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圍繞新科技革命趨勢，重點討論了科技產業的轉型發展形態。提出了以協調發展完善科技經濟發展多元化和社會結構高度化的功能需求；以多元復合相兼,建立科技、經濟與社會系統發展的"共同域"或"共同點"，并將協調發展作為一個戰略形態，推進科技經濟與社會在產業轉型中的互動程度，確立其在新產業、新業態的內生變量的地位。進而在重新檢視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提出科技產業經濟學的新范式、新體系等結論。

一、科技革命的轉型形態

風起云涌的科技革命加速了科技經濟體制與社會結構的變革，帶來了新產業空間、形態及其學科組成的豐富內涵，并深刻地推動創新領域、行業界面的互動融合、交叉滲透，從而刷新了科技產業經濟學的各種定義與學術觀點。盡管如此，這些變化仍然來源于新科技革命鍛造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與新模式，并形成了世界科技經濟演變的新景觀。不同的是，科技產業經濟的無形資產、知識產權以及大數據、柔性管理、服務價值等，較之科技產業其他部分有較大的比重和獨特性。在這部分產業轉型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密集型產業在整個科技產業結構中的構成更為明顯。知識、人才資源的儲備以及創新性研發、思維、教育、設計等與智能制造成為實現科技產業及經濟增長的源泉。智力型的生產者使科技創新資源具有流動性、擴散性、共享性。智力型生產者掌握著知識產權、生產技能和管理方法，并攜帶思想、知識與技能隨之流動。這些改變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的關系，讓科技經濟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的以知識資源、專業技能及研發成果所有權者來確定科技產業經濟發展的趨向。同時，作為知識價值結構中的載體價值還包括物化勞動價值。知識轉移頻率越高，應用范圍越廣，轉移價值和效益就越明顯。在向其它部門進行廣泛滲透延伸的基礎上，新的分工形式與新產業、新技術進一步結合，催生了一些新興的“邊緣產業”，形成了知識密集型的科技產業系統。這些根本的變化，突出反映了在科技產業轉型發展中，知識和人才資源對于科技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知識生產、應用擴散，實現了經濟規模的有形資產向無形資產的轉變，提高了有形資產的科技價值與知識含量，也形成了一系列轉型發展的新形態和新變化。

知識創新、應用擴散與產業轉型的供需結構關系愈加密切。在已往經濟形態中，傳統工業是以資源、勞力、資本為基礎的，而科技產業經濟中的第一要素是無形資產的知識。產業競爭力與市場規模來源于創新資源、知識資本的占有、配置、生產和應用。積聚財富的核心主要是科技、人才資源及其信息體系。最有利可圖的不是大規模生產提供的標準產品，而是個性化、小批量、多品種、定制生產的創新產品。如美國新增產值2/3就是通過像蘋果、微軟、谷歌等這樣的科技企業創造的。許多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超過了總資產的60%。同時，擁有知識和技術的人獲得就業和高報酬的工作增多。隨著實物經濟的激烈競爭和規模發展，一些高科技公司的科技成果、企業品牌、商標、市場銷售能力、設計開發能力等無形資產的價值和贏利越來越高。產權已經不在是對有形資產的所有權、使用權，而且必須包括對無形資產的所有權、使用權。特別是知識產權作為無形產權具有極高的附加值和極大的復制傳播性，知識資產的價值在迅速遞增。無形資產與傳統產業改造有效地結合起來，使產業迅速升級，進而帶動了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

互聯網+的知識應用、產品應用和服務社會化的影響更為廣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將跨域合作、協調發展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互聯互通，實時互動”，構筑了開放、透明和共享的互聯網機制和生態系統，推動建立了在新型合作機制上的“共享科技”。通過網絡化、智能化的協調發展，形成了轉型發展的新范式。互聯網與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加速知識更新、科技創新及產品換代，支持著科技產業的創新、生產及科技轉移的傳播與擴散，并加快了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調整。科技產業的智能設備，通過智能化，3D打印，無線傳感等技術使的智能設備成為創新研發與智能制造的工具。同時這些智能設備不斷向互聯網反饋市場大數據，以供系統決策使用。以互聯網+的進化和擴張，反映了互聯網深度融合和介入式發展的動態過程。表現在科技產業經濟領域中，知識服務領域不斷擴大，科技產品得到廣泛應用和替代。信息網絡的社會化中介服務等，在生產、創新、投資、市場類服務領域的比重越來越大。云計算和網絡擴散和應用在產業創新與轉型發展中得到普及和利用，使創新創業者從事產品研發和模式創新更為簡單、快捷、便利。創新服務和智能裝備能夠幫助人們處理各種復雜的工作，而且能夠作為最基本的工作設備替代人的研發、診斷、設計和加工。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智能設備等加快了科技產業轉型與知識更新，并促使應用知識的人向附加值較高的行業轉移，并帶來了職業結構的迅速變化，促使人才的流動和聚集。社會化的流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也加快了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換代和升級。

