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究竟給我們帶來了多少貨真價實的福利？還是我們只是在忙忙碌碌和變動不居中收獲了一些假象而已？

“中國是個匆忙的國家。”

這是谷歌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兩年多前在中國舉行的某個論壇上說的，這句話想必激起了非常多的共鳴。然而我現在越來越肯定的一點是：“匆忙”并非中國獨有的特征，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中國只是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比較早地同它迎面相遇而已。但不要說本來就也很“匆忙”的美國，即便看起來富足寧靜、無憂無慮的歐洲和日本社會，恐怕終究也逃脫不了匆忙的宿命。

這主要是科技進步造成的。

世界歷史上很少有哪個時代像今天這樣讓人處處體驗到“一日千里”的速度感，我猜想200-300年前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時代也無法望當今之項背。并不是說彼時科技進步的廣度和深度不如今天，而是說在那個時代，不管牛頓的力學還是瓦特的蒸汽機，知道它們或者受到它們影響的人微乎其微。

今天，每一個人都被綁上了技術進步這輛高速列車。我有時會回想起25年前擁有的第一部像磚塊那么碩大沉重的手機，或者20年前接進家里的第一根需要通過電話撥號的互聯網網線……那時的我算是領風氣之先的極少數了。而現在，任何一個學歷不到我一半的外賣小哥使用移動互聯網的能力都比我強得太多了。

不過，為什么一日千里的科技進步賜予了我們那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福利，卻依然有人對未來充滿憂思？而且這樣的人很可能越來越多。他們當中普遍彌漫著對技術進步失控的無力和恐懼，還有相當多的人群中則正累積著一股被這輛技術進步和社會變化的高速列車拋下（正在或有可能）的焦慮和怨忿。

這究竟是每個時代和社會中都曾經飄過的老式懷舊主義和杞人憂天的陰霾，還是一個真實的新問題？它究竟是會自動煙消云散，還是值得認真應對？

這些關于人類生存狀況的宏大問題，總會有一些人比大多數人更早關注到。6月下旬，阿里巴巴倡議發起的“羅漢堂”舉行2019年度年會，這是一個開放型的研究機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漢堂學術委員邁克爾?斯賓塞教授代表羅漢堂發布了“數字經濟十問”：

1.福利和挑戰的平衡（我們是應該先控制風險，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

2.普惠和可持續增長（數字技術會擴大鴻溝，還是會讓世界變平？）；

3.崗位、工作和收入分配（數據是誰的？誰是真正的受益者？）；

4.數據、隱私和安全（數字技術會讓更多人失業，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

5.協同和組織（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是所有參與者，還是少數平臺公司？）；

6.治理和監管（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才能適應數字時代？）；

7.數字普惠金融（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的同時，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

8.國際數字合作（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路嗎？）；

9.認知和學習（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10.技術的倫理和責任（大算力和大數據，一定會讓我們離***更近嗎？）。

這十大問題的涵蓋面很廣，也有足夠強的針對性，它們采用的是偏技術性的話語，大概這樣比較符合提問者的自我身份定位。我覺得，如果作一番進一步的梳理，用更具人文氣息和社會化的話語來描述，它們大致可以被概括為三到四個主要問題，它們也代表了當下很多人對于技術（不僅僅是數字技術）進步所普遍持有的那種欲拒還迎的復雜心態：

第一個問題是：對技術進步失控可能導致的直接災難性后果的憂慮。

對人工智能前景的恐慌就是這個問題最集中的體現。隨著人工智能自我學習能力的不斷提升和深化，會不會出現那樣一個“臨界點”——過了那一點，人工智能將會突然獲得獨立的自我意識乃至情感，變成一個掌握了無限能力的新統治者，從而將我們人類帶進好萊塢大片已經反復描繪過的那種可怕的“黑客帝國”中去？

如果說上面這幅弗蘭肯斯坦的畫面還有些過于科幻的話，那么通過基因改造而創造“新人”的嘗試已經在去年邁出了跨越“臨界點”的歷史性第一步，而且還發生在中國。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布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已健康誕生。他的團隊對這對雙胞胎女嬰的一個基因做了修改，使得她們出生后對于艾滋病病毒具有天然免疫力。這個消息掀起了軒然大波，震動了中國和整個世界。許多人深信，有了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今后，經過基因修改過的“超級人類”的出現將是現有的倫理和法律無法阻擋的趨勢。而它對于整個人類的命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現在我們都不敢想象。

好萊塢渲染的科幻式的***未來歷來就容易打動普通老百姓，但嚴肅的思想者更關注的是第二個問題：技術進步會不會造成人與人之間差距（鴻溝）的擴大以及固化？

全球化已經背負了這個污名，技術進步看來也很難洗脫“加劇***”的罪責。按照目前業已清晰可見的趨勢，人工智能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填充許多不需要太多創造性的勞動崗位，特別是中低端的白領崗位。例如酒店、商務樓、銀行、電信及各類“窗口行業”的前臺接待，辦公室文員、會計、出納、審計、校對，甚至負責日常開藥的普通門診內科醫生、廣告影視業的一些普通場景等等……

