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表明，每一輪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不僅深刻改變全球創新版圖，還會引發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的大國消長和主導權更迭。面對不斷加速的數字化轉型，中國若能抓住這一輪數字技術主導的產業變革機遇，并有效應對生產方式轉型中的各種挑戰，將有望在未來10—20年實現從追趕者到引領者的歷史性跨越。

中國創新發展的全球位勢

1．總體水平評價

經過數十年的追趕，中國整體科技實力正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轉變，在一些重要領域已開始成為全球創新引領者。特別是近五年來，中國不僅在載人航天、深海探測、量子通信、超級計算、大飛機等領域涌現了一批世界矚目的重大成果，還在高鐵網絡、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領域引領世界創新潮流。總體而言，中國已經成為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大國，在全球創新格局中的位勢不斷提升。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2018）排名顯示：在全球141個國家中，中國從2012年的第34位快速攀升至2018 年的第17位，已躋身全球創新型國家行列。相對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第一梯隊”和英國、法國、以色列、新加坡、部分北歐國家等“第二梯隊”而言，中國當前的整體創新實力處于世界“第三梯隊”行列，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更是處于顯著領先地位。

（1）主要優勢

當前，中國在科技與創新實力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數量和規模上。主要包括：科技投入規模、主要科技產出數量（專利、論文等）均位居世界前列；“科技人才紅利”日益凸顯；擁有相對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以及部分產業領域的商業成熟度、國際貿易水平和快速迭代能力較強等。

科技投入和產出數量大幅提升。中國研發（R&D）支出總量已超過全球總支出的20%，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R&D支出強度達到2.1%，不僅領先處于相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還超過了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科技論文產出增長迅速，2003-2013年，全球占比增長了兩倍多（從6%到18.2%），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2位，被引數從第8位升至第4位。中國專利部門受理的專利申請量自2011年起已連續6年居世界第一，向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及歐洲和日本專利局提交的專利申請數量也在增加，2017年首次躋身歐洲專利局五大申請國之一。中國的研發人員數量已超過全世界研發人員總量的25%，居世界第一。

創新規模逐步擴張。中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日漸凸顯，整體創新能力在快速學習與追趕中顯著增強。企業研發支出占全社會研發支出的比重超過75%，企業研發人員數量超過全社會總量的70%。2016 年，中國72.6萬家規模以上企業中有28.3萬家企業開展了創新活動，占比達39.1%。創新型企業的國際地位也快速提升。普華永道2017年發布的《全球創新1000強企業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以113家入圍企業進入全球前三，僅次于美、日；其中，阿里巴巴作為首家中國企業入圍全球最具創新精神的前十強企業。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5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企業在客戶中心型和效率驅動型的產業領域創新優勢最大。近十年來，中國占全球制造業附加值的比重已從2004年的8%上升至2014年的25%；這與中國相對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龐大且多層次的內需市場、快速迭代的組織創新等相關。

（2）主要劣勢

在優勢漸長的同時，中國科技與創新實力的短板仍較多，與先進國家相比，主要體現在質量效率、動力能力及開放水平上。主要包括：科技產出的質量不高（原始創新和突破性創新少）、高素質人力資本有限；技術擴散水平、成果轉化質量仍需提升；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長期存在；企業研發強度偏低，整體創新活力不足，全球領先的創新型企業少；多數高技術產業的附加值不高，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集聚和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水平有限等。

科技產出的質量和效率不高。如，與美、日、歐等先進國家或地區相比，中國專利的質量亟待提升：無論是在三方專利申請份額、國外專利轉發的引用率，還是專利存量百分比、發明專利與實用新型專利比例等體現“質量”的核心指標上都還相對落后（Branstetter et al.，2013；Prud’homme & Song, 2016; Prud’homme, 2012）。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的發明專利申請只有18%來自外資機構，但是授權的發明專利有1/3屬于他們（Jefferson，2015）。盡管中國專利增長迅速，但受制于專利質量不均衡等原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OECD，2017）。又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2017）的合作研究顯示，受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多因素制約，以數字技術為例，信息技術在各地之間的擴散較慢，企業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比OECD國家滯后5-10年。

