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給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

　　這場機遇的正式表述并得到首肯，是2015年的全國兩會。在當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互聯網+”上升為國家戰略。

　　一年來，從國務院印發的《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到電子商務、物流、金融、大數據等具體行業，各部委出臺的推動互聯網融合及技術創新的近十項指導文件，再到各地方政府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支持“互聯網+”的政策體系逐漸形成框架。

　　在國家和地方政策的鼓勵支持下，國內各行業積極擁抱互聯網，將互聯網的技術和思維運用到生產、運輸、營銷、服務等環節，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中國經濟由此多了一個新的轉型活力。

　　不過，《財經國家周刊》在過去一年的跟蹤調研中發現，由于缺乏經驗，也鮮有范例可循，在加上思維、技術以及運行模式等天然差異，摸著石頭過河的“互聯網+”，時有與傳統業態融合發展不協調、不平衡的狀態，也給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運行體系帶來一些新的課題。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2015年的一次會議上表示，要解決好“互聯網+”面臨的瓶頸制約，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將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更好地結合起來。

　　創新與監管

　　業態創新和監管滯后的矛盾一直存在，但“互聯網+”時代，這一問題尤為凸顯。

　　一年以來，“互聯網+”與傳統業態融合產生的新業態帶來驚喜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隱患和監管盲區，這給現有的監管體制和法制環境帶來新挑戰，矛盾最為激化的領域之一，莫過于“互聯網+出行”。

　　自2014年起，“網絡約租車”，也即“專車”開始大面積進入公眾生活。由于觸及傳統出租車監管體系的“非營運車輛不得載客牟利”的紅線，2015年開始，專車在天津、廣州等多地引發了與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沖突，陸續被叫停。

　　2015年10月，交通運輸部發布《關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兩個文件的征求意見稿，面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而為期一個月的公開征求意見后，關于“非營運車輛不得載客”等條款的分歧仍然較大。截至發稿時，交通運輸部仍未發布正式規定，讓積攢了大量用戶的滴滴快的、優步、易到等“互聯網+出行”網絡平臺仍然頭頂“達摩克利斯之劍”。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互聯網與信息法律研究所所長楊東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造成監管滯后的原因由來已久，并非“互聯網+”時代獨 有。目前，監管部門是各司其職，監管模式難免單一，而“互聯網+”新業態下的創新往往是融合的、混業的，因此部門條塊化的監管很難起到有效作用。

　　楊東認為，創新意味著變革，面對新事物，相關部門可采取協同監管、混業監管的辦法，打破部門之間的信息和監管孤島。

　　這只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現實案例。這樣涉及多方面的綜合性問題，恐怕很難一蹴而就。基于給新業態一定發展空間所采用的包容監管的態度，可能需要適時給出明確的說法。

　　政策配套與落地

　　監管滯后的連鎖反應，是“互聯網+”與傳統業態融合誕生的新業態領域，一些配套政策未跟上腳步。

　　以互聯網與傳統批發零售業結合產生的電子商務為例，中國就業促進會執行副會長陳宇介紹，就業促進會與阿里研究院的調研統計顯示，目前全國通過開設網店直接創業就業的人員超過1000萬，其中超九成是中小型和個體網商。

　　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吳晶認為，在當前就業形勢面臨一定壓力的背景下，以網絡就業促進社會就業，對于解決社會就業、拉動內需和促進經濟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目前的問題在于，這些千萬計的就業人員并不在政府部門的就業統計體系內，個體網商無法在戶籍、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應有的社會保障。

　　2015年6月，國辦印發《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對網絡就業統計提出過相關要求。也有報道說，社會上大量涌現的各類O2O（線上線下業務）上門服務的一線員工，大多是與第三方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合同，社會保險也通過第三方勞務派遣公司繳納。

　　《財經國家周刊》走訪調查則發現，目前個體網商納入就業統計體系和社保范圍的工作仍未完全落實。據一些電商互聯網平臺的從業者反饋，目前仍有許多一線人員與電商互聯網平臺只是簡單的合作關系，要靠個人單獨繳納社會保險。

　　另一個案例是“互聯網+創新創業”領域對小微企業的支持。

　　小微企業在解決就業、促進創新和經濟增長上做出了貢獻，尤其在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形勢下，承擔“互聯網+雙創”引擎作用的主體正是廣大小微企業。但一直以來，政府對小微企業的扶持措施，尤其貸款政策仍難落地。

　　比如，2015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系統規劃了通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希望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小微企業。

　　作為企業、個人和銀行之間貸款的“橋梁”與信用“潤滑劑”，融資擔保公司在社會金融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很多中小微企業正是通過融資擔保公司拿到銀行貸款，進而渡過困境，獲得發展。

　　不過，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小企業局副巡視員韋向群認為，由于我國小微企業融資擔保業務規模比較小，擔保機構本身實力有限，再加上風險承擔機制未建立，小微企業想要獲得融資擔保，仍然不易。

　　網絡基礎設施滯后

　　“連接”是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近年的演講中提到最多的詞。他認為，經濟社會發展至今，互聯網已不再是虛擬經濟，而是主體經濟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經濟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都需要與互聯網相連，互聯網與萬物共生共存，這成為大趨勢。

