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種科技的發展，城市建設的智慧化腳步未曾停歇，近年來更因為云端服務、物聯網、移動智能裝置等技術或應用的突飛猛進，為智慧城市帶來更進一步的發展，但技術或產品往往只是表像，真正為城市治理帶來重大突破的關鍵，其實還是科技造成的觀念改變，也是智慧城市2.0的發展關鍵。

智慧城市的價值，不只是導入新科技，更要讓市民感到生活的真正便利。

以人為本的2.0概念

工業時代的創新，主要是以制造面向為主，是以生產者為核心，通常是從技術本身為出發點，創新的過程及結果，相對是比較封閉的，主導者甚至會以“使用者不見得知道自己的真正需求在哪里”為訴求，不會關心終端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形成一種“由上到下”的1.0創新模式，許多城市提供的服務，往往也只能由城市治理者自己來發想，因為現實面也確實缺乏適當的科技或方法，能夠迅速理解市民的想法。

但信息時代的創新，城市治理者可以比過去更快速掌握市民的需求，因為移動裝置的普及，以及物聯網等資通訊科技的發展，大量累積的信息可以做為城市治理的根據，治理者不能也不需要再像過去一樣封閉，開啟“由下而上”的2.0創新模式，這種以“使用者創新、開放創新、大眾創新、協同創新”為特點，進一步推動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組織方式、社會形態的深刻變革，才是當今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應該關注的重點，而非只是投資硬件建設而已。

以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為例，投顧業者即指出，智慧城市的發展重點，已經由項目建設轉向服務營運，設法尋找全新的營運模式，如交通信息管理、停車信息管理、市民公共服務管理、老年及健康管理等。

智慧城市的服務供貨商，必須要善用作為頂層設計者、項目建設者以及運營服務者的經驗，在整合政府、互聯網、智慧城市上下游產業鏈各方資源方面，對市民需求有更多的理解，才能找出與市民息息相關的交通信息服務、智能醫療、養老服務、健康管理等覆蓋全市人口的龐大藍海市場。

發現需求的能力是治理首要目標

隨著人口迅速集中，現代城市的管理系統也變得更加復雜，包括經濟發展、環境建設、社會福利等，智慧城市想要發揮良善的治理功能，首先就是要善用新一代的通訊及感測技術，能夠隨時隨地找到問題，才能據此找到解決的方向，進而解決問題。

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已可通過傳感器、射頻識別技術（RFID）、3S（GIS、GPS、RS）等技術，實時擷取任何需要監控、連接、互動的物體或過程，所產生的聲、光、熱、電、力學、化學、生物、位置等各種需要的信息，再透過網絡及云端運算的過程，實現物與物、物與人的廣泛連接與感知、識別、分析、交互與管理，這種以移動科技、物聯網、云端運算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展現了一個充滿智慧化的世界，也成為智慧城市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回顧全球不同國家在智慧城市方面的探索與實踐，都相當重視信息技術的應用，最早甚至可追溯至1992年新加坡提出的“智慧島計劃”，但直至2010年，全球才開始掀起一股建設熱潮，關鍵就在于前述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終于發展到實用階段。

由于各國城市建設腳步不一，法令規定也多有差別，不同的地區看待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也有所不同。如歐美國家因為城市建設歷史悠久，加上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比較不易迅速產生結果，因此會比較重視能源、交通、醫療等單一領域的信息基礎建設，如在經濟已經相當發達、生活已經相當便利的城市，會更加重視能源的使用效率，會希望透過智慧城市建設，促進城市的綠色低碳發展。

新興國家則因為城市建設無歷史包袱，往往會更加重視多元整合的目標，而且因為經濟還在起飛過程，往往會更加重視信息科技對于城市的經濟產業、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功能的提升。

不同的城市，會有不同的需求，但如果讓每個城市治理單位，按照自身職責范圍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有可能會因為各部門對于智慧城市的建設思路、標準和政策意見各有側重，在面對多點示范和不同標準規范時，難以判斷和選擇，更有可能發生各部門無法齊心協力和資源整合的問題。

事實上，每個城市治理單位會有本位主義，其實不足為奇，城市治理者唯有自我要求，從市民需求出發，以各種基礎網絡為支撐建設感知設施，通過信息融合分析，一方面提供智慧服務，同時不斷檢討改進，是否符合市民需要，盡量讓用戶參與意見，唯有開放創新的態度，才有辦法建設出以市民需求為中心的智慧城市。

建立正確評價體系為當務之急

如果不能先行掌握主要的需求，城市治理單位各自為政，智慧城市往往流于口號。但如何評估建設和驗收智慧城市的質量，更是智慧城市治理當前的重要課題。

如以維也納理工大學Rudolf Giffinger教授為首的研究小組，從智慧人群、智慧經濟、智慧治理、智慧流動、智慧環境、智能生活等六大層面出發，在2007年10月提出包含31項二級指標、74項三級指標的智慧城市評價體系，并在對前述的指標體系進行標準化變換與加總后，對70個歐洲中等規模智慧城市的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與排名。

結果表明，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以及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奧地利的城市智慧程度較高，也成為歐洲各國建設智慧城市的參考指標。

IBM則是在2009年8月發布《智慧的城市在中國》白皮書，提出智慧城市建設應該基于人（公共安全、醫療教育與生活質量）、商業（商業計劃、對外開放、投資、勞工立法、產品市場立法等）、運輸（公共交通網絡、海運和空運）、通信（電子通訊的基礎架構，如電話、寬帶和無線網絡）、水（水資源回收、供應與清潔）和能源（生產、運輸體系與廢棄物處理）等六大核心系統，做為構建智慧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

國際智慧城市組織（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則是從寬帶連接、知識型勞動力、創新、數字融合、小區營銷與宣傳等五個方面，去評價智慧城市的發展水平，并于2012年1月公布了“2012全球頂尖7大智慧城市”入選名單，美國德州奧斯汀、芬蘭奧盧、加拿大魁北克、美國加州濱江、加拿大圣約翰、加拿大斯特拉特福與***地區臺中市，也因此并列全球頂尖7大智慧城市。

寧波市人民政府，則是邀請來自于工程院等機構的學者專家，訂定出由6個一級指標、19個二級指標、39個三級指標構成，具體評估要點總計達119項的評價指標。其中，6個一級指標是：智慧基礎設施、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產業、智慧人群和智慧環境。

但整體而言，各國的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其實目前仍處于探索階段，許多智慧城市在建設過程時，甚至根本沒有任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作為參考。由于現有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應用范圍有限，而且存在主觀指標所占比重較大、指標數量偏多、評估對象偏窄等缺陷，如何梳理智慧城市的內涵與主要內容，并據此構建出一套最適合市民需求，具有一定應用價值與參考意義的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可能是智慧城市導入各種信息科技基礎建設時，必須優先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