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今天，2015.5.19，《中國制造2025》正式對外發布，成為中國制造的統領性文件。它指向了一個十年之約，給出了中國強國之路。

圖 | 5.19日發布《中國制造2025》

　　三年來，中國制造從來沒有如此提氣。經歷了空前的概念大辯論、知識大傳播、藍圖大設計、示范大落地，工業興國已經成為一種輿論喜聞樂見的現象。“世界工廠”曾幾何時，被“扣在”中國的頭上。而這幾年，隨著各個國家表達對制造業的高度關注和搶回工廠的回流趨勢，我們才發現，“世界工廠”其實是一個令人著迷的贊譽。

　　國家戰略反轉式樹敵

　　然而，在國際輿論環境上，“中國制造2025”卻經歷了曲線般的評價。
　　2015年，這是一個孔雀開屏、百花齊放的時代。德國工業4.0、美國“先進制造伙伴計劃AMP”、美國工業互聯網、日本的機器人計劃和隨后的社會5.0，在國際上交相呼應。猶如仰望夜空，滿天星河輝映，萬物競天的美好時代。
　　2016年，空氣開始彌漫著國家競爭的氣息。美的收購庫卡，引起德國上下的恐慌,成為最為標志性的轉向點。這一年晚些時候，位于柏林的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 推出了《中國制造2025：高科技霸權的崛起和對工業企業的影響》。MERICS是墨卡托（Mercator）基金會于2013年11月投資成立，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對中國，并不太友好。在這篇報告中，“70%的自主目標”被重點提及。在《中國制造2025》的“工業強基工程”中提到，“到2025年，7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80種標志性先進工藝得到推廣應用，部分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圖 | 2025工業強基的自主保障目標

　　2017年2月美國商會開始發難，發布了《建立在本土保護上的全球野心》，對中國制造2025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指責，大量引用了墨卡托報告的數據。墨卡托認為，中國政府正在通過內部或者半官方文件，來引導企業實現自主化目標，從而避免公開違反WTO規則。

圖 | 墨卡托給出的中國替代目標

　　中國官員已經聲稱這種替代目標，并不是官方政策。美國商會造的報告也意識到這一點，指出“中國政府表示，綠皮書及其設定的目標是不具約束性的”。
　　實際上，美國業界并不認可這樣的目標。美國商會報告中直接點名指出，“然而，中國的官員包括副總理馬凱，曾經公開支持綠皮書中的策略和方向。和其他標準文件一樣，綠皮書表達了中央政府的重點和目標。”

　　這段ChinaDaily九月份發布的一條新聞，被美國商會報告當做證據，寫入其報告之中。
　　這意味著，美國人對于我們領導的講話，做了非常細致的統計和分析。
　　2018年，隨著美國對外貿易強硬派的鷹派官員上位，特朗普對中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貿易關稅措施，《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重點工程成為沖擊的焦點。
　　《洛杉磯時報》在2018年4月份的一篇報告中指出，美國強硬派代表萊澤希特在3月國會聽證會上，指責中國“明確地列出一些技術，將投資數千億美元，獲得技術，占領世界”。萊澤希特繼續說，“如果中國統治世界，那對于美國就太糟糕了”。
　　在美國3月份出臺的將近200頁的關于中國盜用知識產權的《301調查報告》中，重點討論的是以《中國制造2025》、《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為代表的中國產業政策。
　　隨后美國學者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人人憎恨‘中國制造2025’”？Segal對比后指出，中國2017年5月份出臺的《網絡安全法》，讓美國跨國公司頭疼至極，但這份報告在《301調查報告》中這都根本不是重點，僅僅被提到13次，“逆差”也只出現了一次，而 “中國制造2025”則出現高達116次。顯然，這才是它瞄準中國的最主要目標。
　　中國宏大的制造升級計劃，似乎是惹惱了全世界的政府，證實了他們的懷疑：中國政府并不是像那些外交家所說的那樣，在尋找一個雙贏的貿易關系。在中美競爭的時代，“中國制造2025”好像成為威脅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眼中釘。
　　為什么中國設定“自主保障率的定額”是錯誤的？Adam分析到，這違反了WTO規則，因為WTO明確反對技術替代。
　　而且外方普遍認為，還有更多的中國半官方文件，披露了更多的具體目標和野心。

