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決策層強調，要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其中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經歷了2017年的5G試驗，2018年的5G試點，2019年上半年預商用，2019年6月6日，工信部正式向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發放5G商用牌照，隨之到當年10月31日，在2019年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上，工信部與三大運營商舉行5G商用啟動儀式，5G套餐上線，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5G商用時代。

5G是一場狂歡盛宴，但在短暫熱潮后，5G產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和挑戰尚待解決：

技術：R16在2020年3月凍結，時延等指標需持續提升；國產產業鏈（高端芯片設計與制造等）在完整性和競爭力方面仍存在差距；網絡：頻段高，覆蓋難，基礎配套獲取困難，網絡建設成本增加；功耗高，網絡運維成本增加；實現低時延的邊緣計算還在驗證階段，還需要形成完整開放的產業生態；終端：多網絡制式影像手機終端的復雜性和成本，影響規模用戶發展；多網絡制式共存，網絡間切換將會影響5G用戶體驗；應用：垂直行業用戶認同有周期，跨行業發展與結合的解決方案需定制；5G冠以新基建之名，新基建新在何處，又潛藏著怎樣的行業機會，5G已經火熱了整個2019年，新基建將給5G產業帶來什么變化，等等疑問不一而足，都是尚未解答的考卷。

5G為數字經濟打底

5G是新基建之首，5G新基建概念的提出，說明我們應當以另一種視角看待5G，盡管這在從業人士看來早已發生。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孫松林對雷鋒網表示，新基建之所以稱之為“新”，是與“鐵公基”傳統基建相比，增加了信息通信類基礎設施建設，其新意更多的體現在對數字經濟的支撐作用上。

“5G在新基建中處于最根本的通信基礎設施，不但可以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等其他基礎設施提供重要的網絡支撐，而且可以將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科技快速賦能給各行各業，是數字經濟的重要載體。”孫松林教授說道。

區別于“鐵公基”，“新基建”說法的提出源自于經濟形勢的轉變——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4.8%，對GDP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三分之二。

2016—2018年，數字經濟連續3年維持20%以上的名義增速，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十余個百分點；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為1.91億個，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24.6%，同比增長11.5%，顯著高于同期全國總就業規模增速。

我國數字經濟全面發展趨勢已成，而數字經濟需要新的數字基礎設施，新基建是國家層面自上而下的推動舉措，5G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

在4G及之前的通信技術，為何不能認定其是新基建？

英特爾院士兼無線技術及標準首席專家吳耕曾表示，5G是起點但不是終點，它是通信和計算的融合。“現在，我們已經開始用計算來解決通信問題；未來，行業將迎來用通信技術解決計算問題的變革。”

5G網速是4G的十到百倍，但這只是5G最基礎的能力。超低時延，多元異構（融合2.5G、3G、4G、LTE、WiFi、毫米波等多種無線技術），5G還是歷史上第一次不只為了連接人而設計的網絡，這意味著網絡全面轉型，以具備虛擬核心網、基于云的架構以及先進的數據分析能力。

所以5G并不是移動通信技術的迭代，而是下一輪技術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實際上需要對網絡、移動平臺、終端，從架構、形態、設計上的革新，這是5G同其他幾代技術不一樣的地方。除了通信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它集運算和存儲為一體，因此，今后的信息網是集網絡通信、運算、存儲三位一體的網絡。”吳耕表示。

5G網絡側率先起跑

新基建問世，產業牽一發而動全身。

運營商處于當下5G產業發展的核心，沒有網絡一切都是空談，運營商一側直接反映出行業進展。雷鋒網獲悉，運營商正在加速進行5G網絡設備集采，一是由于疫情導致原建網計劃推遲，隨著疫情好轉運營商需要追趕進度；二就是新基建帶來的直接促進作用，讓整個產業時間表大幅提前。

恰巧在新基建公布后的第二天，中國移動開啟2020年5G SA核心網新建設備集采，涉及全國8大區/31省公司新建5G SA核心網網元和NFV虛擬化平臺設備；2020年5G二期無線網主設備集采，涉及28個省（市、自治區）總計232143個5G基站。

中國移動方面表示，力爭2020年底5G基站數達到30萬，確保2020年內在全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提供5G商用服務，加快從NSA向SA的目標網演進，力爭第四季度實現SA商用。

截至2月底，中國移動已建設開通超8萬個5G基站，包括286個疫情防控重點區域5G基站。截至2020年1月末，5G套餐客戶數達673.6萬戶。

3月10日，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攜手啟動2020年5G SA新建工程無線主設備聯合集采，預計規模為25萬站。中國電信方面表示，上半年要追回受疫情影響的建設進度，9月底要和中國聯通共同完成25萬個5G基站的建設，力爭在年底前完成30萬個5G基站建設的目標。目前中國電信已累計開通7.4萬個5G基站。

