宏、張朝陽等科技人才回國創業，造就了百度、搜狐等一系列成功科技公司，也讓硅谷科技人才回歸潮流不斷上升，導致了硅谷中國人才出現斷層，尤其是最為關鍵的中層管理人才。

某種程度上，這是印度工程師的無奈。“我們必須拼搏，中國工程師還可以回國，但我們沒有退路。目前的印度，一沒有能保證與美國同等待遇的優秀本土公司，二沒有如中美兩國一樣優秀的創業環境，三沒有與美國一線城市環境可比的居住地。”從印度來美多年的硅谷工程師Fan Francis說，他和許多其他印度人一樣，從登上美國大陸那刻起，就抱定了扎根下來永不回頭的信念。

華人硅谷創業斷層10年

創業是硅谷科技人才的共同追求，中國工程師也不例外。不過，對比印度人創業以及中國人回國創業成功幾率，中國科技人才要在硅谷實現創業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1993年到硅谷，那時硅谷華人很少，創業的更少。內地過去的沒幾個，英文也不是很好，能在大公司謀到個職位就很不錯了……總的來說，中國人還是以找到好工作為目標。”鄧峰說。他在1997年和柯嚴、謝青創立了NetScreen公司。2012年，NetScreen被收購時價值高達42億美元。

鄧峰之前的1996年，浙江人朱敏創立網訊公司。網訊于2000年7月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其市值達十幾億美元，2003年，網訊被福布斯評為5年中成長最快的25家IT公司之一。此后，謝青創辦的網絡安全公司飛塔(Fortinet)一度在納斯達克市值接近60億美元。陳大同等人創辦的上市公司豪威科技(OmniVision)是蘋果iPhone的核心拍照部件供應商，后來以19億美元的估值出售。同樣，金海平1999年創立主營無線定位業務的泰為公司。2007年泰為成為硅谷網絡等產業中成長最快的公司。2010年5月14日，泰為在納斯達克上市。

但是，這樣的成功案例，卻都是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了。最近十年來，卻成為中國科技人才硅谷創業斷層十年，在印度人占領硅谷，以及無數商業模式、技術創新興起的同時，沒有聽到一個中國科技人才在硅谷成功創業的案例。

這個現象讓人不解——畢竟，如今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中國資本不斷融入硅谷，尋找投資的機會，相比十多年前的創業前輩，如今在美國的中國創業者有更多、更便捷的渠道可以拿到資金。

“最近一批硅谷中國創業公司更多是專注于社交領域，但由于文化因素，中國人在這一領域并沒有什么優勢。”賈石璉在硅谷生活了二十五年，先后創辦了四家創業公司，但這四家公司卻基本上都是無聲無息，他的看法是，相比回國創業，中國大陸人才要在硅谷創業打拼，在融資、市場、媒體、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多無法解決的難題。

實際上，在美國頂尖VC眼中，現在很多的中國創業者仍然難以打動他們，雖然中國資本能提供充裕快速的資金，但這些中國資金卻很難帶來美國市場的投后服務，而要在美國市場增長，獲取主流VC的支持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很多創業者拿了中國VC的錢，做著做著就回國去發展了。

歸根到底，文化還是最重要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硅谷華人投資者就透露，現在很多在硅谷的華人創業公司都是留學生、工程師創辦的，他們并沒有真正融入美國文化。“我見到很多華人創業者在回答美國投資人問題時，存在著回避核心以及缺乏自信的現象。這也是很多美國主流VC對中國創業團隊猶豫的關鍵原因。”他說，你都不能面對面打動投資者，怎么去征服美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