　　中國制造2025如何實現

　　中國制造2025，成為國外“一驚一嚇”。
　　“嚇”的是，這些發展目標，明確指向“技術取代”；
　　而“驚”的是，這些目標，如何實現？
　　國外一直在發問，中國制造2025將如何實現這些驚人的目標？
　　國外擔心的是，中國試圖掌握整個高科技產業鏈，但不是通過自由市場獲取，而是通過補貼國內產業，以及重商工業政策；在落后的核心技術方面，則由政府推動國外并購、加強合資公司的技術轉讓協議。
　　2015年之后，中國在美國和歐洲的連續并購，引起了極大的警覺。
　　2016年9月，TCL欲通過全資子公司以50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美國Novatel Wireless公司旗下MIFI（智能移動熱點設備及移動寬帶）業務。但這個項目在提交申報兩次后均未通過。
　　2016年11月，中資（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收購德國半導體設備制造廠愛思強的計劃也被美國否決，理由是該交易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而2016年美的對KUKA機器人的收購，震動了德國朝野上下。
　　2017年9月美國財政部官員聲稱總統特朗普下達行政指令，叫停私募股權基金（Canyon Bridge Fund Partners）收購美國芯片制造商Lattice的交易。其華裔高管，在今年四月甚至被紐約法庭定罪。
　　2018年4月，中興被封殺。一個國家對一個企業進行赤裸裸地“斷供”，也是曠世難覓的案例。
　　這是一個連鎖現象中的一環。歐盟在去年7月通過投資限制法案，看上去矛頭直指中國和俄羅斯。而美國，看上去也會升級投資審查委員會職權。這些都使得中國正在海外的投資和技術并購，將非常困難。
　　布魯斯金的一個高級官員說，在中國高科技野心的實現過程中，包含了大量“使用補貼、市場準入等產業政策工具”。這些都使得美國反對中國制造2025的實踐。
　　就在劉鶴副總理前往美國談判之際，強硬派美商務部長羅斯5月14日在出席全美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時發表演講，用數據深度解析中美貿易沖突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沖突背后的根源以及未來預期。“我們歡迎合法競爭，但不能容忍基于大規模政府補貼和工業網絡間諜活動的競爭。”他強調說，“中國資助其企業的方式有大約100種，甚至在不需要增長的情況下仍促進無利可圖的工廠持續擴張。”
　　“100種”，如果羅斯不是信口雌黃地提出這個數據，我們是否真的意識到，政府真的給企業有這么多的“資助”方式？
　　美國人，正在拿著放大鏡研究我們的每一條政策。
　　需要反思的是，我們本來就是有專項。04專項的數控機床專項。為什么這次引起巨大的震動？外國學者已經意識到此次與既往目標的不同。2006年發布了一份15年計劃，該計劃的關鍵概念是“自主創新”，完全集中在先進技術上。該計劃的高潮是在2010年10月確定了七個“戰略性新興產業”。
　　國外專家已經判斷出來，中國制造2025不僅僅強調創新，而是抓住了“制造業生態”；不僅僅是先進制造，也包括了傳統制造的升級和現代制造服務。這是一步大棋。

　　智能制造工程：超級麥霸

　　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制造2025》，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啟動了“1+X”規劃體系。“1”是指《中國制造2025》，“X”是指11個配套的實施指南、行動指南和發展規劃。