知識密集型服務在科技產業轉型發展的影響與日俱增。知識密集型服務活動涉及到科技、教育、金融、商務、咨詢、管理、貿易以及研究與發展等領域，并在科技產業經濟發展中處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現代制造中，教育培訓、管理、形象設計、研究與發展等活動的成本已占企業投入成本的60-75%。知識密集型服務活動在經濟增長中日益顯示出獨特的特征：以知識服務可以獲得產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知識服務主要是以知識資本、知識資源或知識人才作為服務的基礎；知識服務在科技產業經濟中的增長份額不斷遞增，并衍生出新業態。知識服務在科技產業經濟發展的地位，反映出進入新經濟發展階段，市場需求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知識服務多元化的傾向。隨著市場需求結構變得日益復雜且產品知識密集度日益提高，研發、生產等更多地依賴網絡化、高科技，科技商品化、產業化過程中知識密集程度日益增強，產品研發和生產制造、運營管理過程中的服務需求日益增加。知識型服務業已成為產業價值鏈的重要部分，在創新發展、轉型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科技創新、資金投入和企業管理提供的一系列知識服務，特別是研發、融資和管理以及科技產業化等知識型服務的參與，構成了科技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特征。知識服務形成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將成為影響未來科技經濟繁榮的關鍵因素。

跨界融合加速共享合作與創新社會化發展。與傳統的創新組合有著本質的不同，由于大數據、網絡化、創新社會化打破了已有結構的創新組合，為破解創新發展的體制瓶頸，滿足各種多元合作的需求，實現市場需求與創新效益的最大化，通過府產學研資介之間跨部門、跨學科、跨領域的多元合作，構筑不同行業、空間一體、協調發展、各顯其能的創新組合。開放包容的創新系統快速打破了交互邊界，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邊界日漸模糊，催生出更多的市場機遇與網絡化的生態系統。在統一的網絡空間平臺上，要素彼此鏈接，共生共榮又互有競合。創業創新不再是單打獨斗，而是利益相關的創新共同體及其價值聯盟。跨界融合在經濟、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并在重新審視科技、經濟與社會的關系后，改變了產業轉型發展的路徑，形成了新的發展觀。產學研資介的交叉滲透、相互融合，建立跨界合作的創新機制，并以創新驅動理念，依托高校和科研機構，加強與企業的研發合作，解決產業轉型發展的重大難題。在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下，實現科技商品化、市場化的良性互動，促進創新成果在產學研資介之間合理運行。同時，轉變政府為單核心的發展模式，破除制約產學研資介合作的障礙。抓住產業鏈附加值較高的兩端，提升創新研發和資本運營能力，兼顧高端制造業，搭建創新平臺體系，以保證“府產學研資介”創新機制穩定運行。在兼顧各方的利益基礎上，完善相關的合作規范，創造友好的創新環境，形成良好的創新運作氛圍。

決策科學化和智能化對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型的影響越來越大。科技產業的重大決策和謀劃凝聚著大量知識生產成果，進入新經濟時代，決策依賴的基本元素，如數據、系統維度、相互影響方式，以及政府與產學研之間的相互聯系等方式都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決策觸發的一系列風險有可能加劇，依靠全球化、網絡化的智庫系統，協同各方科學研究與智力資源進行科學決策和戰略管理已成常態。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其超乎意想的高效率、智能化效果改變了傳統封閉式的決策研究范式，依托網絡化、智能化“外腦”，強化了決策咨詢研究對科技產業轉型發展的支持。如美國提出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為政府服務，并幫助政府進行大數據分析。一些科技經濟研究囿于傳統經濟學范疇，雖然強調科技創新作用，但忽視了智庫在科技產業發展的關鍵性作用，這是對知識生產的片面理解。而歷史表明，超前性決策研究關系到科技經濟能否得到迅速發展。如美國科技產業的發展就得益于智庫成果。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競爭力地位急劇下降，在90年代迅速回升，個中緣由，就是借鑒了智庫的決策研究成果。根據專家建議，1987年里根總統提出包括增加智力資源投資：促進科技發展；保護知識產權等6項重點戰略措施，發表了全面競爭計劃。進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根據智庫提出的國家關鍵技術報告等研究成果，提出了優先發展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以及建設“國家信息高速公路設施”等戰略，促進了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全球金融危機后，為重振美國制造業， 2009年奧巴馬政府推出再產業化戰略，頒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2010年，又出臺《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創造美國就業及結束外移法案》等政策。這些智庫研究成果，無疑對科技產業轉型升級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協調發展的轉型觀

