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中芯國際的員工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說道，“公司內部一定要高度團結，不團結，不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

　　一天前，中芯國際股東也收到一封信。信中表達了類似的主張，同時強調，將保持公司現有的獨立性、國際化發展的路線不變。

　　兩封信均來自中芯國際新任董事長張文義。現年64歲的張曾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大型國企彩虹集團、華虹集團董事長。半個多月前，他剛剛入選中芯 國際董事會。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控制權爭奪中，張成為博弈雙方都能接受的“妥協”，半個月內，從董事、執行董事一路升至董事長、代理CEO，瞬間被推到輿論 的風口浪尖。

　　新官上任，張文義接連發出信函的用意只有一個：向外界釋放穩定信號，重新樹立內外對公司的信心。

　　然而此刻，注定將成為張文義職業生涯最為艱難的時候。在原任董事長江上舟突然辭世、原CEO王寧國辭職后，中芯國際面臨內憂外患。對內，大量中層技術骨干流失，人心不穩。

　　對外，客戶憂心忡忡，投資者用腳投票。僅在復牌的一周之內，中芯國際的股價下跌近20%，市值縮水近40億港元。

　　奠基者江上舟：病中苦心布局

　　如果不是因為老同學江上舟，張文義的這個七月本來可以過得輕松安逸。

　　張文義和江上舟，是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同學。江上舟的父親江一真，是中央蘇區創立閩西革命根據地老戰士，建國后歷任福建省長、河北省委書記、衛生 部長及代理農業部長。1963年初，江上舟隨父親來到北京，隨后考上清華大學的無線電系，后又攻讀信息專業碩士學位。在此期間，江與張熟識。

　　幾個月前，江上舟找到張文義，邀請他進入中芯國際董事會。此時的江上舟，身體已經抱恙。2002年，江罹患肺癌。2010年，癌癥復發，其身體 每況愈下。找到張文義時，江希望，張文義可以承襲他的意志，接替他成為中芯國際董事長，繼續支持現有管理層，完成他為中芯制定的發展戰略。

　　這種安排，一定程度上是為制衡大股東大唐電信。據江的一位部下回憶，在今年中芯國際引入新戰略投資者的問題上，大唐電信的舉動引起了江的警惕。當時，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投”)意欲注資中芯，計劃是投資3.5億美元。但這一計劃遭到了大唐電信的反對。

　　作為戰略投資人，大唐電信2008年以1.72億美元換取了中芯16.6%股份。由于買賣價格低，這筆交易在當年被戲稱為“古董”換“油條”。2010年，大唐電信增資1.02億美金，股權比例由此增持為19.14%，成為中芯國際最大股東。

　　中投投資計劃一旦成行，意味著中投將取代大唐電信成為中芯國際第一大股東。對此方案，大唐電信并不能接受。

　　“當時市場上已經有說法，說大唐電信因為業績問題要被央企整合。”上述人士說，“江董擔心，大唐電信會考慮自身利益加強對中芯國際的控制，甚至 將中芯納為己有，成為旗下子公司。所以一直以來，江董都在董事會和各方積極斡旋，平衡各方利益，將張文義推選進董事會是第一步。”

　　對江上舟來說，這種斡旋雖然辛苦，卻也游刃有余，這得益于他早年從政的背景。作為新中國第一批海歸，江上舟曾任海南省三亞市副市長、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管理局首任局長。2001年，江被調任成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

　　在擔任中芯國際董事長期間，江還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兼重大專項組組長、上海市經濟決策委員會委員、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長，在政界擁有廣泛的人脈資源。

　　上海市集成電路行業協會秘書長蔣守雷評價說，江是最早提出在上海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人，推進了半導體人才的引進，并主張設備材料國產化，對中國半導體產業有巨大貢獻，因此頗有聲望。

　　而在江上舟發小、著名天使投資人薛蠻子眼中，國字臉、頗具書卷氣的江則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很善良，是個性情中人，他討厭官場的那套潛規 則，但是又非常希望做事，對自己喜歡的事，常常投注非常大熱情。因為這種個性，江在政治上并不得意，我甚至認為他成為官員，是‘歷史的誤會’。”薛說。

