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高科技產業如果落后，就很容易被“卡脖子”。半導體芯片是尖端制造業之一，中國的芯片進口額已經超過原油進口額，成為第一大進口物資，每年的進口規模超過2000億美元。在動態存儲芯片(DRAM)方面，為了盡快突破技術壟斷，實現獨立自主，擺脫完全依賴進口的局面，近年來，中國大陸開啟DRAM產業戰略布局，引起行業關注。

當前，全球DRAM產業呈現寡頭壟斷態勢，中國參與競爭后注定會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做大做強的基礎。回顧當年，臺灣DRAM產業沒有能夠成功，就是吃了沒有核心技術的虧，留下的慘痛教訓值得我們警醒。

前車之鑒

臺灣的DRAM產業發端于1983年與美國合作研發內存。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行業的迭代更新，直到2006年，臺灣僅存六家DRAM廠商，其中三家為自主品牌，另外三家為代工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內存價格全面崩盤，重創臺灣DRAM產業。后來，各廠商紛紛轉型。2015年，美光收購華亞科技大半股份，臺灣DRAM獨立經營之路終結。

在三十年的時間里，臺灣向DRAM產業投入約500億美元，超過2萬名科技精英參與其中，最后卻落得負債累累，連年巨虧。

從逐步放棄自主研發，到完全依賴外國企業技術授權，再到代工模式遭遇金融危機重創后滿盤皆輸，臺灣的DRAM發展是一個失意的故事，對正在發展DRAM的中國大陸充滿警示意味。

失敗之路

總結臺灣DRAM產業失敗教訓的文章有很多，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地把依賴技術授權列為產業的致命弱點。臺灣很多業內人士回憶時慨嘆，在熱衷資本運作、不搞自主研發的思路主導下，企業走捷徑、賺快錢，快進快出，在競爭殘酷的DRAM行業毫無立足之地。行業帶頭人錯誤的戰略選擇是導致產業敗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力晶電子曾經是臺灣DRAM股王，其董事長黃崇仁在進入半導體行業前曾帶領掃描器制造企業力捷成為全球第一大掃描器品牌。力捷曇花一現的成功大多得益于較強的制造能力和良好的成本控制，而在專利技術上則少有自主研發、主要依賴技術授權，這也是力捷后來走下坡路的原因之一。

在其后來的DRAM產業開展上，黃崇仁繼續采取授權合作的方式，付出高達100億日元(當時約合8000多萬美元)的技術授權費與三菱合作。

黃崇仁后來曾在接受采訪時無奈地說：“別人是做加值，成本 1000 元收 1100 元，我們是做打折，別人賣 2000 元的東西，我們賣 1700 元，還覺得自己很賺錢。”有媒體評論說，沒有從基礎建立根基，卻想把豆芽菜變成大樹，衍生出一堆怪現象。

“DRAM賺的時候，臺灣只能撿別人剩下的零頭;但賠的時候，卻賠得比別人更慘。”茂德董事長陳良民曾經發出的這一感嘆，也從側面印證了沒有自主研發能力的臺灣DRAM產業是多么被動。

在茂德建立之初，陳良民就一直奉行技術轉移路線，尋求與國際大廠合作，認為通過技術授權，臺灣的DRAM產業能夠在短時間內與國際大廠站在同一技術水平上。在陳良民的領導下，茂德一直依靠英飛凌的技術授權，毫無自主研發能力。2001年起，由于DRAM產業不景氣，茂德母公司大量質押茂德股票，引發了與英飛凌的矛盾，致使英飛凌終止對茂德的技術授權，并停止采購茂德晶圓。失去技術授權后，茂德異常艱難。

2008年，陳良民在呼吁臺灣政府出面拯救DRAM產業時反復強調技術扎根的重要性。然而，當被記者問到如何看待外界對臺灣DRAM發展多年后依然不擁有自主技術的批評聲浪，陳良民并沒有做出正面回答。

華邦曾經是臺灣繼工研院電子所、聯電和華隆微后第四家有能力自行設計生產芯片的公司。然而，董事長焦佑鈞當年沒有投資自主研發，而是選擇利用奇夢達制造工藝授權為其生產DRAM，并保證只在奇夢達的訂單生產中使用其工藝，走純粹的代工廠路線。隨著奇夢達的退場，華邦于2010年轉做利基型DRAM。

