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不知在我們看的感動、哭泣的背后卻是由一部真實的故事改編，也就是說正是因為現實中存在眾多的拐賣兒童事件的發生，才用電影的形勢來提醒世人，或許更希望能用這種方式來喚醒人販的良知，但是人販終歸是人販，如果能輕易喚醒，又怎么會每年導致眾多兒童失蹤案。在戳中人性的電影《親愛的》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以田文軍（黃渤飾演）為首的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尋孩子以及養育被拐孩子的農村婦女李紅琴如何為奪取孩子做抗爭的故事，感動無數人。

一直以來，兒童安全作為家長、尤其是社會異常關心的話題，甚至國家對于保護兒童的法律法規也是比較特殊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詳細運用法令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就明確規定，對嬰幼兒采取欺騙、利誘等使其脫離監護人視為“偷盜嬰幼兒”，按《刑法》規定，最高可判處死刑。可是仍舊有不法份子甘愿觸碰紅線繼續作惡。

人販屢次得手的主要原因在于沒有安全可靠的監控措施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每年失蹤兒童將近有20萬，找回來的大概只占有不到0．1％，而在全球被拐賣的兒童人數為120萬。同時筆者瀏覽了中國最大的非官方尋子網站“寶貝回家”，發現上面刊登的尋子信息竟然高達4萬多條，其龐大的數據背后代表著是4萬多個家庭正在經歷著悲痛，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失去子女的父母心中的煎熬。

假如我們深入分析，雖然每年都能不斷的聽到有警方抓捕人販和親子回家的消息，但是既然目前仍然還有4萬多條信息，并且也同時每年都聽到有兒童失蹤的消失，這或許只能說明一點，就是目前對于如何防止人販偷竊兒童和在發生之后能夠即時的跟蹤抓捕罪犯還有沒有達到有效的防范和監控措施。

匪夷所思的是，武漢大學的王真及其團隊對“寶貝回家”網站中的上萬條數據進行了抓取，基于省市兩級管理體系分別進行了數據分析，兒童拐賣活動最猖獗、最需要重點監控的城市竟然是像重慶、成都、上海、北京、莆田等大都市。

同時研究人員還發現，有42．4％的拐賣都在一個城市內部發生，大部分的關鍵城際路徑不足500公里，這再次表明，兒童拐賣的主要方式是短途和城市內部買賣，而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兒童被賣到了很遙遠的地方。

以上種種跡象都指向了一個地方“一二線的大都市”。而這就明顯的從側面反映出其一大都市的安防監控系統存在著巨大的安全隱患；其二也說明人販子也正是發現這個弱點才能夠屢試不爽，致使膽子越來越大。

AI+安防將有效的解決兒童失蹤案件的發生

既然發現了事情的根源，那么如何有效的解決根源，也就代表著是否能夠減少兒童失蹤案件發生的頻率。而要解決這個根源在目前看來并沒有有效可執行方案，不過隨著AI的高速發展和在安防上的應用場景不斷落地項目的執行和測試，似乎讓我們發現能否減少兒童失蹤案件發生的頻率主要的良藥就在于AI安防。

有調查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16年，我國安防行業市場規模從3240 億元增長到了5400 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高達 15％，近年來國家又在大力助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設，安防行業正在向規模化、自動化、智能化快速轉型升級，市場體量將進一步激增，預計至2022年，安防市場規模將達到萬億級別，新的生態正在形成，對于AI大軍來說正是歷史性的機會，也是決勝江湖地位的重要賽點。

AI安防不僅是建設智慧城市必不可少的一劑安胎藥，同時是對于城市安全、協助警察快速高效的破案一把利器。

比如，百度尋人平臺成功幫助兩位老人通過百度人臉識別技術的篩選比對，最終在9張疑似照片中成功將走失的兒子找回。而在此之前一個月百度就和“寶貝回家”合作，運用百度人工智能技術輔助闊別親生父母27年，6歲時就被人販從重慶拐賣到了福建的付貴成功找到親生父母。

又比如此前無錫市公安局依托曠視科技的動態人臉識別系統僅用25分鐘就成功抓捕到罪犯；合肥市公安局破獲一起團伙扒竊案件并抓獲犯罪嫌疑人王某，其面對諸多犯罪事實，絲毫不配合辦案人員的工作。最后在民警通過曠視科技提供的人臉識別比對搜索系統，將現場拍攝的嫌犯照片與警方人口庫中的照片搜索比對，很快便鎖定了王某的身份，同時結合人臉識別比對系統確認了多起手機盜竊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身份。

再回到兒童失蹤案件上，假如在孩子被人販偷走之后，盡管在第一現場我們不能夠發現人販偷走孩子的蹤跡，甚至不知道人販的面相。但是如果利用AI技術，把孩子的照片上傳到AI系統，然后通過全國的實時監控分析比對就可以很快的找出孩子的痕跡，諸如商湯科技就曾展示過通過攝像頭網絡跟蹤某人在某區域附近的行蹤。

當然AI安防的場景應用不僅僅這么簡單，就像曠視科技中了解到的，在一定開放空間的動態領域里，曠視天眼系統一方面針對黑名單人員布控：如重點人員、在逃人員、違法行為記錄人員等，另一方面還能夠把控白名單人物動向：如應用于尋找走失老人、被拐兒童，確認死者身份、調查失蹤人口等多個場景。

因此，在AI安防強大的數據抓取對比識別能力和細致、縝密的安防網絡布控之下，人販再想要從天眼底線把兒童偷走無疑是自投羅網，不說能夠完全杜絕兒童失蹤案件的發生，但是至少可以在人販行兇過程中多了一份風險和擔憂。

農村偏遠地區將成為人販的新戰場

盡管AI很有效的打擊了人販的作案機會和成功率，但僅僅也只能控制人口密集的一二線大都市。而對于四五線城市，甚至是偏遠的農村、山村，由于地區的相對落后和地理環境的相對復雜，AI安防根本就無法觸及到這些地區，因此這就成為了人販子們轉移戰場之后的首選戰地。雖然和大都市相比，其作案的對象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都有所下降，但至少來說安全，因此就會長期扎根于此。

那么新的問題就來了，在人販轉移戰場之后，四五線城市，偏遠農村、山村的兒童安全問題又該如何保障呢？雖然說法律的監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犯罪率，但是僅僅只能控制人的心理，對于膽大、亡命之徒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因此從當下來看最粗暴、最有效的方法依舊是做好安防。

也就是說AI安防要做到AI城市化、AI縣城化、AI農村化直至AI全民化，就像智能手機一樣，此時也許才能真正可以實現兒童拐賣案徹底消失的局面。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講，的確有些地方由于地理環境的影響，或許無法真正實現AI全民化，但是可以諸如在村口、或者通往縣城的主干道、又或者縣城。如果能夠把這三個地方控制好，至少在90％以上可以控制人販的犯罪率，除非逼急的人販真正的像穿越叢林一樣不走尋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