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芯片巨人在CPU領地之外的開疆拓土一直不是很順利。在移動通信市場，貝瑞特時代的英特爾曾用將近10年時間，耗資數十億美金打造Xscale移動芯片，但最終在市場上的份額不足10%，每年帶來數億美金虧損。2006年英特爾迫于業績壓力，將該業務以6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Marvell公司。

　　2008年，不甘心坐視智能終端市場被諸強分食的英特爾卷土重來，這次它走了一條合縱連橫、多線出擊的道路。英特爾先后高調宣布與愛立信、LG等合作，將其下一代凌動處理器(Atom)引入移動互聯網設備(MID)和移動通信解決方案中。MID是英特爾2007年開始力推的概念，它更強調手機、上網本等終端設備的互聯網接入功能，而弱化了其移動通信屬性。這是英特爾的一種商業策略，實際上英特爾被華爾街稱為“全球第一大無線趕超崇拜者”，2007年無線寬帶技術WiMAX入圍國際電信聯盟(ITU)的第4個3G移動通信標準，英特爾是主要的推手之一。

　　不過后來MID這一概念的普及度完敗給同期誕生的“Netbook(上網本)”和iPhone、“App Store”等——雖然按照英特爾的定義，它們正是典型的MID。這也反映了在PC產業呼風喚雨的英特爾在移動領域的號召力不足，之后幾年，英特爾逐漸不再提MID。

　　2009年6月，英特爾宣布與諾基亞合作研發下一代基于Intel架構的移動計算設備和芯片組，之后又聯合發布針對移動終端的操作平臺MeeGo，它由英特爾的Moblin平臺與諾基亞的Maemo整合而成。但今年年初，諾基亞宣布采用微軟WP7平臺，將MeeGo定位為“面向未來”的平臺。英特爾表示遺憾之余，聲明將繼續“留守”MeeGo。據《商務周刊》了解，諾基亞MeeGo手持終端的研發一直基于ARM芯片，而英特爾基于MeeGo的終端研發則瞄準的是上網本和車載設備，即英特爾從2009年開始力推的“嵌入式系統”市場。

　　去年7月，曾有報道稱英特爾悄然解散了旗下WiMAX項目部，這印證了之前的傳言：眼看在4G標準爭奪中WiMAX不敵LTE，不堪重負的英特爾將退出WiMAX市場。據說僅在全球最大的WiMAX運營商Clearwire身上，英特爾就已投入近16億美元。

　　但無論是否放棄WiMAX，目前來看英特爾絕沒有再次從移動通信市場鳴金收兵的意思。2010年7月，英特爾CTO賈斯汀·萊特納 (Justin Rattner)表示，采用英特爾Moorestown處理器的智能手機將于今年初發布。而針對平板電腦的芯片Oak Trail也將于今年初發貨。到了9月，英特爾在半個月內耗資100億美元，一口氣收購了無線芯片商英飛凌的無線解決方案部門(14億美元)、安全軟件公司McAfee(78.6億美元)和德州儀器的電纜調制解調器部門，完成對無線市場從芯片、安全到解決方案的布局。歐德寧表示：“收購英飛凌無線部門，可以增強我們計算策略的第二個支柱——互聯網連接。”

　　在2010年的秋季IDF上，歐德寧正式發表了從一家處理器公司面向“全方位計算解決方案公司”轉型的宣言，在方之熙的記憶中，上一次英特爾的重大轉型要追溯到25年前的1986年，當時主營DRAM存儲器的英特爾被日本的競爭對手所壓迫，安迪·格魯夫對公司高管們說，“我來申請做新的CEO，做微處理器產品。”當時的英特爾已經是3000多人的公司，從存儲器轉型做微處理器的重組對公司各方面的沖擊都很巨大。那段時間里，英特爾的利潤一直直線往下掉，但如果不是那一次破釜沉舟的轉型，也就沒有后來的CPU霸主。

　　與當年的PC市場類似，英特爾現在倡導的“移動互聯計算”愿景是一片開闊的新領地。而對于英特爾來說，這一片新領地的切入點便是“嵌入式系統”，它已經成為英特爾三年來最重要的布局方向。

　　嵌入式的新蛋糕

　　2009年6月，幾乎在與諾基亞達成合作的同時，英特爾宣布以8.84億美元收購嵌入式軟件提供商風河(Wind River)。事實上，英特爾本身就是嵌入式產品的開山鼻祖，早在1976年，英特爾便推出了第一款嵌入式產品8048微控制器，后來專注于CPU的英特爾淡出了該領域。

　　根據IEEE(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的定義，嵌入式系統是指“控制、監視或者輔助機器和設備運行的裝置”，而方之熙的通俗解釋是，“看上去不像計算機的計算設備，不管有沒有屏幕，只要里面有微處理器，就叫嵌入式系統”。從手機到車載娛樂信息系統，從燈泡到微波爐，目前英特爾宣傳的嵌入式市場包括車載信息娛樂設備、自動柜員機和信息亭等交互終端、無線和有線通訊設施、打印機、網絡存儲系統、工業自動化和醫療設備等。