在南亞科技，當年曾有兩派，一派主張在與英飛凌合作的基礎上自主研發，以應對與三星的激烈競爭，然而這需要時間和大量的資金投入;另一派主張與美國合作，繼續走以技術轉讓為前提的代工模式。南亞科決策層選擇了后者。當時，南亞科技執行副總經理是高啟全。

2003年，南亞科技與英飛凌合資成立華亞科，擔任總經理的高啟全依舊選擇來錢更快的國外技術授權道路。與高啟全合作多年的人士說，高啟全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趕快量產，搶占全球市占率。”然而，嚴重依賴國外技術轉移、完全遵循代工模式、放棄自主創新、沒有核心技術的華亞科實際上淪為了美國和日本的廉價工廠。高啟全后來在被問到臺灣存儲業大退敗時提到，其根本原因是沒有自主研發和自己的技術。

上文提到的行業領軍人物中，焦佑鈞后來帥領華邦以奇夢達技術為基礎，通過十余年自主研發的努力，成功轉型為利基型DRAM制造商;黃崇仁帶領力晶平穩過渡至代工模式，成為臺積電以外數一數二的代工巨頭，近幾年不斷有大手筆的業務布局。相比較而言，陳良民和高啟全的表現就乏善可陳了。

“盛名”之下

這些人中，近幾年在大陸最有名氣的是2015年加入某集團的高啟全。不知從何時起，高啟全開始被譽為“臺灣存儲教父”。讓人很難明白的是，這位從失敗的臺灣DRAM產業中走出來的“大佬”級人物是如何得到這一“威名”的。真正了解內情的人是否會覺得這名號的背后帶著幾分諷刺的意味?

6月底，大陸這家集團宣布組建DRAM事業群，由高啟全擔任CEO。一紙官宣，廣受業界關注。這樣一個沒有自主研發經驗、也沒有成功過的“教父”，真的能執掌該集團的DRAM事業群、促進其項目的推進嗎?

高啟全加入這家集團后，至今數易其崗。2016年，某存儲器公司成立后，高啟全擔任執行董事長;2018年末接棒該集團旗下另一家子公司的CEO;僅三個季度后，又出任集團DRAM事業群CEO。高層人事變動如此頻繁，對項目和團隊穩定性有何影響，想必業界自有評論。

業內人士說，高啟全長年專注營銷和管理，早已與技術研發和晶圓廠運營脫節，來大陸上任后對于如何建立起研發體系也未見真知。

“自主研發做DRAM太難了，必須有埋頭苦干的決心、毅力和韌勁;性格浮夸、不踏實的人是干不了的。”在存儲芯片行業奮斗多年的一位技術專家在批評技術授權路線時如是說。“老想四兩撥千斤，自己沒有真東西，這是致命的問題。”

當務之急

最近有傳言說，某國際大公司再次向大陸公司放出技術授權的誘餌，不知最終是否真能引魚上鉤。對于大陸高科技企業而言，秉承國際合作精神、走開放式研發的道路，本是加速技術進步的正確選擇。然而，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只盯著短期利益，放棄自主研發，就一定會埋下禍患。

在國際高科技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大陸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更容易受到技術強國動用包括禁運在內的各種方式的阻撓，兼并、合資等道路幾乎都不可能走通，只剩下加強自主研發一條路。郭臺銘在論述半導體產業時曾經說，只有做到極致、全世界都無可替代的時候，才能長久地立于不敗之地。這個“極致”，就是把尖端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實現核心技術突破，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習***多次強調，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不掌握核心技術，我們就會被卡脖子、牽鼻子，不得不看別人臉色行事。而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花錢買不來的、市場換不到的。我們必須爭這口氣，下定決心、保持恒心、找準重心，增強抓核心技術突破的緊迫感和使命感。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不能總是指望依賴他人的科技成果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我們強調自主創新，并不是要關起門來研發、一切從頭開始，而是要分清哪些技術可以搞好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哪些必須靠自主研發、自主發展。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中國大陸存儲芯片產業的發展正在迎來關鍵的歷史機遇期。在確定發展思路和方向的初始階段，必須堅持走自主研發之路。歷史告訴我們，依賴國外技術授權的道路是死路，重大核心技術必須依靠自己攻堅克難。臺灣DRAM產業最終走向沒落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千萬不能急功近利，放棄自主研發。雖然自主研發是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路，但是只要有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決心，就一定能在高端產業的國際競爭中有所作為。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掌握核心技術，才是贏得長遠發展的出路和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