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態度波及到學術界，美國情報機構已開始著手敦促美國各研究型大學達成協定，要求這些大學對中國留學生以及來自中國科研機構的訪問學者加強審查監控。

01 針對中國的特殊審查

自去年以來，聯邦調查局帶著一份關于中國研究機構及公司的非機密名單，已至少訪問了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 AAU）中的10所大學。眾所周知，AAU這個由62所知名高校構成的組織，目前已是北美乃至全世界規模最大、學術性研究范圍最廣的大學組織。FBI伸手向AUU，表明聯邦政府對學界的干預正在逐漸浮出水面。

據三位來自不同大學的負責人介紹，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曾向這些大學建議，如果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跟FBI名單上的中國機構有關系，則需要對其進行審查。此外，聯邦調查局還敦促大學著重審查那些有中國人參與的、涉及到國防應用的研究項目。

印第安納大學研究部副主任Fred Cate稱，為了能夠獲知這些被審查對象正在進行何種實驗、接觸到了哪些信息，聯邦調查局問了他很多流程上的問題。他說：“這不是單純地在檢視可疑行為，他們實際上是在針對特定國家和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們。”

面對人們的質疑，聯邦調查局回應稱，“這跟我們的一項長期工作有關。作為該工作的延展部分，我們廣泛會見了各個團體、組織、企業，當然也包括學術機構。并且，聯邦調查局已經和學術界的高級官僚會晤，這是我們負責的國家安全事務的一部分。“

雖然聯邦調查局的發言人做出了聲明，稱他們對其他國家的人士也采取了同等的審查舉措。但是從FBI的簡報看，還是能明顯地看出其對中國的針對性。而這種針對又尤以對自然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人才為甚。

02 學界態度

不過，聯邦調查局的這項要求是建議性而非強制性的。負責人們稱，FBI簡報中的大學尚未執行這些附加審查協定。大學方面普遍懷疑聯邦調查局口中的安全威脅的嚴重程度，并稱聯邦調查局的協定建議缺乏明確的可操作性，因此對該協定予以延宕執行。

2019年3月，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的七十余位大學負責人被邀請參與會議，美國情報官員則在會上公開表示，學院負責人應加大對中國研究人員的監控力度，避免研究經費流向像***這樣的中國企業。一位未被授權公開發言的參會者說，負責人們雖然“對這種說法持保留態度，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握有美國政府撥發的研究資金。”言下之意，是說負責人們多少也有點“吃人嘴軟，拿人手短”。

實際這種說法并非聳人聽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所采取的一些行動就能看出這種說法的合理性。在2018年8月，NIH懷疑存在一些研究項目正在接受他國政府的重大財政資助而未披露相關情況，并由此展開調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 Francis Collins在致函近萬家研究機構，稱：“外國勢力已經采取系統性措施，對NIH研究人員和同行評議制度施加影響。”2019年3月，NIH又致函全美數十所研究型大大學，要求其提供個別獲得NIH資助的教職工信息，因為這些人被認為與外國政府有所關聯。NIH為何能向這些研究項目施壓，個中緣由，讀者應當一目了然。

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列入交易黑名單，禁止美國公司在未經政府授權的情況下向其銷售產品。不過三位大學負責人透露，與中國企業***和中興的研究合作，其實早在2018年初就已經遭遇壓力。Cate回憶說：“幾個月下來，政府官員總是說，‘我們真的覺得你不應該再和***合作’，我們回答，‘那你把它列上黑名單，我們就不能和它合作了啊’。然后他們的表情就像在說，‘噢，列名單要走的程序實在太慢了’。”

顯然，聯邦調查局的介入在美國學界產生了連鎖效應，讓美國學者開始猶豫是否還要接受與中國學者有關的聯邦資助項目。Cate說：“我們不會說你不能接受聯邦資助，我們也沒有任何合法性指責聯邦政府有何不妥，但是你畢竟應該清楚，接受這類型的資助項目極可能會惹上一些敏感性。”

另一方面，數位大學校長今年都發表聲明，重申了他們對中國研究人員和中國學生的承諾。上個月，耶魯大學校長Peter Salovey表示，他正與美國大學協會的負責人一起，敦促聯邦政府回應他們對國際學術交流前景的擔憂。而AUU在鼓勵各機構使用如“出口管制”等既定工具的同時，也肯定了開放式學術交流的原則。這里說的“出口管制”是一種電腦程序，它被大學或公司用來自動審查國際研究合作、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交流是否合規，該程序會在審查時將審查對象與政府黑名單進行核對，以確保它們不違反出口管制法律。

目前，包括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和伊利諾伊大學在內的眾多大學，都已經停止了與***的研究合作。不過，根據三位大學負責人的說法，除了***之外，目前還沒有其他的中國實體被列入聯邦調查局的合作黑名單。不在黑名單上，就意味著不能使用“出口管制”的程序自動核對。換言之，對審查對象的審查工作就必須人為完成，由人審查、由人舉報。毫無疑問，這極可能造成巨大的誤差。

Cate說到：“你得指望這么一個審查機制，它必須要一個部門一個部門、一個人一個人地挨個審查，看看人們是否將研究數據打包寄去了中國。”

03 背景與成因

長期以來，特朗普政府一直指責***，這也是兩國貿易戰的發端之一。隨著華府對中國的負面情緒愈發激進，情報機構不僅登門拜訪了大學，也找上了美國各大科技公司，以阻止他們與中國企業或機構進行合作。

聯邦調查局還向數百名CEO、投資者和智庫專家介紹了來自中國的網絡安全和***威脅問題。對于這些信息公布活動，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主任William Evanina 解釋道：“我們提供的信息，僅僅是關于中國在美國所收集信息的優先級，即，中國想要收集什么信息，他們對我們校園中的什么東西感興趣。”

上個月，美國參議員Mark Warner在布魯金斯學會上宣稱：“我們必須提醒國家此刻中國的所作所為。為了這個目的，我一直在邀請情報機構和商界、學界的利益相關者參加會議，以確保他們清楚我們面臨的威脅，并期望他們能對與中國的合作關系作出不同的決定。”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留學生群體成為了重點懷疑對象。自去年7月以來，中國留學生，尤其是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的留學生，必須接受額外的審查。這最終導致數百名學生的簽證被推遲發放。

前聯邦調查局特工Edward Shaw 解釋道：“1991年蘇聯解體后，大學加劇了國家對安全的擔憂。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政府機構也會與大學溝通，直接與被審查者溝通，而不是列出一份廣泛的機構名單。”如今華府廣撒網的審查姿態，也必將更深刻地影響學界的未來走向。

2019年5月，共和黨人向參眾兩院提出了立法議案，期望停止向來自中國軍事附屬機構的研究人員發放簽證。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topher Wray更是公開聲稱：“中國情報部門利用他們掌握的一切工具，系統地竊取美國的機密信息和知識產權，這些‘工具’包括他們的國有企業、學生、研究人員和那些看起來是私人公司的機構。”

前聯邦調查局特工Todd K. Hulsey表示，聯邦調查局最近對大學的訪查行為，只是他們與私營部門和學術界在國家安全方面進行的延伸合作。Hulsey說：“聯邦調查局在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延伸工作和教育計劃。此類會議在二十年前就已經開始，發起的原因是當時擔心中國留學生協會是中國情報機構的前鋒。” Hulsey表示，這樣做是為了讓這些大學知道，我們的經濟存在著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