　　然而對于英特爾來說，這一“數以千億美元計”市場，進入難度絲毫不低于移動通信領域。英特爾面臨的屏障之一來自產品層面，與PC不同，大多數嵌入式設備是把有限的計算能力用在一個主要應用中，因此其處理器需體積小、功耗低，代際更替慢，有靈活的開放定制功能，只需一定的計算能力。這與英特爾所擅長的通用處理器高處理能力、高速更新換代和支持海量運算的特性南轅北轍;屏障之二是，嵌入式領域多年來形成了一種穩態的、群雄割據的產業結構——半導體商們都采用ARM公司授權的芯片架構，再增加外圍電路和其他功能模塊，設計出不同用途的芯片。高通、三星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行業稍強，德州儀器、飛思卡爾、瑞薩等在汽車電子領域領先，恩智浦、Marvell、IBM等則在航空、衛星、IC卡、網絡設備等領域各有所長。

　　在這樣的格局中，ARM作為與所有半導體公司沒有競爭關系的知識產權提供商，地位難以撼動。而它之下的數十家半導體廠商又在各自行業有著幾十年的經驗積累——和通用CPU市場不同，嵌入式CPU一定要和某個具體行業相結合，行業經驗至關重要。英特爾可以切下誰的蛋糕呢?

　　英特爾眼里的獵物并非源自現有格局的松動，而是“破壞性創新”帶來的新蛋糕。楊敘表示，雖然嵌入式已經在交通、醫療等很多領域有了應用，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隨著三網融合、物聯網、智能家庭成為現實，嵌入式將迎來無限大的應用空間。英特爾預計到2015年將有超過150億個互聯設備將接入互聯網，在它看來，一旦接入互聯網就會面臨海量數據的處理問題，那正是英特爾的強項。

　　“聯網設備終歸要處理數據，提高計算能力，以前我們做Personal Computer(個人計算機)，現在叫Personal Computing(個人計算)。”楊敘對《商務周刊》說，當所有的設備都接入互聯網，更加需要龐大的數據處理能力，“數據去向哪里，英特爾就延伸到哪里，我們的使命就是把數據處理好”。

　　這一愿景之下，英特爾在嵌入式領域早已以志在必得之勢行動起來。

　　2009年9月，英特爾實施重大組織架構調整，將全球5大產品事業部合并成立新的“架構事業部”(IAG)，兼管技術方向與產品方案。其旗下又分立6大產品事業部，嵌入式與通信事業部(ECG)同PC客戶端事業部、數據中心事業部等并列其中。去年年初，中國區嵌入式與通信產品事業部成立，由原上海英特爾工廠的廠長陳偉任總經理。該事業部根據產品線分為三個部門：以至強產品為主的性能產品部，針對無線及有線通訊;以酷睿產品為主的嵌入式計算部，針對醫療、能源等行業;以凌動產品為主的低功耗嵌入式產品部，面向交通、安全保險、工業及打印行業等。

　　在中國，英特爾嵌入式業務主要集中于與合作伙伴聯手開拓數字安全監控、車載信息娛樂系統(IVI)、數字標牌和行業便攜終端四大應用領域，并已有一些大的訂單斬獲(詳見《商務周刊》2011年1月20日一期文章《英特爾：帝國的新果樹》)。

　　把中國嵌入全球體系

　　不過就嵌入式領域來說，英特爾在中國最重要的布局并不是開展相關業務，而是把這一未來幾年英特爾最重要新業務方向的研發工作，整個兒押在了中國。

　　2009年10月，英特爾中國研究中心正式升級為英特爾中國研究院。“(英特爾全球副總裁、CTO)賈斯汀感到中國這邊的研發隊伍已經很成熟，中國市場對英特爾也是最重要的市場，所以和英特爾最高領導層討論決定在中國成立研究院。”方之熙介紹說，英特爾1998年正式在北京成立第一個研究小組，主要工作是為美國的研究團隊做一些輔助性的分析、測試工作。經過幾年發展后升級為研究中心，分設通信技術實驗室(ICT)、應用研究實驗室和編程系統實驗室等，承擔一些美國研究院的子項目和執行。

　　2010年2月，已經在英特爾研究院工作了16年的方之熙出任英特爾中國研究院院長，直接向賈斯汀匯報。但這第五家獨立研究院到底做什么，方向還沒有確定。2009年下半年，英特爾內部就此進行了多次“頭腦風暴”，一共提了60多種不同的建議，經過篩選最后剩下支撐性的開發工具 (Benchmark)、模擬仿真、汽車電子、醫療設備、照相機/監視器和云計算等六七種方案。最后再經過英特爾總部研究院的院士、從外部聘請的高級顧問和公司業務部門高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進一步商討，提煉這些方案在研究上的共性，最終大家發現，在汽車上也好，在消費電子、醫療器械上也好，都是屬于嵌入式系統的問題。“于是認識到面向嵌入式系統的研究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方之熙說。