企業和產業創新的動力、能力不足。與領先的創新型國家相比，中國企業的整體研發投入強度仍然較低。2014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僅為0.84%，與美國（19.74%）、日本（10.50%）等國家差距巨大。即便是研發強度達到1.29%（2015年）的中國500強企業，與世界500強企業平均5%的研發強度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盡管中國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制造業企業占比已從2014年的26.5%升至2016 年的39.7%，但仍落后于歐盟15國平均水平（47.3%）。中國長期處于技術貿易逆差狀態，每年技術進出口逆差額超過100億美元。同時，盡管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規模全球領先，但加工貿易部分占比高達70%，且大部分出口企業是外資企業——說明中國企業仍位于全球生產鏈的中低端，高度依賴進口設備和零部件，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凸顯。

創新體系的開放、包容性有限。與當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比，中國創新體系的開放水平總體上并不高，特別是集聚和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制度環境尚不完善。基于國際比較研究顯示，中國在知識要素、技術要素、人才要素、資本要素以及制度環境等多個維度上的開放創新水平都存在一些明顯短板，整體處于全球中下游水平。如，吸引高技能的國際移民少；以知識產權跨境交易為代表的國際技術貿易失衡，高技術服務貿易強度低，企業國際創新合作強度弱；全社會研發經費中的外國資金占比過低，與研發大國的地位不符，研發國際化水平不高；營商環境便利性處于全球中游水平，遠低于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

2．在新興領域的水平比較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中國在個別領域的技術積累和應用水平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整體而言，與創新領先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多數新興領域仍處于跟蹤狀態，主要是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突破性、顛覆性創新相對少。

（1）科技力量比較

就科技力量對比而言，“跟跑為主，并跑、領跑開始增多”是當前中國在新興科技領域的總體態勢。早在2013年，科技部組織的“國家技術預測研究組”已對包括信息技術、生物、新材料、先進制造等12 個領域1346項技術進行了全球范圍內的對比評價（信息技術、生物、新材料、先進制造四大領域有548 項）。結果顯示：中國領先的技術僅69項，占13%；并行的166項，占30%；跟蹤的313項，占57%。在領先技術中，信息技術20項，生物21 項，新材料22項，先進制造6項。

近幾年，伴隨著中國政府對一些戰略高技術及前沿科技的大規模投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中國在多個關鍵新興技術領域的科研實力和創新潛力都取得顯著進展。從專利數據來看，2012 年-2016年，世界范圍內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專利數量激增，中國是全球發明專利申請增長的主要動力，申請量的全球占比由2012年的27.0%快速升至2016年的44.3%。以2016年為例，全球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在中國（含港澳臺）申請的發明專利數量最多，高達35.0萬件；美國、日本、歐洲、韓國分別為13.8萬件、6.5萬件、6.4萬件、5.4萬件（以五國/地區為目標國/地區的申請量占全球申請量的85.6%）。從各領域目標國/地區分布來看，中國、日本、美國、韓國、歐洲在目標國排名中均居前五之列；中國在七大產業中均位居第一位（見圖1）。同時，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累計有效發明專利已達71.9 萬件，其中來自國內機構（含港澳臺）的申請達42.9萬件，占比59.6%。可見，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新興技術領域競爭的重要高地，引來全球主要國家加強在華布局，本土機構在新興領域的技術積累也不斷增強。

不僅如此，在新一輪以數字技術為主導的技術革命中，中國的快速趕超態勢逐步凸顯。以人工智能領域（AI）為例，中國已與美國一樣成為該領域技術研發和風險投資的領頭羊。盡管該領域中國學者的整體影響力尚不及美國，但在該領域的重要科技論文數量已超過美國。全球AI專利數量中，美國、中國、日本位列前三，且數量級接近。中國在AI領域的技術進步和快速趕超甚至引起了美國國防部的戰略性重視——中國的巨大規模讓它與像韓國或日本這樣的其他技術創新力量迥然不同，專門將中國在新技術領域的崛起作為美國國防戰略制定的核心內容。在機器人及無人駕駛領域，智能制造領域，大數據、云計算及物聯網領域，金融科技領域等，中國的快速追趕態勢也日益強化。

