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兩個一百年的交會點上，改革與開放的比翼雙飛、耦合作用，必將為我國經濟注入最強的原動力。

“全面開放一般制造業，有序放開電信領域外資準入限制。”3月1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工信部部長肖亞慶的一番話，引發關注。

擴大開放、大幅度放寬內外資市場準入，深度融入國際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根基性命題。

這其中，如果說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是畫龍，有序放開電信業外資準入限制則是點睛。電信業既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領域，又是數字經濟和新基建的根基。有序放開電信業，預示著我國正在用更加開放的姿態構建新基建的發展方略，也是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應有之義。

近年來，我國在電信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已經成為5G網絡覆蓋度最大的國家之一。但在電信領域分工市場化程度日益深化的當下，有序開放國內電信，讓外資等企業分享中國日益渾厚的電信市場、數字經濟市場，也很有必要。

這不僅可以有效利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推進我國電信市場的快速、高效發展，還可借助我國深厚的電信市場根基，融入國際電信市場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用切實的開放姿態，身體力行公平地維護國際自由貿易。

當然，有序放開電信業外資準入限制，更多的是我國向世界展示“開放中國”的象征意義。如何做好其中的功課，無疑是當下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當前改革開放已經成為“共識”，但“共識”要想變成可信的“允諾”，還需要下更大的力氣。

以電信業為例，在傳統電信業務受到新興社交通訊公司沖擊的當下，目前三大運營商缺乏看得見的新利潤增長點。而隨著5G網絡的布局，三大運營商不得不大規模舉債擴展業務。

這很大程度源自市場準入壟斷保護帶來的企業惰性。畢竟，越來越多的新興企業正在蠶食運營商的傳統業務，而運營商卻無能為力的現狀，與運營商在體制機制上的不靈敏和市場敏感適應能力不足，不無關系。當此之時，發展電信業，唯有加快國企改革，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的轉變。

此外，也要允許各種形式的企業以股權為紐帶，實現真正意義的市場化混合所有制。這不僅有助于改善國企的高負債率，還有助于在體制機制上為國企注入活力，使國企真正成為市場化主體，從而掃除全面開放的障礙。

與此同時，電信業發展，也需要數字資產確權的制度性保障。當前處于新舊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以數字經濟為主的新基建，成為了經濟中最大的亮點之一。數字經濟不僅是一個發展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規范問題，又尤其是產權規范。

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驅動因素，就是產權的確權。唯有合乎公理的數字資產確權，以數字經濟為主的新基建才能行穩致遠。否則，數字經濟將面臨復雜的數字產權困境，即若擁有數字產權的市場主體，對底層數字資產缺乏控制權，也無法控制其質量。

為此，將數字資產層層剝筍到最底層的行為人和生物特征擁有者，將其產權確權給這些行為人和生物特征擁有者，并明確其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和最終索取權等權益邊界，數字經濟才能真正健康發展。否則，數字很難真正產權化，數字經濟始終祛除不掉去偽存真的困境。

總之，包括電信業有序放開準入限制在內的一系列開放政策，正在為市場主體提供海闊任魚躍的寬廣舞臺、助力“雙循環”；不斷深化的各領域改革，正在為開放注入可信允諾，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站在兩個一百年的交會點上，改革與開放的比翼雙飛、耦合作用，必將為我國經濟注入最強的原動力。

責任編輯：l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