中國聯通也表示，上半年與中國電信力爭完成47個地市、10萬基站的建設任務，三季度力爭完成全國25萬基站建設，較原定計劃提前一個季度完成全年建設目標。中國聯通累計開通約6.6萬站，電信聯通雙方合計開通共建共享基站5萬站，基本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并網目標，截至目前初步估算雙方共節省投資成本約100億元。

“在5G建設中，能共享不新建，嚴控新建站比例，降低建設成本。”中國鐵塔董事長佟吉祿表態，這也是控制成本加速建設5G網絡的原則。

通信世界全媒體總編劉啟誠認為，各方目前加快5G建設的論調，都是各取所需的結果，從大的立場來說沒有問題。但在熱炒的情況下，5G建設不要淪為“新基建”背景下運營商的“獨角戲”。5G發展需要多方協力，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政策導向問題。5G領銜“新基建”，政策環境是關鍵。當下，中央出臺了有關5G發展的大政方針，但具體到各地方，真正落實了才算真功夫。

“目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已出臺了一系列5G發展政策。面對當前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各級政府應充分落實相關政策，形成政策工具箱，支持各類5G企業充分利用政策環境，確保5G網絡建設好、應用好。專家一致認為，5G發展需要有長遠的戰略部署和綜合的政策工具支持，誰戰略思路正確，誰政策工具運用得好，誰就能在新一輪互聯網革命中占據先機。面對疫情影響下的新形勢、新任務，各級政府只有因“地”施策，充分釋放政策紅利，形成5G政策工具箱，才能將5G的發展快速轉化為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力。”劉啟誠總結表示。

5G投資是經濟增長壓艙石

日前發改委和工信部下發《關于組織實施2020年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寬帶網絡和5G領域)》的通知，則更加凸顯新基建對5G的促進作用。《通知》下發了七項5G創新應用提升工程的申報通知，文件中明確寫道：

單個項目總投資不低于1億元。根據《高技術產業發展 項目中央預算內投資(補助)暫行管理辦法》，中央預算內補助資金按照分檔原則安排。工程按1.5億元、1億元、0.5億元三檔安排補助資金，補助資金占核定后項目總投資的比例原則上不超過50%。

這七項5G創新應用提升工程分別為：

面向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5G智慧醫療系統建設；面向互聯網+協同制造的5G虛擬企業專網建設；面向智能電網的5G新技術規模化應用；基于5G的車路協同車輛網大規模驗證和應用；5G+智慧教育應用示范；5G智慧港口應用系統建設；5G+4K/8K超高清制播系統基礎設施建設；從上述通知不難看出，發改委和工信部代表國家，直接用投資來提速5G產業，在關系社會民生和具備良好改造條件的產業率先建立起一批示范案例，從而增強5G產業信心。

但5G產業不是僅靠投資，孫松林教授表示，“5G的建設資金問題獲得了國家的項目投資和政策扶持，但仍有很大缺口；長期來看，在運營維護上，如果沒有良好的商業模式，資金缺口將越來越嚴重。5G產業需要經歷3-5年的建設、運維后才能逐漸成熟，也需要在各行業的多次嘗試后，才能找到應用突破口，資金的加速作用有限。”

據中國信通院預測，預計到2025年我國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將帶動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超過3.5萬億元。中國信通院發布的《5G產業經濟貢獻》認為，預計2020至2025年，我國5G商用間接拉動的經濟總產出約24.8萬億元。

“首先，5G建設本身帶來的投資將成為經濟增長的壓艙石，同時兼顧供給側和需求側；其次，5G建設將進一步完善產業鏈和相關產業，對數字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最后，5G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也對拉動經濟有所貢獻。”談及5G如何拉動經濟增長，孫松林教授如是表示。

5G商業等待閉環

解決了5G商業閉環，才算是迎來5G產業真正的春天。

對于現階段及未來如何更好加快5G發展，中國聯通董事長王曉初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其中一點就是“進一步探索5G商業模式、減少巨額投資帶來的經營風險”。

