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是指在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達到瓶頸狀態。

　　劉易斯拐點現象產生

　　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于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余。

　　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涌出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所謂“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即指勞動力供給曲線在既定工資水平下具有無限彈性。“既定工資”即是農業部門勞動力維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由于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吸收完，這個時候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

　　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

　　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我們面臨的“拐點”更多的是指 “初級勞動力”領域，相對應的，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中級勞動力”數量卻越來越不足（大學本科生以上的“高級勞動力”倒是在增加，但質量并不樂觀），這更加加劇了未來發展的風險。

　　劉易斯拐點真的要來了嗎？

　　今年以來，議論劉易斯拐點的人越來越多，種種跡象好像表明有這么個拐點已經來到了中國。劉易斯拐點在中國，究竟是既成事實，還是將要來臨，抑或是永不會來臨，引起不小的紛爭。同時，這也絕對不是“劉易斯拐點”這一發展經濟學中的專業術語，第一次成為坊間熱議的時髦詞了。。。。。。

　　中國可能早已進入劉易斯拐點 人口結構開始轉變

　　中國在幾年前很可能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其原因很明顯：首先，從需求面來看，過去20年來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并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將成千上萬的農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和工廠企業工作；其次，供給面也發生了巨大的人口結構轉變。

　　計劃生育政策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城市推行，到上世紀70年代末，計劃生育政策正式確定為“獨生子女”政策。

　　發改委專家：中國劉易斯拐點將在5-10年內出現

　　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但對于世界各國來說，如何進行危機之后的大調整成為必修課題。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院院長張燕生表示：在這一輪大調整中，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在于，在未來的五到十年，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也就是“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

　　長期以來，有一個被廣泛認可的事實：中國通過引進資金、技術，發揮低成本優勢，逐漸成長為世界制造業大國。

　　“關于‘劉易斯拐點’已經在中國出現的說法沒有根據，中國還沒有到勞動力全面短缺的時候。”5月29日舉行的首屆四川縣域經濟科學發展論壇上，曾連續7年參與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說。

　　從年初的“沿海用工荒”，到如今的豐田“罷工門”，韓俊向在場者展現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別樣視角。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仍是促進農民增收的主渠道

　　針對年初出現的沿海地區 “用工荒”等類似用工短缺狀況，有經濟學家指出，“用工荒”是一個用工供需的表層現象，更深層次還是印證了中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

　　什么是“劉易斯拐點”？專家解釋，這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現象，即由于農業人口眾多，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直到有一天，工業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勞動力都吸納干凈了，如果再想繼續吸納剩余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勞動力成本，這個臨界點就叫做“劉易斯轉折點”。

　　“拐點”是否真的已經出現？韓俊認為，這種說法沒有根據、也不合適。他給出一個數字：去年工資性收入仍占農民收入的4成以上，而國家各類補貼的比重仍僅為3%左右。因此，提高農村轉移就業，仍是增收的主渠道。他透露，“十二五”期間，盡管全國新增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規模將有所下降，但將達到2000萬人以上。

　　不過韓俊認為，在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中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二是提高農民工就業技能。韓俊認為，“十二五”期間要著力研究的一項政策，是加快普及高中教育，尤其是中等職業教育。

　　中國不僅有城鄉二元結構，還有“新三元結構”

　　過去幾年，致力于發展縣域經濟的中國，城鄉差距卻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演講中，多位專家從不同角度證實了這一判斷。

　　縮小城鎮差距的做法之一，是擴大城鎮化率。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大約為46%左右，大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城鎮化率提升的過程，是農民向市民轉型的過程。但徹底轉型，不僅僅是取消農村戶口，而是解決他們的市民待遇。

　　“現在，中國不僅有城鄉二元結構，還有‘新三元結構’：農民、農民工、市民。”在韓俊看來，要消除結構藩籬，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很多，但越晚解決問題越大。針對中央提出的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農民工落戶門檻，韓俊認為，發展縣域經濟和小城鎮是實現農民向市民轉型的最重要平臺。他建議進一步擴大縣域和小城鎮經濟管理權限，依靠政策放活來激發這一區域產業發展活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應把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保留下來，讓農民在城鄉間進退有據

　　農民工徹底退出將需要30到50年時間——在談到創新農業經營方式時，韓俊作了一個預測。

　　韓俊注意到，有些地方在統籌城鄉中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也“統”沒了。

　　韓俊認為，從中國現狀看，家庭經營仍是基礎，而規模化經營更應強調“適度”。他進一步給出理由：雖然中國糧食連續6年豐收，糧食的形勢也處于供求基本平衡、庫存非常充足、糧價基本穩定的狀態，但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因為這種平衡是一種緊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因此，中國實施兩個最嚴格的制度：一個是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另一個是最嚴格的集約節約用地制度。在此背景下，韓俊認為，土地制度創新的路徑和方向，應該是把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保留下來，農地農有，收入共享；農地農用，城鄉收益共享。

　　“可以通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來逐步使農村建設用地市場化，但宅基地的所有權和由此帶來的利益必須留給農民。”韓俊說，即使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也要“讓農民在城鄉間進退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