在現代經濟中，這些服務業崗位相當于制造業里的“勞動密集型”，吸納了大量就業。一旦這些崗位被大數據、算法和機器人取代，那么社會上就會多出一大批失業人口。新誕生的崗位局限在編程之類狹窄的技術領域，不可能將他們全部吸納進去。

基于這樣的判斷，我的一位朋友經常說，他認為未來社會將會是高度兩極分化的：有20%的精英人士，分布在***、商業、技術和文化領域，掌控著全社會的資源和話語權；還有20%的人口從事著各種無法被機器替代的復雜程度較高的工作，特別是復合型體力勞動，他們的收入或許不低，但沒有什么話語權；剩下60%的人則淪為徹底的“無用之物”，他們靠政府或其他機構提供的“嗟來之食”過著衣食無憂但卻沒有尊嚴感和自我滿足的勉強日子。

如果這個預言成真的話，未來社會就會從現在的“橄欖型”重新變成“啞鈴型”。新出現的最嚴重問題是，中間這60%的人過去都是在自我認同上地位相當不低的所謂“白領中產階級”，他們的觀念和情感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心理基礎。未來如果他們成了無法自己創造財富并獲得體面收入的邊緣寄生者，這種變化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無疑將是史無前例的。

這樣，便自然引出了第三個問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種“模式變遷（迭代）”會不會猛烈沖擊***和文化的基本穩定，對社會造成難以承受的破壞？

關于這方面的擔心，目前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有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

第一種擔心是上述第二個問題所造成的后果在***和文化方面的邏輯延續：當權力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加劇、“失敗者”和“無用之人”大量涌現，就必然會有強烈的不滿和憤懣情緒散布于整個社會，進而導致******風起云涌。實際上，在西方國家，打著反全球化旗號的***差不多已經是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主題詞了。

必須看到，除了全球化和移民等因素，技術變遷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部分。這里僅舉一例：由于主流的傳統媒體的衰落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假新聞和真偽難辨的各種***論肆意泛濫。而由算法所掌控的個性化推送則進一步窄化了受眾的視野，并強化人們既有的觀念和偏見。去年Facebook數千萬用戶數據泄露事件背后，隱含著明顯的試圖對人進行洗腦并操控選舉的黑暗意圖。

更宏觀地看，技術進步促成了社會的去中心化、傳統權威的失落和等級制的瓦解。舊時代的秩序失敗了，但新時代的秩序又沒能建立起來，這種真空和混亂是未來一段時間里必須正視和面對的首要問題。

第二種擔心則是“反烏托邦”的，即一種基于大數據和現代信息技術的新型極權主義和計劃經濟模式的復活。人們擔心，未來國家會通過無處不在的攝像頭和強大迅捷的計算，對公民、社會以及整個國民經濟進行更加密不透風的監控的管制。也就是說，技術的不斷進步將會對人類自由構成威脅，并終將把我們帶到“《1984》式”的恐怖景象中去。

……

相對于前三個具有廣泛社會性的問題，最后的第四個問題幾乎完全是個體化的：技術進步究竟給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代的人們帶來了多少貨真價實的福利？還是我們只是在忙忙碌碌和變動不居中收獲了一些假象而已？

這個問題更像是傳統文人的多愁善感，然而我認為討論一下它還是有不小的意義的。

過去，每一個產業，從新興到衰亡，都會有一段比較長的生命周期。以汽車業為例，它用器械取代了馬車之類畜力交通工具，一開始是一種我稱之為“模式競爭”的階段。不過，很快，它就進入了一個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相對穩定期，也就是“品質競爭”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汽車制造和銷售企業比拼汽車產品的質量、價格和服務……整個產業的持續優化不斷地為消費者創造價格更低但質量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也為幾代勞動者創造了穩定的就業和生計。

今天的競爭情形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所有產業的生命周期都大大縮短了，就連***和馬化騰都時刻懷著強烈的生存危機感。新技術引入帶來的幾乎全部都是不同模式之間的競爭，很少有人考慮去提高產品或服務的質量，以讓消費者獲得更好的消費體驗。因為你還沒有穩定下來好好做一個產品呢，足以顛覆整個產業模式的后繼競爭者又來了。當專車、共享單車和外賣電商的各種新模式令人眼花繚亂地紛至沓來時，消費者的出行和飲食水準并沒有得到什么真正的提高。說得偏激一點，他們所獲得的不過是一些便捷而已，廉價但劣質。

于是我們看到，福特汽車公司成立到現在已經100多年，依然健在；而ofo只存活了不到五年就死了。在這短短三、四年時間里，有多少消費者和相關就業者從ofo這個曾經炫目的“技術創新”中真正獲得了多少福利呢？整個社會為了學習、適應、管理它而付出的精力倒是真不少。

相信這也正是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對于這個時代的技術進步感到焦慮無措而不是欣喜振奮的重要原因：人們投入（關注度和精力）很多而收獲并不多，但如果選擇忽視它，則又擔心變成時代的棄兒。

與這種越來越短暫的產業周期形成諷刺性對比的是，另一些人眼下卻已在探索“永生”的奧秘——無論是通過生物技術讓人體長生不老，還是通過信息技術讓人腦活動掙脫肉體約束，成為一種純粹的電子信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