圖 | 1+X配套

　　從目前來看，這11個配套的發展已經深淺不一，有的大發展，有的小慢跑，差別很大。智能制造工程無疑是受益最大的一個工程，懷揣著對于“智能制造”的愿望，它是風頭最勁的一個五大工程之首。
　　智能制造工程通過“綜合示范應用”和“新模式”，帶動了一批數字工廠的建設。據官方口徑，2017年10月已經有207個數字示范工廠。這個數據在2018年5月，微調成208個。目前已經有155家單位向相關行業復制推廣了805個項目。
　　然而，智能制造工程，在實際操作起來，更像是一個超級大號的“兩化融合”，只是其體量是后者的十倍到上百倍不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兩化融合的一次惡補。不同的是，兩化融合整體而言，還是一個兼顧中小企業的普適惠民的正常餐，而然“智能制造工程”則更像是補貼大鄉紳的盛宴。
　　其中的示范工程，也是毀譽不一。它一方面對于觀點的普及、技術推廣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示范工程最大的缺陷，在于項目的報審制。在這個過程中，大戶企業聯合大院大所，一起拼湊方案，拿著既有的老酒，重新裝入到一個數字工廠之中。許多企業的智能制造項目，根本就是引入MES、引入可視化看板、引入物聯網的數采技術。這根本就不是補助未來，這是在補貼過去。
　　而且，到底哪種探索之路，才是真正市場所需要的？誰都沒有權利去選擇市場的競爭者，也不應該剝奪中小企業的“智能制造夢想”。示范工程的補貼和報審，破壞了這個基本的原則。
　　示范會帶來很多負面因素。像紅領這樣的公司，放到市場，讓它直接去發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示范、宣傳捧上天的結果，就是這樣的公司開始大搞總裁培訓班，另外開辟了一條另類的逐利道路。這樣所有善意的支持者，似乎都變成不拿錢的托兒，尷尬的身份。
　　示范就像是花港觀魚的撒下去的面包，激起水花一片，卻是受益寥寥。這種投添鯉魚式的即興表演，還是少一點的好。
　　好消息是，近三年已突破并應用了4700余臺套關鍵技術裝備，開發了1700多套工業軟件，申請專利1300余項。初步建立了國家智能制造標準體系，目前已有7項國際標準、74項國家標準正式發布，還有90項標準草案獲得國家標準立項。盡管這些標準，要落實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門打開了，總算是帶進來一些明亮的光線。

　　創新中心，步履維艱

　　旨在推動共性技術的發展，是制造業創新中心工程的艱巨任務。2016年6月，批復成立國家動力電池創新中心，同年12月批復籌建國家增材制造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由頂層設計進入實施階段。
　　然而，這兩家最先成立的兩個創新中心，吞下巨資之后，卻走出了出乎意料的道路。
　　國家增材制造創新中心，是由西安增材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籌建。其網站顯示，創新能力建設項目2億元資金及省級2016年度配套資金已經在去年四月全部撥付到位。而在今年的5月11日，這個中心的工程主體結構舉行了封頂儀式。

圖 | 5月11創新中心封頂

　　增材制造創新中心，看上去只是以西交大為主體的大學企業得到了巨大的好處，并且建立了圍繞市場的產業鏈。
　　這是一個怪現象。學校本來就離產業化很遠（自主創業不在這個討論范疇），但圍繞著這個創新研究院，校辦產業卻意圖在商業化方面走的更遠。按照美國制造創新網絡所涉及的創新研究院，技術成熟度只在4-7之間，遠遠未達到可商業化的程度。這樣，才可能是共性技術。
　　動力電池創新院面臨同樣的問題，在投下巨資建設生產線之后，甚至有了可以商業化的產品。
　　又見新生產線，又見新大樓，這些先行一步搶占無限風光的兩個創新中心，在管理機制和戰略定位上，給行業留下了不少的驚愕。
　　2018年又有三個國家創新中心陸續上馬。如何更好運轉，其運行機制需要小心設計好。“公司+聯盟”的方式，看上去正在成為一種主流。但這種雙軌機制，很難真正落實好“決策、知識產權和收益”之間的關系。一個參與美國制造創新研究院的機制設計的教授表示，公司成為股東，是一種不可想象的，很難想象這樣能夠產生“前競爭技術Pre-competition”而不引發糾紛。
　　更大的坎卻是在后邊。發改委有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科技部有國家重點實驗室，還有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這些已經先行一步并占位明顯的資源體系，如何在創新轉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通過重啟新體系建新隊伍，還是利用舊資源開啟新體系？一時似乎難以回答。而地方上的創新中心建設，也是空前高漲。由于原則上，是省級創新中心，才能轉化為國家級創新中心，因此各地也是高潮一片。目前48家省級創新中心正在指導培育中。如何彌補中國大院大所改制留下的共性技術欠缺的大坑，我們仍然有太多的問題要回答。