不過，在與這些新興科技高度相關的高技術領域，中國技術積累不足的短板也仍然不少。中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基礎方面仍存在不足，特別是在集成電路、高精度傳感器、基礎軟件和大型工業軟件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又如，在醫療健康技術方面，電子醫療設備的專利平均被引頻次不及美國的1%，藥物研發的關鍵靶點、疫苗抗體生產的關鍵細胞株、動植物育種的關鍵核心基因等被歐美發達國家壟斷。再如，中國的新能源專利申請量已世界第一，但主要是在國內申請，國外申請量僅1.4%，遠低于美國的38%、德國的25.7%和日本的18.5%；從引用率看，中國光伏專利被引率僅14.9%，而美國、德國、日本都在60%以上。

（2）創新實力比較

就創新實力對比而言，中國憑借快速的技術學習和能力積累，充分利用巨大且多層次的國內市場、逐步改善的創新基礎設施及市場環境，在塑造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上呈現出全面升級態勢。

在新一輪以數字技術為主導的技術和產業變革中，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領域的崛起正在重塑世界創新版圖。來自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2017）顯示：中國目前已是全球領先的數字技術投資與應用大國，孕育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獨角獸”公司；市場體量龐大，能夠推動數字商業模式迅速投入商用，而且本土市場擁有大量熱衷數字科技的年輕消費者；業務遍及全球的中國互聯網三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正在布局多行業、多元化的數字生態系統，力圖深入觸及消費者生活的各個方面；政府也在積極鼓勵數字化創新與創業，不僅給了企業試水空間，還以新技術的投資者、開發者及消費者的角色予以支持。

中國在數字經濟的多個產業領域已具有全球領先優勢。以電子商務為例，10年前，中國的零售電商交易額不到全球總額1%，如今占比已超過40％。據估算，目前中國的零售電商交易額已超過法、德、日、英、美等五國的總和。又如，移動支付在中國互聯網用戶群體中的滲透率也在迅速增長，從2013年的25%提升到2016年的68%。2016年，中國與個人消費相關的移動支付交易額高達79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11倍。再如，全球金融科技領域每23 家非上市“獨角獸”中就有9家是中國企業，且占據了全球金融科技企業總估值70%以上。在全球262家“獨角獸”中，三分之一是中國公司，占全球獨角獸公司總估值的43%（見圖2）。在通訊、網絡領域，不少中國企業已具備全球創新領先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吸引全球前沿數字技術投資的主要國家之一。中國的數字化投資與初創企業生態圈的活躍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斷增長的中國風險投資（VC）行業對數字化領域愈發關注。從整體上看，中國VC行業發展迅猛，投資總額從2011-2013年的120億美元迅速增至2014-2016年的770億美元，在全球風險投資總量中的占比也相應從6%提升到了19%。大部分VC資金流向了大數據、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數字企業。中國對某些關鍵數字技術的風投規模位居世界前三，包括虛擬現實、自動駕駛汽車、3D打印、機器人、無人機及人工智能等。

總體來看，在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興科技領域，中國的技術能力和創新能力正不斷增強。在新技術革命驅動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影響全球創新格局不可忽視的重要一極。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不僅已成為全球數據流動的主要國家，也是全球數字技術投資大國。隨著數字全球化進程加速，中國正在通過并購、投資、新商業模式輸出及技術合作等方式，逐步成長為引領全球數字化發展、改變數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

創新互動：中國與世界

1．重大機遇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給中國帶來一次利用新技術“變軌”實現跨越和利用全球價值鏈“重構”實現躍遷的重大機遇。作為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制造業規模全球第一的中國，受到新工業革命的影響將遠超其他新型工業化國家。利用好后發優勢，實現“換道超車”，將是中國積極部署和參與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性機遇。具體來看，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的重要機遇及潛在優勢。

首先，這一輪新技術革命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主導，將引發國際產業分工和生產格局的大調整、大變革。從分工方式看，制造業服務化、專業化以及產業鏈分工細分等特征凸顯，服務業也加速向制造業滲透。中國是世界上擁有全球最大制造業規模和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利用數字化轉型加速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不僅將提升制造業效能和產品附加值，還將帶動服務業結構持續優化，不斷孕育新動能。從生產方式看，新技術將驅動生產格局向網絡化、分布式方向發展，個性化定制和大規模定制將占據主流，社交化的制造平臺不斷涌現。中國企業將有更多機會更加廣泛、深度地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特別是有望快速提升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