　　方之熙博士早年留學美國，離開中國30年，此番能夠回國發展自然心潮澎湃。但這位儒雅謙遜、笑容可掬的科學家坦言，一開始他并沒有意識到英特爾會把這個研究院委以如此重任。最初他自己主張的研究方向是模擬仿真工具研發，“不敢提太大的目標”。隨著一輪輪內部討論，中國這邊逐漸理解了總部的戰略意圖，“不光要定義英特爾中國研究院做什么，還要定義和其他研究院之間的關系”。事后來看，方之熙覺得賈斯汀其實對于中國研究院的定位早有想法，但他的領導風格是通過內部討論，逐漸引導大家深入理解英特爾研究院這一輪重組的全盤戰略。

　　去年4月，賈斯汀在北京宣布，嵌入式系統的前沿研究將成為英特爾中國研究院的主攻方向。方之熙告訴《商務周刊》，在英特爾研究院體系內部，中國研究院的名字就叫“嵌入式系統研究院”，其目標是成為世界級的嵌入式系統研究院和英特爾在中國及全球布局中的重要部分。

　　2009年9月，賈斯汀接任CTO，著手重組英特爾研究院。年底重組完畢之后，英特爾在本土有四個研究院，其中兩個分別做微處理器研究和半導體電路設計，這是英特爾的兩大傳統研究院，方之熙早年曾擔任微處理器研究院程序系統技術實驗室的總監及首席科學家。另外兩個研究院中，有一個是做系統集成芯片(SoC)，“SoC有很多應用領域并不是英特爾自己做，而是與第三方合作，做法和原來不一樣。”方之熙說。另一個研究院的方向是用戶體驗和人機交互等未來技術。“這個實驗室很好玩。”方之熙介紹說，其成員只有一半是工程師或計算機科學家，另一半由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等構成，實驗室里有一位研發總監以前是一名英文學教授、詩人，研究怎樣讓計算機系統更具美感。而這個研究院的院長、澳大利亞人貝爾(Genevieve Bell)，則專門研究在全球散布最廣的中國客家人的文化。

　　1995年方之熙加入英特爾研究院時，該院總共才二三十人。當時的CEO格魯夫給英特爾研究院的定位是：研究的產品商業化周期既不能低于3年，也不要超過7年。如今英特爾的五大研究院按與現有業務的相關性呈“金字塔”布局：最底層是最具相關性的微處理器研究和半導體電路設計;其上是集成了第三方應用的系統集成芯片研究;再之上便是中國研究院的嵌入式系統研究，它承載了英特爾對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數字醫療、汽車電子、智能電視等新市場的探索和嘗試;最頂端是更偏未來應用層面的基礎理論研究。

　　確立了研究方向之后，中國研究院也進行了內部重組，關停并轉了過去一些非嵌入式相關的項目，補充新鮮血液。目前，英特爾中國研究院共有100多名科研人員，采取“五室、一部、一中心”的結構，“一中心”是指2008年英特爾與清華大學合作成立的“科技部—清華大學先進移動技術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下一代平臺硬件、系統軟件及應用開發先進移動平臺;“五室”是指圍繞嵌入式的應用實驗室、軟件實驗室(主做操作系統、驅動程序等)、無線互連實驗室、架構實驗室和輸入輸出(I/O)技術實驗室;另外研究院還成立了“一部”——技術管理部，其職能是把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推介、轉讓給英特爾的產品部門或第三方合作伙伴。英特爾專門招聘了前英飛凌中國市場總監王允臻負責該部門。

　　方之熙認為，工業研究院有兩個任務，一是改善公司現有產品的地位，另一個是能夠幫助公司創造一些新的商業機會。在后一方面，中國研究院已經收獲了成果。去年研究院與華為中央研究院、中移動達成合作項目，利用英特爾在架構技術方面的優勢，幫助華為針對中移動基站的芯片需求進行優化，使其維修、購置成本降低。在今年巴塞羅那移動通信大會上，中移動還專門展示了該項目的研發成果。此外，最近被蘋果公司Mac Pro筆記本電腦采用的英特爾高速統一設備連接技術“光峰”(Light Peak)，其中也有中國研究院的很大貢獻，因為該技術中國研究院也獲得了當季的“英特爾研究院大獎”。

　　很多人認為，蘋果公司推出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和應用程序商店，將動搖英特爾和微軟等老牌霸主的根基，當年被Win-tel的橫向標準化體系打敗的縱向一體化商業模式又將成為主流。而方之熙并不這么看問題，他對蘋果公司印象最深的是：“我很佩服喬布斯，他一直有‘走自己的路’的勇氣和信念，這么多年不管外面情況如何變化，他始終堅持走自己認為正確的路，以及和公司風格一脈相承的路。”他回憶說，自己1984年拿到博士學位后，第一筆工資就花在了一臺2000多美金蘋果電腦上。2000年網絡泡沫時，微軟和英特爾的股價瘋漲，蘋果的股價則跌到谷底，但重返蘋果的喬布斯在埋頭做iPod，不為外界所動。

　　“今天的蘋果不是突然冒出來的，而是幾十年一直這么走過來的。”方說，“高科技處于變革的年代，我們一定要變革，變革同樣需要很大的勇氣，但變革不是簡單的事情，怎么使我們的公司業務和變革相配合，同時并不為外在原因所動，是值得我們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