　　強基工程

　　強基工程，雖然不溫不火，從來未曾成為正面焦點。反面教訓，卻是一大把：中興事件，上了一堂“芯”課。
　　其實工業軟件也非常值得關注——可惜它被淹沒了，從來不曾引起重視。這次中興被禁止采購的產品中，就有一個叫做CADENCE的設計軟件（它的競爭對手之一Mentor前年被西門子以45億美元收購）。這是一種EAD電子設計輔助軟件，由于芯片都到了納米的維度，沒有這種軟件，產品根本就設計不出來。可是，我們為什么不能像呼吁發展芯片一樣去呼吁工業軟件的發展？因為我們看不見它。而且投資巨大巨大，發展CAD、EDAD、仿真軟件要投入多少？沒有1000億，咱們就先不談了。
　　工業強基，如果要說給錢，那么給多少都不怨。這才是“武裝”裝備制造業的根本。
　　以前一個提法，叫做整機帶動零部件發展，就是先發展整機，再帶動零部件的發展。然而，在整機帶零部件的情況下，整機發展了，但零部件并沒有跟著發展起來，許多都是內嵌外貨。這是中國有可能“大而不強”的一個重要的表現現象。
　　日本二戰后工業立國，開始走的也是整機帶動零部件的道路。但是到60年代，日本發現這條走不通，就開始大力支持基礎技術和基礎零部件。到現在還每年拿出200多個項目支持基礎技術，讓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這里面有50個是鑄造技術，就是一般人認為的“臟亂差、能耗高”的企業。
　　當然整機發展，是亮彩工程，振奮人心，容易形成高GDP。而“工業四基”要么“品相很小”，產值不大；要么巨資投入，不見效果。這就使得一般政府任期內的領導，也很難大力去支持這樣的項目。
　　工業強基最大的啟發是，不要一味追求集成創新，而要在微小的利基市場上，做正面突破。

　　綠色制造工程

　　綠色制造工程受到的關注都是比較小的，在2016年6月《指南》圍繞“傳統制造業綠色化改造示范推廣”、 “綠色制造體系構建試點”等提出了工作部署。
　　綠色制造，本來并不是一個可以單獨切割出來的正面戰場，它包含在能源結構調整、工廠能耗管理、機器能耗等多方面的工業體系中。
　　在美國，美國制造業消耗的能量大約占總能源的25%。因此美國會大力發展高效的電力轉換技術。美國制造創新網絡的14個研究院中，智能制造創新研究院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平臺建設，推動工廠能耗的降低；而在德國，由德國機械制造協會VDMA牽頭發起的能耗倡議——“藍色競爭力”BlueCompetence受到了40多個機械制造分會的支持，德國紡織機械、塑料機械等都在這方面表現了高度一致的行動。機器能耗低，正在成為德國機械的另外一個殺手锏武器。
　　《指南》中也提到了實施基礎制造工藝綠色化改造。這顯然跟“強基工程”有關，而這又是根本。

　　高端裝備工程

　　高端裝備瞄準了大飛機、核電、電網、先進軌道等十一項。三年下來也是呈現了不少結果。據不完全統計，實施“中國制造2025”以來，近三年已突破并應用了4700余臺套關鍵技術裝備。
　　但高端裝備，看上去都是國家大計的建設，除了醫療、高檔機床和先進農機這三項，其他八項都是國家級攻堅工程。
　　發展高端裝備，也需要大力發展專用裝備。現在很多的裝備都是通用型的，針對用戶的專用裝備、專用的工裝現在研究得還很少。但實際上，國內這一塊的需求量很大。專機的特點是必須跟用戶結合起來，需要了解用戶的工藝特點。
　　例如，作為“機器中戰斗機”，機床已經算是一個普遍應用的設備。但機床企業，本來沒有規模化的概念，國外的這些企業到一二百億就是很大的企業了。沈陽機床在2011年達到了180億，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不能再突破。這個行業，不太可能出現一千億，跟工程機械、汽車產業完全不同。
　　它很難成為一個GDP大戶，更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形象工程。然而大量的這種專機設備制造商，卻是德國“隱形冠軍”的奧秘，這也是我們艷羨的德國裝備制造業的基礎。根據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的統計，現在機械工業產值兩萬億是專用裝備，而四萬億則是通用裝備。這個比例不調整過來，供給側改革的高質量發展，難言成功。