其次，新技術革命將給大量處在后發追趕地位的中國企業帶來換道超車、邁入前沿的重大機遇。在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技術基礎日漸夯實的條件下，革命性新技術、新模式的群體性突破，必將帶來全球產業布局乃至經濟格局的革命性變化，也將引發新一輪各國競爭優勢的更迭。按照后發國家技術和市場追趕的一般規律，就成熟技術和已有市場而言，追趕的機會窗口相對較小，且進入壁壘和進入成本高，要實現跨越非常艱難，顛覆性創新出現的概率相對較低。但就新興技術或需求而言，特別是對處于萌芽期的新興產業，技術體系尚不健全、技術壁壘（如知識產權）尚未形成、產業競爭格局遠未成形、需求變化和商業模式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這些都為后來者的追趕與跨越提供了全新的機會窗口。當前，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智能終端及服務、高端裝備、生物科技、醫療健康、材料技術等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技術變軌”和“市場變軌”的機會窗口。近些年中國企業在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領域邁入世界領先地位，恰恰是利用新技術變革實現快速趕超的充分顯現。與此同時，新技術擴散也促進了大量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產業的發展，增長新空間大量涌現。

再次，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將加速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倒逼”出更多的追趕機會。當前，我國制造業自動化和信息化水平總體上仍處于信息化早中期的工業2.0時代。企業人均工業機器人擁有量僅為每萬人49臺，低于世界69臺的平均水平，是德國的1/6，韓國的1/10。企業通過技術改造實現裝備升級還有很大空間。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不僅能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還可大幅降低能耗和物耗水平，實現清潔、綠色、高效生產，推動傳統產業向高品質、高附加值的價值鏈中高端邁進。

最后，中國已經擁有不少搶占先機、贏得主動的有利條件。一是伴隨數據、知識和網絡資源成為新的競爭力源泉，中國的各領域數據規模、信息和知識量潛力、網絡市場總價值均居世界首位；二是中國已深度介入包括電子信息、互聯網、新能源、3D打印、生物醫療等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具有一定的科技基礎和巨大的市場基礎；三是中國在數字化、信息化領域已建立起了較好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全產業鏈配套能力；四是中國的“科技人才紅利”不斷凸顯，智力型、技能型人力資本規模較大、成本相對較低，成為吸引全球研發和創新機構集聚的重要優勢；五是市場環境改善和政府監管機制的轉型提速，激發了大規模自下而上的創新創業活動，為許多“創造性破壞”創造好的產業生態。

2．重大挑戰

比較優勢轉換、發展方式轉型與新技術、新產業變革交匯下，在帶來歷史性機遇的同時，也對中國的追趕與創新帶來了極為嚴峻的挑戰。已有關于技術和產業變革規律的研究發現：從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長周期來看，技術軌道、市場軌道的轉換并不是經常發生的；即便是發生，后來者能否抓住“新機會窗口”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是否有一定的技術積累、規模化的創新型人才隊伍以及前沿技術研發的持續投入；是否擁有支持新技術、新產業發展的戰略布局、需求條件和市場試錯機會；是否具備支撐產業鏈重構、價值鏈升級的制度環境等。在新工業革命下，中國必需打破傳統的追趕與發展模式，跳出路徑依賴或鎖定，并在技術、市場和制度等多個方面補足相應的后發劣勢。

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仍然是主要挑戰之一。抓住新技術革命機遇和邁進前沿需要夯實科技基礎，是決定我國邁進前沿還是拉大差距的關鍵。我國科技發展在個別領域進入前沿、少數領域接近前沿的同時，基礎研究薄弱、關鍵技術不足、創新底子不牢等問題亟待破局。即使是在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的部分前沿技術領域，我國的優勢以應用為主，原始創新能力、關鍵共性技術能力仍存不足。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我們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追趕模式也可能不再適用于今天的創新范式和創新需求。特別是在新興科技領域，中國繼續引進和利用國外先進技術的機會空間大幅縮小，更多需要原始創新、合作創新，而非跟隨式創新。其次，技術突破和產業創新對包括知識產權運用及保護、投融資、營商環境及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等外部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對政府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的迫切性、艱巨性加劇。再次，巨大的沉淀資產和較高的轉換成本還可能對創新方式和路徑的升級造成隱性制約——這就亟需中國日漸多元的創新主體們逐步建立起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氣和跳出“路徑鎖定”的謀劃。最后，新技術革命及其大規模擴散可能對中國的傳統競爭優勢帶來重大影響。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應用，將改變傳統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線式生產模式，削弱中國低成本勞動力競爭優勢；數字化制造的優勢體現在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和提供個性化產品，若分散化的生產方式取得重大發展，則中國的產業規模優勢和配套優勢將遇到重大挑戰。中國既面臨國際激烈的創新競爭，又有后發國家追趕，不進則退。