　　從某種程度上看，正是這種理想主義，助燃了大唐倒戈的烈火。上述人士評價說，江一直希望在董事會內部達到一種“和諧的平衡”，為中芯的發展營造 一個好的環境，但是顯然在利益面前這種想法無法達成。甚至在江個人住院期間，有股東還跑到醫院，就張文義是否進入董事會的問題向江發難。

　　江的離去，使得董事會內部唯一能夠進行利益制衡的力量消失。在江病逝后的第三天，由于大股東的反對，由江上舟任命的公司CEO王寧國在股東大會上落選執行董事一職。

　　創始人張汝京：從艱難創業到黯然出局

　　中芯國際作為本土產業發展的標桿，卻因為外資身份無法享受到國家專項資金的補貼

　　這一過程當中，創始人張汝京想了很多變通的方法。

　　就在江上舟去世之際，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正在上海的另一角，瞄準方興未艾的LED產業，開創人生事業的第二春。江上舟去世后，張汝京給本報發來悼文。他在文中表示，對江的突然離去深感惋惜和遺憾。

　　據張汝京回憶，1998年前后，一批海外從事集成電路的華人專家與學者向當時的國家領導提出中國發展集成電路的建議，得到領導的積極回應與支 持。2000年，幾位專家進一步的安排了訪問團，開始探索當時較為先進的第一座8英寸廠應當建在哪一座城市。江上舟時任上海市經委常任副主任。在江的大力 邀請和努力之下，最終中芯國際落戶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

　　對張汝京來說，江有知遇之恩。但事實上，張汝京對江的情感遠比此復雜。2009年，由于與競爭對手臺積電的官司敗訴，中芯國際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作為創始人的張汝京黯然下臺，而當時，江上舟作為董事長，沒能改變這一局面。

　　在中國半導體業發展史上，2000年成立的中芯國際是最為特別的一家。當時，中國在半導體制造領域已經進行了兩次沖擊，由政府主導分別進行了 “908”、“909”兩項工程。但是，這兩項工程均以失敗而告終。中芯國際成立以后，迅速成為長三角地區半導體產業的龍頭，并成長為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 企業，由此帶動了一批本土設計公司的落戶，很快形成了集聚效應，使得中國半導體產業初具規模。

　　中芯國際創立之時，是一家典型的外資企業。公司注冊在開曼群島，作為對產業的支持，上海實業等國有資本也有參與投資。不過，在其10億美元投資 中，只有10%左右來自國有成分。這種安排有現實的考慮。由于西方一直對于半導體技術出口中國實行控制，因此當時如果選擇國有控股，半導體設備進口，技術 的出口許可證都將受阻。

　　在張汝京的規劃中，中芯國際的發展，是要學習西方先進經驗，按照市場經濟的模式進行的。因此，2004年中芯國際先后在紐約與香港兩地上市，成為一家公眾公司。

　　然而，半導體制造并不是一個容易玩轉的產業，對資金、技術和人才需求非常密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芯國際都不能實現盈利，導致股價長期處于低位狀態，融資能力受限。另一方面，中芯國際作為本土產業發展的標桿，卻因為外資身份無法享受到國家專項資金的補貼。

　　這一過程當中，創始人張汝京想了很多變通的方法。最典型的操作思路是與地方政府合作，利用地方政府發展產業的熱情和投入彌補公司資本投入的不 足。比如，在成都與當地政府合資建立工廠。在武漢，當地政府全資建立了當時最為先進的12英寸工廠，交由中芯國際“租賃經營”。利用這些方式，中芯國際在 全國進行了“菱形布局”，迅速完成了規模擴張。

　　但是，地方政府的變相補貼，仍然不能填補中芯對資本的渴求。與此同時，中芯國際股價的長期低迷使得早期投資人情緒悲觀，包括上海實業等在內的資本甚至萌生退意。在此情況下，急需持續輸血的中芯國際不得不將目光轉向國有資本。

　　據中芯國際一位高層透露，2008年，公司透過德意志銀行尋求戰略投資人，主要目標有兩家，一家是微電子行業國企中國電子CEC，另一家便是大 唐電信。由于大唐主營業務聚焦于通信行業，與芯片制造仍有差異，因此當時一致認為最好的戰略投資人應該是CEC。但在談判的關鍵時刻，時任CEC董事長職 務發生了變動，入股一事便被擱置。

　　最終，中芯國際最終選擇了大唐。大唐電信作為最大股東進入董事會，使得中芯國際純外資的身份發生了變化。