“5G投資和運營成本均顯著高于4G。由于目前設備成熟度還不高，規模部署后未來還需承擔大量設備優化、替換成本；另一方面，5G盈利模式尚不清晰，2C側目前還沒有出現過硬的“殺手級”應用，2B側盡管一些解決方案已經落地，但規模推廣與商業模式還不清晰。”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指出，疫情期間5G的豐富應用也只是其初露鋒芒，4K/8K超高清視頻、VR/AR、智能網聯車、智能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等將是更大的舞臺。與面向人的電信連接不同，面向行業的各類數字化應用將在5G時代成為主流。目前，美國AT&T的非電信業務收入已達40%，韓國電信和日本軟銀公司的非電信收入也超過30%。

“目前，5G還未真正進入到與消費互聯網應用不同的階段，我們對之了解得并不夠。從歷史的經驗來看，3G誕生時，人們并未預見到會有智能手機和移動電子商務及社交應用；4G時代，共享經濟、掃碼支付與短視頻的火熱也出乎意料。移動通信的新業態是網絡與用戶達到一定規模后催生的，因此5G時代一定會出現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到的新應用，其更大的價值有待創新開發。”

作為設備商，當然是希望運營商盡早部署5G網絡，華為的觀點也就更為激進一些，華為中國運營商業務部副總裁楊濤認為，5G已經進入商業正循環，商業“飛輪”正在越轉越快。相比上一代技術，5G將會給我們帶來體驗變革、技術變革與社會管理變革。

但他同時也表示，To C是5G發展的基礎，To B才是5G發展的未來。楊濤預測，今年全球5G商用網絡將從2019年的60個增至170個，基站會從2019年的50萬個增長到150萬個，到今年年底，全球5G用戶預計將會從1000多萬增至2.5億。

“5G最大的機會在To B行業應用，擁有10.6萬億元國內市場空間。”華為給出的數據顯示。

不管是從運營商還是設備商角度，不難發現尋找5G商業模式是5G產業的最大痛點，To C市場潛力殆盡，To B市場的探索當下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在產業競合博弈之際，5G商業還不能說找到了成熟模式，而是邊走邊看，一邊建設一邊尋覓。

車聯網即是5G垂直行業較為成熟的場景之一，數據顯示，到2020年，全球C-V2X（基于蜂窩技術的車聯網通信）市場規模將突破6140億元，中國市場將達到2000億元。大唐移動戰略市場部總經理廖鐳鳴透露，大唐移動已在全國多地共同開展智能網聯應用，在廈門、杭州及重慶等地的國家級智能網聯汽車示范區以及V2X測試示范區，都廣泛部署了大唐移動C-V2X系列商用產品，包括路側單元（RSU）、車載單元（OBU）等，經過測試均穩定可靠。目前，大唐移動已具備完善的車聯網產業鏈，尤其在車載V2X終端、安全/高效交通管理、智能車輛感知、應用大數據等方面較為成熟。

5G+AIoT是另一個公認的潛力場景，5G時代數據量暴增，云端計算壓力陡增，迫切需要計算能力下沉到邊緣，企業客戶需要能夠靈活適配各種場景的智能終端。力維智聯和運營商合作，推出面向5G的Oasis系列智能硬件及“AIoT+行業”解決方案，產品通過AI定義場景、邊緣計算、多維感知融合，實現電信、政府、電力、工業等行業基礎設施設備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

業內常說，4G改變生活，5G改變社會，其實5G已于細微之處發生作用。在社區+AIoT+5G場景，力維智聯攜手深圳電信共同打造了深圳智慧社區試點項目，利用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對社區管理中的違規停車、井蓋異動等各類事件進行智能發現、寬窄聯動、閉環管理，實現社區管理的精細化和智能化提升。在新零售+AIoT+5G場景，力維智聯與浙江移動攜手打造了全省智慧營業廳項目，圍繞人、貨、場展開全方位分析，運用AIoT打造門店大腦，實現消費者洞察識別和精準服務。

不妨往好處想，5G的現在愈是有挑戰，未來愈具革命力。

5G新基建的蝴蝶效應

網絡的價值V=K×N2（K為價值系數，N為用戶數量）

一個網絡的價值等于該網絡內的節點數的平方，而且該網絡的價值與聯網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這是象征網絡價值與技術發展的梅特卡夫定律。

上述公式以計算機網絡先驅、3Com公司的創始人羅伯特·梅特卡夫的姓氏命名，于1993年提出，90年代至今，互聯網絡呈指數增長趨勢，向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進行廣泛的滲透和擴張，網絡聯接數量越多，它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就越大。

5G是新基建之首，是蝴蝶效應的技術奇點，其最大價值在于與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這些技術之間的互相補充，將補位商業應用的盲點，而這種融合本身以及與產業界的結合，必將是一個緩慢且長遠的過程。

當網絡聯接人的功能走向邊際，5G來臨萬物互聯，新周期已然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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