　　兩個行動指南

　　1+X中有兩個行動指南。服務型制造，發展的比較緩慢，算是頗為悲涼的一個。“服務型制造”，在概念上一開始就必須要跟既有的“生產性服務”進行切割和區分，這是兩個部委之間微妙的結果；在實踐中，則被“智能制造工程”輕松地擊倒，因為它從語境上不占任何優勢。智能制造只要稍加概念上的推演，立刻就可以殺入到“服務型制造”的領域；而從去年年底火爆到天的工業互聯網，幾乎完勝，將“服務型制造”踩在腳下。
　　服務型制造，是制造業追求利潤、高度競爭的一個自發結果。英國羅羅發動機在1997年啟動了秘密武器，一舉打敗宿敵GE獲得了日本全日航的全部發動機訂單，而此前全日航用的全部都是GE發動機。這一武器，打的GE滿地找牙不知就里。其實羅羅開始使用的一種全新的銷售策略，叫做“全程式服務”（TotalCare）。它在報價發動機價格的同時，會提供幾年免費保養的承諾。這是發動機遠程運維鼻祖。它徹底地顛覆了制造與服務之間的關系。后來另外兩家發動機供應商GE和普惠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當下，因為工業互聯網的快速發展，GE的故事更加廣為人熟知。然而，這是在20年前企業競爭的自發結果。那個時候，沒有服務型制造。
　　質量品牌提升行動，這也意味著中國的弱項，一直未能得到解決。質量問題本來是企業生命線，無勞國家來反復強調。值得注意的是，質量問題不能靠工匠精神來解決。而且，工匠精神不能上升到道德問題。扯著嗓門喊工匠精神，是把質量問題的本質，給掩蓋起來。
　　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產品交換和社會反饋機制的命題，它的形成離不開社會評價的榮譽和消費者的利益反饋機制。

圖 | 工匠精神的蝴蝶模型

　　工匠精神的需要通過系統的社會體系發生放大作用，體現在保護產權、有尊嚴的活著（有優越感，包括收入，或者榮譽）、有社會等級等。只有這樣，工匠精神才能真正地在當下的社會土壤中發揚光大。
　　中國互聯網軟件界的碼農程序員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匠。他們給中國用戶提供了最好、最舒服的界面，各種手機上的APP，使用很好，bug很少，也就是質量很好。快速的用戶反饋和快速迭代，給了工匠最好的反饋精神。最重要的是，他們也獲得了物質上的回報。
　　豎典型不如回歸故里。質量其實只是一個表明現象，它是一系列行動產生的結果。回頭看看豐田在上世紀60年代就啟動的“豐田生產方式”，回顧那些杜絕浪費的令人窒息的“持續改善”——直接的結果就是質量提升。如果去看看日本在1960s-1990s所做的精益改善和工業工程的努力，以及眾多理論的提煉，此一刻，我們會感覺中國的制造理念，至少落后30年。
　　技術，暫且可以放到一邊。