　　這意味著，“互聯網+”的本質是傳統產業的在線化、數據化，只有“在線”才能實現數據的沉淀、挖掘和使用。在線化、數據化之后就可以通過大數據反過來指導生產經營和管理。

　　因此，“互聯網+”離不開云計算、寬帶等網絡基礎設施。近幾年我國寬帶網絡發展很快，已具備了較好的發展基礎，但仍然存在網速相對較慢、網費還偏高等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兆安指出， “國家要實施‘互聯網+’計劃，很重要的一條是要把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好。目前我國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還比較滯后，尤其在農村。”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也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我國要提高互聯網的滲透率，就需要基礎設施的支撐，而我國現在互聯網硬件發展水平比較低，還處于中下水平。

　　特別是城鄉、中西部的“數字鴻溝”，嚴重制約信息經濟的深入普及、應用。調查發現，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電子商務合作大都處于劣勢，發展空間局限在初級生產和原材料銷售環節，影響了當地產業的轉型升級。

　　對于網絡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國家層面已經作出部署。***總理三度敦促提網速降網費，工信部和三大電信運營商的行動方案也先后公布，推進光纖到戶和寬帶鄉村工程，力爭今年基本實現所有設區城市光纖網絡全覆蓋，20M以上高速寬帶用戶比例超過50%。

　　混業發展與跨界人才

　　雖然傳統產業和互聯網行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各自領域都積累了眾多人才，但在“互聯網+”時代，既懂互聯網、又深諳傳統產業的雙重人才卻仍顯匱乏。

　　相對于傳統行業，互聯網行業的人才需求遠遠大于供給。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移動互聯網行業應用開發人員需求量是200多萬，但實際從業人員不到70萬，未來5年，中國互聯網的人才缺口將達1000萬。

　　有人提出，在未來，傳統行業中懂互聯網的才是真正的人才。實際情況是，與低技能的勞動力相比，適應“信息經濟”發展的相關專業人才非常短缺。

　　以“互聯網+金融”為例，這一新興領域目前對復合型人才可謂求賢若渴。一位P2P平臺相關負責人介紹，在互聯網金融行業，運營和產品經理是一個 典型的復合型崗位，理想的員工是既懂互聯網，又懂金融，但當下這種復合型的人才少得可憐。“我們招聘時只能降低要求，不要求懂金融，能招到一個在互聯網企 業做運營推廣、有成功案例的人就值得慶幸了”。

　　互聯網金融企業螞蟻金服集團的一位負責人表示，這幾年螞蟻金服集團也從傳統金融機構挖來不少人才，但這些傳統金融人才到了互聯網金融公司，也存在思維和技術欠缺的問題，依然要學習如何運用互聯網思維創新產品和服務。

　　人才窘境也與目前高校的人才培養體系密切相關。波士頓咨詢公司董事經理李舒認為，隨著“互聯網+”新技術新業態的不斷涌現，高校人才培養體系與企業實踐產生了脫節，教學方式及內容沒有及時跟進，以致高校畢業生無法滿足企業用人需求。

　　李舒表示，高校層面需要改變的不僅是學科設置，還要在培養方式上引導高校和企業盡快建立并完善包括實習基地、定向培訓等合作機制，最大限度優化人才供需雙方的對接。

　　傳統企業“+互聯網”難

　　隨著“互聯網+”的時代潮從最初的消費市場吹向產業和公共服務領域，傳統企業、政府機構如何“+互聯網”的問題越發受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總工程師閻保平表示，在信息社會，互聯網是最重要的生產力之一，互聯網正深度影響和改變著傳統產業，正為它們注入新的血液和能量。

　　然而，《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發現，雖然一些優秀的傳統企業正在積極向互聯網轉型，但仍有不少傳統企業擁抱“互聯網+”及轉型的成效并不顯著。

　　造成這一狀況的首要原因在于傳統企業的觀念還比較落后，認識還不到位。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沈瀟博士說，有人以為把產品用互聯網概念包裝一下，或者在稱謂里加上“互聯網”三個字，就是“互聯網+”;有人認為“互聯網+”是大企業考慮的事，中小企業除了電商都跟“互聯網+”扯不上關系。

　　阿里巴巴副總裁、阿里研究院院長高紅冰認為，目前我國的傳統產業存在較為嚴重的觀念固化現象，具體體現在承襲信息化老路，對云計算、大數據等基礎設施服務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應用，也沒有很好地適應消費者作為主導的商業格局的轉變。

　　影響傳統企業“+互聯網”的另一大因素，在于傳統企業大多是基于工業時代的思維構建的，管理體系嚴格、文化風格嚴謹、擁有出色的執行力，這些特質更適合維持現有業務，而與互聯網創新要求并不完全吻合，互聯網化需要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架構。

　　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認為，傳統企業要向“互聯網+”轉型并不輕松，不只是“外來者”傳統企業，即便是互聯網“原住民”，也很難在這個世界里都能競爭、生存并勝出。

　　可如果能夠開放心態，大膽啟用互聯網人才，讓他們在決策和股權上成為企業轉型的主導力量，讓自己的傳統業務被這些人“加”進來，就能增加轉型的成功率。

　　“相當一批渴望轉型的傳統企業家既不太懂互聯網技術，也不太具有互聯網思維。如果依舊在原有體系內開展互聯網化轉型，那么傳統的一切都將面臨挑戰。是否有足夠的覺悟與準備，成為決定轉型成敗的關鍵。”徐小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