以新科技革命為基礎的創新驅動，加速科技產業經濟研究進入科技、經濟、政治與社會相關領域。作為一種發展趨勢，網絡化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技術范式，它使社會再結構化，改變著科技經濟與社會發展形態。網絡構成了社會新的社會形態，也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模式（Castells,1996）。在網絡全球化的覆蓋下，共享經濟、共享科技等模式應運而生。共享經濟在當今這個稀缺的世界里，人人共享組織可以創造出富足。通過利用已有的資源，如有形資產、技術、網絡、設備、數據、經驗和流程等，這些組織可以以指數級成長。未來80%以上的產業都將被共享經濟所改變（Robin Chase，2015）。

眼花繚亂的創新驅動與轉型變化，使人們從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演進發展過程，看到了在新技術為基礎的網絡化社會里，其經濟形態與工業社會的經濟形態將發生轉變，出現了一種以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為特征的新經濟，其核心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生產力及對獲利能力的強調，脫離了工業經濟單一的生產力增長方式（Castells and Yuko Aoyama，1994）。新型互聯網經濟的資本共享性、資源可得性以及公共服務廣泛性，為共享經濟模式介入產業轉型發展提供佐證。面對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科技變革及其成果應用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等方面的影響，亟待超越傳統理論，重塑發展理念、學術概念、理論范式及轉型思維，并將其付諸實施。還要看到，雖然進入新經濟對科技產業經濟發展方式變化時期，但總體上還是在科技、經濟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范疇內尋求改善和提升。在網絡化、全球化發展階段，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在科技產業發展等方面的兼容性問題，不僅需要將科技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聯系起來的解釋，還需要突破這一狹義思考的范圍，從發展空間及其戰略的制約因素，如科技制約、經濟制約、社會制約、政治制約、時空制約等因素做出科學的解釋，并擴展到科技經濟與社會以至全球范圍進行全景式的思考。這種新發展觀和系統戰略思想，我們稱之為協調發展[1]。

協調發展作為一種新發展觀是對持續發展的運作模式和戰略框架的深化與完善。實際上，是將持續發展納入科技、經濟、社會與政治四維協調發展的整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發展系統（科技、經濟、社會、政治）諸要素的相互調整與整合，并在調整與整合的基礎上形成合理的發展結構和運作機制；為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進行系統性、動態性、適時性的調控和整合。通過調控和整合確保階段性發展與協調發展同步進行。因此，協調發展可以視為對諸發展要素進行調整的總調控系統。它包括多層次的協調發展體系；整體系統結構的發展協調和階段協調；局部系統的目標發展系統；局部系統的結構發展協調，等等。

協調發展結構與內涵界定表明,協調發展是科技經濟發展多元化和社會結構高度化的功能需求。它是一個新的特定的組合轉換過程,由滲透、交叉、融合三個階段組成。以多元復合相兼,形成系統發展的"共同域"或"共同點"[2]。因而將科技經濟及其產業納入協調發展，是針對不均衡發展的基本演進和響應過程。

毫無疑問，協調發展是一個由非均衡到均衡發展的過程。科技促進產業經濟協調發展，表明這一過程不是單元領域的“增長”而是系統領域的綜合協調，或者說是一種“增長”和“發展”的協調。以科技產業經濟為例，它表現為科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研究開發投入的增長等，還表現為在創新發展、轉型發展的過程中，科技產業經濟與社會、文化、教育、法制的協調發展。這一不同與以往的發展思路，源于網絡全球化、科技產業化為核心的跨界、跨域、跨行趨勢，以及科技經濟深度融合與產業轉型發展。因而從未來科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的愿景，構建不同領域的發展生態，必須以多元協調為關鍵變量，形成新的科技產業形態、價值鏈架構，進而提高全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三、綜合突進的轉型戰略