　　四個專項

　　四個專項中的醫藥、信息技術、新材料可以一跳而過。生物醫藥已經成為真正的產業制高點，它所處的產業價值鏈遠高于汽車，成為美國優勢最為明顯的領域；信息技術正在成為無處不在的制造業使能，而新材料，在中國正在以“折子工程”的方式，成為關注重點。
　　值得提一下人才專項，這向來都是最弱勢的話題。最近各地“哄搶大學生”的現象，讓人感覺很開懷。作為全世界大學最多的城市，武漢一口氣搶下30萬高校生，并給出了各種條件。當然，搶高校人才，還只是一種樸素的“拯救城市人口”的行為：與其在說搶大學生，不如說在搶城市人口。沈陽的人口大量凈流出，直接就會帶來城市活力的下降。盡管大學生從畢業到職業熟手，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但畢竟是一個好的開端。
　　還可以有更好創新的路徑嗎？美國數字設計與制造創新研究院DMDII，在今年推出了一份“面向制造升級的數字人才”報告，詳細地規劃了數字人才的64種角色和崗位描述，基于數字企業重新劃分了各種數字人才的位置。這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發，面向未來的制造，至關重要的是，是否有足夠的人才去匹配。隨著德國工業4.0的普及，德國工業也深感數字型、軟件型人才的不足，與技術發展不匹配。這也是我們同樣會面臨的問題。富士康曾經“讓100萬機器人上崗”的豪言并沒有真正落實，倒是數字型人才缺口有好幾萬。
　　數字型人才，你到底需要什么技能？需要在人才專項的后續發展中，來仔細回答。

　　智能制造進入空靈語境

　　這兩年讓我們抓狂的那些智能制造相關熱詞，四處飄蕩：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兩化融合、兩化深度融合、互聯網+、工業云、新一代智能制造。
　　工業從業者開始在車間里尋找可以智能化的金屬、塑料和導軌；供應商給所有的產品和服務都迫不及待地貼上“智能制造”標簽，智能物流、智能夾具、智能倉儲，各種軟件如果不智能，都不好意思推薦給客戶；演講者把以前所有的PPT材料，將“X”批量換成“智能X”。
　　智能制造不像是在搞制造，而是在搞“智能”。工廠里面哪里有什么智能？不過是自動化而已，信息化，加上一些物聯網的手段和一些數學分析而已。
　　中國整個制造業水平比較低。能夠進行智能化改造數字化車間建設的，可能不到10%—20%。許多傳統產業還在用手工來加工，用圖紙傳遞設計思想，用excel表格來傳遞數據。最基礎的一些數字化的東西，信息的傳遞都沒有變成數字化，如何能夠向數字化車間、數字化工廠轉型？
　　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日本、中國***地區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人均GDP達到6000到1萬美元期間的時候，他們都開展了工業自動化的升級運動，這為它的工業化深度打下良好的基礎。中國2016年的人均GDP為8260美元，正是自動化和工業工程應該大行其道的時候，斷然不能忽略。中國并沒有形成一個大面積的推動，很多企業無論從生產流程、生產工藝等方面差距還是很大。
　　除了技術上的導入以及產品的優化、改造，對企業而言，更重要的是思想突破和組織的變革。智能化改造，如果沒有管理上和組織上的革新，將見效甚微，難以享受到智能制造的紅利。
　　與其學習智能制造有多柔性，不如直接學習豐田生產方式的小批量生產。豐田早在1961年，就意識到了即使是大量生產的訂單，也會采用小批量生產。這就意味著，車間中將發生無數驚人的微小創新——那才是工業化的根基。
　　然而，概念在中國卻無人馬虎應對。因為這可不是小事情，每一個新的概念背后都會有利益集團的身影。

　　工業互聯網放衛星

　　工業互聯網在2017年下半年意外走熱，在2018年成為最大的“概念黑馬”。

圖 | 百度指數的熱度對比（藍線為工業互聯網）

　　根據百度指數，在2018年3月，“工業互聯網”是“智能制造”的四倍。然而工業界不需要去了解百度指數，從各種政府鋪天蓋地的文件中，就可以知道工業互聯網有多熱？廣東、浙江先后回答了這個問題。
　　浙江的目標是，到2025年創建1個以上跨行業跨領域、生態型的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工業互聯網平臺，30個行業領先的特色工業互聯網平臺，開發集成10萬款工業APP，連接工業設備數量達到2億臺，上平臺企業數達到30萬家。并且給出了各市“企業上云2018-2020年”的詳細分解地圖。

