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奧·普拉薩德（Deo Prasad）教授是全球著名的可持續發展專家和澳大利亞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任教于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UNSW Sydney）建筑環境學院，并且在國際領域上發表過《太陽能光伏建筑設計》等書。

他現任低碳生活合作研究中心（CRCLCL）的首席執行官——這是澳大利亞在建筑環境領域最大的行業-政府-專業-科研合作公司，在澳大利亞和全球范圍內都帶來了變革性影響。

近日，記者借第二屆中澳科學未來會議的契機，專門采訪到了德奧·普拉薩德教授，聽他闡述了其對于智慧城市的理解。其中有幾個觀點讓人印象深刻：

1）不僅僅是中國掀起了智慧城市風潮，澳洲也一樣，任何國家都有這種風潮，當然中國的體量更大一些。2）對于基礎設施還不是很完善的小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趨熱是他們與大城市縮小差距的機會。3）人才、經濟、教育、金融，智慧城市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資源的再分配。4）未來城市預警系統雖然不能保證不出錯，但是可以盡量減少事故的發生概率。5）制度設計固然重要，但是未來城市的公共討論空間需要社區自身去驅動建立。6）智能技術什么時候走到發揮作用的“臨界點”？數字孿生城市到來的那天。7）智慧城市有大量商業利益在里面，但是企業并不是僅通過賣智慧產品來賺錢。在采訪中，德奧·普拉薩德教授重點談到了“智慧城市爆發臨界點”這個話題。

他說，過去20年，信息技術主要做的是把水、電、垃圾處理、交通、醫療等領域全部聯系起來，未來10年可能也還是做這件事，只是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基于各個角度所產生的數據、由數據帶來的知識，本質上都不算是智能。今天街上的攝像頭，還只是提供信息（人、物、時間、地點、干什么），而不是完全的智能。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生活必須要依賴這些智能的技術才能繼續，而是說在人類日常生活之外，能夠得到一些在信息和技術能力方面的額外支持，并對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

他補充到，這些智能的技術什么時候產生積極的影響力呢？

“可能要走到一個臨界點，即所謂真正的對整個城市的運行實現了三維的數字孿生（Digital Twin）。政府要規劃一條新的道路，如果預測現在這條路總是很堵，就會想能不能在旁邊改一下道路來分流一些車流量。現在的做法是想完就動工，未來可能能夠在這個城市三維的數字孿生模型上先模擬一下。”

他表示，數字孿生模型是基于現有的城市模擬出來的，基于大數據的數字信息構建的三維場景。當城市走到那個臨界點的時候，智慧城市的技術就真正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力。

而關于“智慧城市技術如何在當前階段變現”的問題，教授也同樣有自己的想法：

“智慧城市如果無利可圖，也不能創造新價值，肯定是沒有辦法做下去的。現在這個行業的全球產值是1萬億美元，中國有很多智慧城市的產品早就已經在全球行銷了，而且也掙到錢了。但是我覺得企業并不是僅通過賣智慧產品來賺錢。”

如何理解？教授談到，現在有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比如智慧城市領域基礎設施的修建，整個項目的完成是非常低效的。如果能夠通過智能的技術節約基礎設施開發的10%的成本，其實就相當于多掙了10%的錢——因此，企業不是簡單去賣產品掙錢，提升了效率其實也是掙錢。

現在澳大利亞有一個項目，是要改善房地產與基礎設施的開發效率，總體目標是將效率提升15%。而這個行業總價值是1200億澳元。這一個個單體項目中，所有的參與者都要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府也要做好監管工作，要有相應的、可互操作的標準。就好比兩個城市有兩套智慧城市系統（一個城市用阿里的，一個城市用華為的），如果不能互相兼容，這兩個城市之間就沒有辦法來關聯，未來數字孿生也就無從談起，跨區域的問題也無法解決。而學界和科研界要做的就是引領技術的研發和創新的落實。

以下為節選的雷鋒網與教授交流的3個對話，記者做了不改變原意的編輯與整理：

記者：目前中國有500多個城市提出要做智慧城市，就是用5G、AI、云計算、大數據的技術運用到城市的運轉當中，在澳大利亞或者在其他國家是不是也是這種風潮？我在想這會不會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的現象？

德奧·普拉薩德：的確是全球的一個風潮，去任何一個國家都有這樣的一種潮流。當然，中國的體量更大一些。今天智慧城市的全球產值已經非常高了，達到1萬億美元。到2025年的時候，會達到3到5萬億美元，而且這個方面的需求我覺得是在不斷上升的。

到底智慧城市包含什么樣的要素？其實現在還很難說。比如像澳大利亞有一些城市，所有的路燈能夠智能開關、能夠幫你收集一些數據，通勤的列車有了智能的設備在上面。我覺得現在階段會有更多智能的設備和器材，但是真正完全達到一個完整的智慧城市的程度，我覺得還早。中國在這個方面的實踐和探索，比其他國家的規模要更大一些。

記者：現在談一些城市設計，話語權基本上是控制在政府或者是科研院所的手里，一般市民是參與不進去的。如果談到智慧城市的話，后面肯定會關注一些居民的體驗，教授也談到了一個詞叫“宜居”。我們應該設計怎樣的共同討論的空間讓市民的聲音被聽到呢？比如我所居住的地方不想開辦一個工廠，這種聲音怎么讓未來的設計者所關切呢？

德奧·普拉薩德：這主要是需要社區本身去驅動。有些國家做的這個方面比較成熟，有些國家則不然，我們把它叫做聯合設計或者聯合規劃。在澳大利亞有一個法定的義務，如果你要實施的一個大型項目會影響到社區，必須咨詢社區的意見。這不是說最后每個人都要去贊同，但是社區和規劃方會達成一種共識，大家就按照這個來做。

在某些國家沒有這么成熟，比如說當新建的道路、大型購物中心或高速公路位于別人家附近時，你可能只能搬家，或者說你找到一些渠道和方法來發出你的聲音。但是我覺得，還是要靠居民社區自己去推動這個進程。《SUC可持續城市與社區指南》這本書里面有一個章節是關于社區的，講社區怎么來參與城市規劃，并且以浙江省衢州市作為案例。

記者：我自己觀察到，在中國，目前大型城市、一線城市越來越大，經濟越來越強，二三線城市爭相上馬數字政府或智慧城市的項目，是不是想在當地驅動一些就業，或者帶來一些基建項目，這樣可以讓一線城市的人才回去，讓本地的金融或教育能夠重新煥發生機？這樣理解下來的話，智慧城市會不會是一種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呢？

德奧·普拉薩德：這個問題就好像“怎么保證農村地區的居民和大城市的居民享受的生活品質至少是一樣的？”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在農村地區也有高速互聯網、物聯網服務、人工智能服務，可以說和一個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方面沒有本質的差異，很多人才就可以到鄉村地區，不會由于農村沒這個而城市有這個不得不跑到城市。他可以出于其他的原因再返回鄉村。當然政府需要有全國通盤的考慮，讓各個地區機會均等，不要有太大的差異。

來源：中國電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