進入科技革命引發的新產業經濟發展階段，不均衡發展及其比較差距更加突出，各國均面臨著創新戰略與不斷變化的創新環境相適應的機遇與挑戰。新科技不斷的涌現，并廣泛滲透到相關產業經濟領域，深刻地改變了科技經濟的發展動力、發展方式與發展格局。新科技促進經濟增長的新機制、新流程，使傳統的發展模式已不適應轉型升級的要求。盡快超越單純投資主導、數量增長和規模擴張為特征的發展模式，轉向以消費、服務驅動為主導，供求、結構、質量和效益為目標的增長模式；由行業閉關式、體制分割式的傳統管理模式，轉向網絡化、開放式的協調發展模式，成為科技產業轉型發展的新戰略與大趨勢。

在這一過程中，協調發展改變了過往以追求“增長”為目標的單一轉換系統,這種表面化的“增長”,由于發展的不協調而產生“漏斗”效應,致使產出效益無法達到與資源投入相稱的極大增長[3]。新發展的基點是科技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其核心是形成戰略力量的創新系統，以及實現產業轉型發展的共享基礎。在促進科技產業結構轉型，延續其聚合、協調和同步發展機制的同時，借助網絡化技術基礎，將產業轉型中的社會服務與產業決定的關系轉化為信息流，并在創新資本的支持下，使其加深科技創新與知識服務在產業轉型配置的作用。科技與知識作為科技經濟理論的資本形態，以其所具有的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在信息流量、結構轉型中表現出收益遞增的特征，并以一種干涉變量進入經濟方式轉變的分析框架。通過教育、軟件、金融、咨詢等生產性、創新型知識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加快“生產要素”在質量效益上的改進與補充，產生有別于傳統資本形態的新的資本形態與空間布局。這些資本所具有的特殊而有相關的異質性發展。這意味著，具有經濟價值而不是單純知識性質的資本所形成的資本結構，意味著科技創新改變了產業結構與資本結構，同時也改變了結構調整的戰略架構。

這一具有特殊經濟屬性的戰略性變革，以及資本形態，對增強國家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將產生以下最直接的影響：?創新型的科技產業發展迅猛，產業更迭加快。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以及新材料產業成為競爭最激烈、發展最迅速、影響最廣泛的技術產業領域，并促使產業結構的高變動、高效率和高效益；?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加快了選擇性嫁接、重點改造和戰略重組。傳統產業的高新技術化，迅速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產品的附加值，使傳統產業的售后利潤率等指標完全等同于高新技術產業；?科技、教育與產業的交叉滲透和整體聚合，促使產業素質、功能、機制與形態發生內質性變動。通過研究開發、教育培訓、人才流動等政策協調，提高人們獲得既得能力的價值生產率，促使人力資本的質量性、結構性變化。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產業資本的結合構成的發展集群，在科技、經濟系統結構的變遷中迅速融合，顯示其發展空間轉換功能，將迸發出持續發展的增長潛力。

以這樣的戰略基礎，建立在創新先導型的科技產業群體，以及實現“強大”的產業競爭實力，需要加快產業升級和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方面依托體制創新、政策創新對產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快科技產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在實現科技產業化的基礎上培育創新經濟的增長級，擴張科技產業發展的市場份額。這一過程要經歷產業化階段的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同時必然要進入科技促進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的互動階段。當尋求解決產業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引起相應的經濟、社會、科技領域的巨大變革時，協調發展作為一個基本的戰略形態出現，不僅加快了科技經濟與社會在產業轉型中的互動程度，而且確立了協調發展作為新產業經濟的內生變量的地位[5]。從發展的角度上，這種互為需求包括結構優化、技術變遷、制度創新和環境友好，而且包括科技、經濟與社會的戰略政策、發展目標、運作機制等之間的配置關系。這種關系并不限于在產業發展和創新資源約束下進行代際之間的安排，而是在經濟、科技與社會的戰略層面，以協調發展方式做出科技經濟與社會在總量、結構、效益和代際兼顧等目標之間的戰略配置。同時，技術并非中立的，而是受到社會性的牽引（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1970）。