表 | 各地2020衛星云圖（來源：綜合整理）

　　這算不是放工業衛星？去看看各地政府的實施意見，從《中國制造2025》公布以來，各地經信委一般都是繼承了國家指導意見，并且形成“地方加強版”、“土豪版”。
　　中國著名史學家黃仁宇在總結隋煬帝的功過時候，指出了文官管理的一個關鍵性技術性問題，隋朝官吏“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
　　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做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已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于是矯枉必過正”。始于隋朝的科舉制度，開創了全新的選官方式：各地的管理均由中央派出，而為了應付中央吏部的考核，給地官員不得不“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1400多年前的做法，現在看起來也是觸目驚心。然而這終究不是隋朝的宿命，這幾乎就是中國千余年的巡回，黃仁宇繼續寫到，“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并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
　　問題在于，地方政府設定的數字目標，首先有“人造浪”的浮夸，其次是明晃晃的技術取代問題，最后一個是補貼路徑的問題。后兩者都給了國際貿易體系下授人把柄的機會。
　　除了上文墨卡托報告中那個被廣泛引用的“70%”目標，五大工程中的“智能制造工程”中，也提到了這樣的目標。

圖 | 智能制造工程指南中的目標

　　智能制造工程中提到了“具有知識產權的智能制造核心支撐軟件國內市場滿足率超過30%”。
　　這個目標，我們是否能夠實現？
　　當下最為基礎的高端工業軟件如三維CAD軟件、PLM，中國占有率恐怕不到5%，高端CAE幾乎全軍覆沒。而且沒有任何改善的現象。這個需要去反思，我們似乎設定了一個不可完成的目標，嚇壞了國外認真研究每一個數字的學者和政客。
　　這讓中國在國際輿論上所經歷的反彈和抵制，幾乎是必然的。地方政府或者某些行業一些大而不當的目標和公開的補貼手段，無疑成為國外輿論施壓和反制的重要證據。
　　工業互聯網為什么會成為一種數量的游戲狂歡？因為它可以制造一種簡單的數字指標。在一些省份的企業上云的目標中，阿里、三大運營商、華為云，就能占到95%。這種云，跟工業互聯網到底有多大的關系？

　　三年豹變

　　然而，即使《中國制造2025》成為發達國家抨擊的目標，也不過是一個干擾而已，并不耽擱這樣一個正面進攻中高端價值鏈的國家制造戰略。只是三年下來，我們需要考量的事情頗多：需要大力普及工業工程思想，讓樸素的理念再次成為閃電，工業發展史上那些經典思想，其實并沒有過時；少進行示范，那是管理學中最為忌諱的直升機式管理——塵土飛揚的運動式；讓制造創新中心，重新找回大院大所當年的定位，不能太靠近市場，要成為 “聽不見炮火的參謀部”。離戰壕太近，動作就難免變形，做不出適合基礎共性的決定；進行上下游結合的綁定創新，彌合甲方與乙方的裂痕（包括廢除“最低價中標”規定），將用戶和供應商連接，實現連鎖式創新。尤其對于特別需要用戶使用反饋的中國工業核心軟件而言，這可能是唯一機會；人才行動，必須從通識教育到專業突破。等等。而各種政策的對外表達方式，也需要仔細斟酌，從現實出發，從符合國際規則的角度出發：要知道，中國制造正處于全世界的學者和政治家的顯微鏡觀察之下。
　　為什么德國提倡的工業4.0，可以讓中國尊為圣明，讓德國供應商以“工業4.0”賣出更多的自動化、機械設備和產線，而國際上視為對等物的“中國制造2025”，卻讓中國制造被視為芒刺？這中間需要做一些技術性的反思和研究，會使得我們此后更好地應對國際貿易環境。
　　全世界制造業的西洋鏡，都在中國。我們在這里有足夠多的實踐，讓我們一一應用，也一一拆穿。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這是中國發展自有工業史的一個收獲過程。三年厲行，始知路遠。
　　——謹以此文表達草民之心，慶祝《中國制造2025》發布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