新的重大挑戰正在形成，特別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對我國傳統就業模式和教育方式的顛覆性影響。以人工智能、機器人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大規模擴散，所影響的就業范圍將遠遠超越人們可以想象的傳統工廠車間。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的研究預言，未來15年內，全球將有4億—8億人的工作可能被機器替代，這相當于未來工作崗位的近50%（盡管目前可完全自動化的工作還僅不到5 %）。實際上，真正的問題并非傳統就業崗位是否會消失，而是數量龐大的勞動力能以多快的速度掌握新的技能，滿足數字經濟時代的就業新需求。這不僅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就業挑戰，從根本上說也是一場未來教育的挑戰。為此，深化面向未來的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一方面，需要加強對高科技人才的培養，為未來的科技應用培育更充足的人才隊伍，促進人類更好地應用科技成果。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培養具備綜合素質、全面發展的人才，需要更加重視個性、創造力的教育，大力推進教育創新。

3．中國崛起的全球影響

近十多年來，中國研發投入、科技產出和技術能力的快速增長是改變亞洲乃至全球創新格局的決定性因素。去除中國因素后，無論在研發投入還是技術產出方面，新興經濟體對全球創新格局變化的貢獻都大幅減少。據OECD預測，中國的研發支出將在2019年前后超過歐盟和美國，躍居世界首位。盡管還存在制約創新的諸多障礙，但中國的技術能力及其國際影響力已不容忽視。中國創新能力的持續提升不僅影響著自身發展，也將對全球創新活動的分布、強度和方式等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以數字經濟為例。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已在全球價值鏈的紐帶作用下變成世界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未來將是數字全球化的時代，而非實體貿易一統天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數字企業通過并購、商業模式拓展、成為技術供應這三種方式努力擴展全球業務，這也許意味著中國即將來到全球數字化發展的最前沿。中國在世界數字化舞臺上的地位愈發突出，也說明中國可以更廣泛地參與甚至領導全球治理，為解決競爭沖突、互惠互利、數字主權等挑戰做出更大貢獻。

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的創新崛起對全球創新格局乃至國際經濟格局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眾多處于后發地位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具有引領性意義。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到來驅動全球進入高強度、多極化的創新發展時代。許多后發經濟體都將有機會在創新上實現快速追趕和重點突破，傳統發達經濟體的技術領先優勢也將相對下降，全球科技力量對比悄然生變。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曾預言（2016）：當今世界乃至未來二三十年都將處于轉型期，其核心標志是財富和經濟實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全球創新格局的新變化將對世界經濟增長前景和國際產業分工帶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多個新興創新增長極的出現，不僅加速了全球生產要素和創新資源的新一輪再配置，也催生了更廣闊、更融合、更高效的全球創新網絡加速形成，國際經濟格局也將呈現深刻變化。

面向未來的政策選擇

新一輪技術革命將帶來技術發展的多樣化，創新的不確定性增強，特別是產業發展中蘊藏著大量顛覆性創新機會。因此，創新環境變得更加重要，政府應著重塑造良好的創新環境，煥發市場活力。中國已經具備良好的創新發展基礎，未來15—20年處于從“追趕者”到“趕超者”進而到“領先者”的角色轉變的關鍵階段，數字技術革命為中國“換道超車”實現趕超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發揮好網絡市場規模巨大、人力資源豐富等優勢，彌補制度短板，克服面臨的挑戰，鼓勵創新，有望走出一條從應用創新到原始創新演進的創新道路，最終實現趕超。