科技產業經濟“無網而不勝”，以及網絡化、數字化提供了接觸平等競爭的機遇，促成了市場關系的普遍化，加速了新財富積累、新經濟共享。但科學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也形成了生存的“危機”（胡塞爾，1976）。網絡化、數字化、人工智能作為一柄科技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雙刃劍”，在就業結構、公共資源、產業轉型等方面，同樣也構成了一系列沖擊，帶來了數字鴻溝愈發蔓延的不平等現象（丹·席勒，Dan Schiller，2016）。例如，盡管網絡化、數字化大行其道，但在世界范圍內，仍有56%的國家尚未接入互聯網，有41億人與現代經濟脫節。此外，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數字模式重構自我，不斷采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以此刺激新產業經濟增長，一方面，造就了諸如美國硅谷等許多百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的新社會階層；另一方面，新科技、數字鴻溝造成的內部分化、城鄉差距、社會沖突與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人工智能取代了一部分傳統就業結構，少數精英階層創造大量的人工智能，但大部分人將變成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無用階層。數以億計的人將找不到工作，這將產生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有可能成為21世紀最大風險（尤瓦爾·赫拉利，2017）。為此，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發出警告，人工智能將威脅所有人類工作，這項技術甚至可能引發戰爭，“它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危險”。

如何避免新技術、新產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卻減少了新就業比重，以及加劇貧富分化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歐美國家創新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政府在加快科技創新的同時，必須考慮增加就業、減少貧富差距等問題。如美國近些年來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政府提出通過實施新戰略，加強制造業轉型，支持制造業回流、增加有創新潛力的小型制造企業和產業供應鏈，以及鼓勵投資創新型產業，來提高就業率。另外，美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建設包容性、公共性的創新經濟，分享創新收益，減少社會的不平等。這些措施包括加強新技術工作培訓；改進知識產權制度的實施，讓低收入的發明者能夠得到知識產權律師的幫助；在一些沒有優勢的地區建立創新中心等。這表明，在新形勢下，科技產業轉型成為一種與市場需求兼容并蓄的科技經濟戰略，也成為一種影響到生產關系變革、提高社會公平度的社會政治行為。

未來可預見的發展說明，科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資源共享性、行業兼容性，可以歸結為科技、經濟與社會乃至政治之間的要素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我們用持續發展的觀點來解釋以知識資本為基礎的戰略變革及其結構轉型有些狹義或勉強，實質上，任何傳統的發展觀點遇到根本性的挑戰，往往做出較大的修正。在新的協調發展的思想和運作機制基礎上，完成科技產業系統互動、綜合突進和整體發展，將逐漸取代以鄰為壑、閉關自守的傳統發展觀。在這一過程中，系統互動必須經歷從單一突進、靜態均衡到協調發展、動態均衡的過渡。

四、結論

基于新時期的轉型與創新發展變化，協調發展仍然是21世紀中國發展的戰略取向[4]。科技創新如影隨形，成功的發展模式塑造新的產業轉型模式與學科基礎。我們需要從多維、系統的發展變量中，尋求影響和導致科技經濟不穩定或結構缺陷的主要因素或復合因素，并對科技產業經濟學的定義概念、理論原理、發展要素、基本架構等，從系統創新與協調發展的角度重新加以審視或界定。因此，提出的協調發展觀，是旨在系統解釋一種現實，即科技產業經濟的轉型與發展，需要未雨綢繆。既要充分考慮科技創新帶來的科技經濟共享，又要兼顧新科技產業轉型對收入分配與就業市場的沖擊，以及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造成的社會政治風險。而“協調發展”作為一種新發展觀及其理論思想，是適應網絡化、全球化背景下科技產業轉型發展的環境變化提出來的。雖然全球科技產業經濟發展仍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并行轉變和交替之中，但基于數字化、智能化的科技創新、資本流動與產業轉型，在全球范圍已不囿于特定國家、劃定地區或固定場所，形成了跨國界、超領域、共享型的技術互聯、資源互動、創新驅動與產業轉型。科技產業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趨勢，加速推進科技、經濟與社會“去界面化”的進程，并重構以協調發展為主軸的科技產業經濟學發展空間、理論范疇與演化規律。而由于多數學者習以為常專注于本專業知識技能和行為方式，并不愿意進入一個包容、開放的交叉學科共同體。在大部分情況下，經濟學家們都沒有將這些維度納入分析之內，而且大多數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傳統方法都漏掉了很多與動態社會和創造性社會相關的重要經濟因素[6]。在重新檢視、修訂或完善傳統經濟學、科學學等基礎上，創立基于科技產業經濟學的新范式、新體系、新版本，就需要從協調發展的視角來明確科技產業經濟發展的標尺，并進入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領域進行系統駕馭和戰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