（一）積極謀劃，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經濟時代，寬帶網絡、物流、電子支付等成為新的基礎設施，需提前謀劃布局，搶抓發展機遇。從一些傳統的衡量方法來看，目前中國的數字技術發展水平和普及率在全球僅僅居于中游，在2016年世界銀行“數字技術普及應用指數”中位列第50（共131個國家），“網絡就緒指數”位列第59（共139個國家）。這是以全國平均發展水平作為衡量依據的。我國數字基礎設施還存在不平衡的問題，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差距很大。應加快推動云、網、端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數字基礎設施普及水平。

（二）主動作為，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

推進科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科技創新模式從需求驅動轉向需求和供給交互驅動，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在部分領域實現前瞻性、原創性、引領性重大科技突破，逐步從科學技術的“跟隨者”“追趕者”“并跑者”向“發明者”“創新者”轉變。圍繞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等新興技術領域，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在應用基礎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

（三）苦練內功，推動人力資源和教育體制改革

根據數字技術革命的人力資源需求加快科技體制和教育改革，培育創新型人才，激勵人才創新。應正確認識教育對于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基礎性作用，摒除落后或錯誤的教育理念、方法及制度，深化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營造真正有利于激發創造力的教育生態體系。構建多樣性、多層次、開放性的辦學體系，適度競爭、包容開放，拓展創新型人才培育的教育模式。引導全社會共同營造自由、寬松、包容的育人生態。需要針對人口年齡結構和數字化需求，設計過渡計劃，構建終生學習體系，鼓勵再學習和再就業，嘗試零工經濟等，避免數字化進程中的職業不適應性和勞動力市場的諸多問題。

（四）擴大開放，建立多元、融合的開放創新體系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的知識基礎和技術能力越接近前沿，創新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越高，越需要獲取超過本國傳統專長的知識基礎和創新條件。要順利實現從追趕向前沿引領的轉型升級，迫切需要提升我國的開放創新能力，推動形成“走出去”和“引進來”深度融合的開放創新局面。構建深度融合的開放創新體系，關鍵是要營造適宜的創新生態，完善有利于開放創新的體制機制，不斷增強我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深度和廣度。要從根本上改善開放創新環境，首先必須夯實有利于全球創新要素集聚和擴散的基礎性制度，特別是在知識產權和產權保護、營商環境、政府監管方面，最大限度地激發創新活力。應不斷提高我國科技與創新政策體系的包容性，特別是涉及人才吸引、數據流動、涉外管理及審批、外商投資及境外投資等方面，要切實推動創新能力的開放合作。我國還應深入參與全球創新治理，主動設置全球性創新議題，積極參與重大國際科技合作規則制定，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中凸顯“中國價值”，增強國內創新政策與國際競爭規則及主要國家間的制度協調性，不斷提升在全球創新治理中的影響力。

（五）接軌國際，積極參與全球數字治理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機、物等通過網絡連接在一起，同時信息被數字化后，人們采集、獲取數據信息變得更加容易。一方面，數據中蘊藏著價值，需要流通才能釋放潛在的價值，另一方面，數據中包含重要的信息特別是用戶隱私，數據的不當利用將給人們帶來重大損害。因此，既需要開放數據促進流通，又需要確保數據安全，防止用戶隱私泄露。這既涉及國內的政策協調，也涉及全球的數字政策協調。當前，我國數據開放程度較低，在全球144個國家的數據開放排行榜中位列第71，需要加快推動公共數據開放，建立良好的數據流通制度，使數字化進程中的企業競爭更加公平。同時，政府應注重協調全球數字化發展，力爭在網絡安全、數字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數字主權、數字經濟量化等領域達成全球共識。通過多邊和雙邊談判，與其他國家構建共同的跨境數據流動規則，降低規則差異給跨境數據流動管理帶來的風險和成本。

（六）包容審慎，打造良好的創新環境

發揮我國網絡市場的巨大優勢，堅持從應用創新向原始創新演進的創新道路，積極構建與新技術革命相應的產業發展制度，促進科技成果應用，加快新一輪技術革命在我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一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準入障礙，支持創新創業，為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獲得創新資源和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濫用壟斷地位行為的規制。二是對新業態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模式，建立適應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良好市場監管制度。三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消除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通過質量、標準、安全、環保等方式引導市場主體行為，發揮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